編者按：8月29日，《知識分子》刊發了一篇題爲《麻省理工們走過的彎路：在“產品市場”與“人才市場”之間》的文章。這篇文章，從標題到內容，都是AI生成——西湖大學理學院教授王鴻飛與Deepseek聊天之後，由Deepseek產出、修改，並覈查文章事實。

毫無疑問，這是一篇“人機共筆”的文章。實際上，《知識分子》此前刊發的幾篇專家觀點文章，部分內容也是“人機共筆”。那麼，“人機共筆”會不會成爲內容創作的主流方式？又會如何影響未來的知識生產路徑？

撰文｜徐賁（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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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以來，一個現象越來越引人注意：關於AI最敏銳、最前沿的討論——技術解讀、倫理反思、社會影響分析——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公衆號上，而非傳統學術期刊或書籍中。這不是偶然的分散，而是一種結構性的轉移。公衆號之所以成爲AI思想討論的主陣地，不是因爲運營者更懂流量，而是因爲它無意間契合了一個正在發生的歷史轉折：當AI改變了知識生產的方式，舊有的傳播體系正在失去對“什麼是合格知識”的定義權。公衆號的意義，因此可能超越“人人可以發文章”的層面，成爲人機共筆時代知識生產的思想出口——一種新的知識生產方式在舊制度之外爲自己開闢的生存空間。

三次解放

知識生產與傳播經歷過三次深刻的制度性解放。第一次是印刷術的普及，它使書籍大規模複製，知識從修道院走向世俗社會，瓦解了教會對知識傳播的壟斷——不是教會變弱，而是成本結構被改變。第二次是互聯網的興起，它打破了傳統媒體對發表渠道的壟斷——不是媒體做錯了什麼，而是發表門檻變得無限低。第三次是AI的介入。如果說互聯網解放的是“發表權”——讓每個人都能把文字放出來；那麼AI正在解放的是“生產能力”——讓每個人都能生產出以前只有少數人才寫得出的那種文本。一個擅長思考但不擅長表達的人，現在可以在AI輔助下將模糊的思考轉化爲清晰的論述。

三次解放的邏輯一脈相承：每一次都通過降低門檻，使知識生產向更廣泛的人羣開放。公衆號恰恰出現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解放的交匯處——它既是互聯網解放發表權的產物，又正在成爲AI解放生產力的試驗場。它不只是一個“內容平臺”，而是知識生產製度變遷的一個觀察窗口。然而，這個觀察窗口所映照出的，首先是新舊兩套體系之間深刻的制度性錯位。

制度性的錯位

這種錯位具體表現爲三個彼此關聯的問題：評價方式、出版速度和文章形態的不匹配。

評價方式的錯位。傳統出版建立在深層假設之上：知識生產是個人、線性、可事後驗證的。一篇論文以個人或少數人的名義提交，經同行評議確認符合規範後發表。這套制度的核心是“歸責”——一個人要爲文本承擔全部責任。AI的介入直接挑戰了這一假設。當一個作者使用AI進行文獻梳理、邏輯推演甚至論點博弈時，文本的“作者性”變得模糊。傳統評價指標——原創性、獨立性、可歸責性——是基於前AI時代模型建立的，沒有爲“人機協同”預留位置。於是出現了一個諷刺局面：最應討論AI的人——那些深度嵌入人機協作工作流的人——無法用傳統出版所期待的“純人工寫作”方式寫作關於AI的文章。這不是他們“選擇”了公衆號，而是傳統體系的評價模型將他們排除在外。

時間上的錯位。 AI技術變化以“周”甚至“天”爲單位，學術期刊的出版週期以“月”甚至“年”計。一篇關於最新模型的分析，等到發表時，對象可能已經過時。對於AI這一劇烈變動的領域，“即時反應”本身就是知識生產的一部分——許多洞見出現在技術發佈後的48小時，而非兩年後。

形態上的錯位。傳統論文要求完整框架、詳實綜述、嚴謹閉環。而關於AI人文意義的重要思考恰恰是“未完成的”——它們在探索中、在疑問中、在與AI的對話中生成。將這些鮮活思考硬塞進學術八股，不僅困難，而且損失太多。公衆號允許作者展示思考過程而非僅提供結論，允許“不成熟的及時思考”先於“成熟的遲到結論”出現。

評價模型不兼容、時間不同步、形態不匹配——共同構成傳統出版對AI類文章的“結構性排斥”。這不是惡意，而是制度慣性。

什麼是“共筆”

目前多數討論停留在“AI寫了多少”的技術層面。但量化思維遮蔽了更本質的問題：誰在承擔意義？需要區分三種人機關係。

第一種是機器代寫。AI負責選題、結構、論證、表達，人僅指示“寫一篇”。人退化爲指令發出者，AI承擔全部意義生產。這正是被平臺嚴厲打擊的“自動化內容生產”——產出的是“數字泔水”：量大、廉價、無營養。

第二種是人工編輯機器文本。AI生成初稿，人修改潤色。人從“創作者”變成“編輯者”，本質上仍是“後處理”，人未真正進入創作過程。

第三種是AI參與人的思考過程，這是真正的“共筆”——不是AI替人寫，也不是寫完後人來改，而是AI進入人的思維流中。例如，作者想論證“AI時代需重新理解判斷力”，在寫作中與AI多輪對話，AI提問：“你的論證是否假設了過往人類判斷力本身是可靠的？”這促使作者重新審視框架，提出更復雜的模型。此時AI生成的字數可能很少，但它參與了思考本身。這纔是最深刻的形式：人機邊界不再是“誰寫哪一段”，而是“意義如何共同生成”。

當AI承擔語言生成功能，人類作者的價值發生根本轉移——從“能寫出什麼”轉向“能提出什麼問題、做出什麼判斷、識別什麼有價值”。這指向“認知人格”：一個人獨特的判斷方式、思維風格和問題意識——根植於生命經驗、價值立場和智識直覺，不可能被AI取代。在純人工時代，認知人格通過文本呈現；在人機共筆時代，它成爲區分作者的核心依據——當AI能幫任何人生產“合格”文本時，稀缺的是不可複製的判斷力。

這就是公衆號可能成爲最重要的思想載體的原因。它不是一箇中性“容器”，而是一個可以持續積累和呈現認知人格的空間。一篇公衆號文章末尾有歷史文章列表、寫作脈絡、讀者互動，這些構成“人格證據鏈”。讀者可通過長期觀察判斷作者的判斷力是否可信。一本書可以僞裝人格，但持續運營的公衆號積累數百篇文章和數年互動，其信用難以僞造。未來的稀缺資源不是文字，而是可信的人格。

爲何是公衆號

傳統出版暫時無法容納人機共筆的AI文章，但這些文章不會消失，它們會尋找出口。公衆號成爲這個出口，不是因爲它完美，而是因爲它填補了一個制度空白。

核心區別在於審查機制。傳統出版採取事前審查——內容面世前經編輯審覈、同行評議，優點是質量可控，缺點是週期長、門檻高、對新事物包容度低。公衆號採取事後治理——內容先發布，發現問題再處理（刪除、限流、封號），優點是速度快、門檻低、允許試錯，缺點是質量參差不齊。對於AI文章，“事後治理”幾乎量身定做。AI發展之快，任何事前審查都無法跟上節奏。公衆號的“先發後審”模式，允許文章第一時間與讀者見面，讓思想市場檢驗其價值——好的被傳播，差的被忽略。這並非沒有審查，而是治理邏輯是“不要濫用”而非“不準發表”，它允許AI文章以“人機共筆”形態存在，只要創作主體性屬於人類。

公衆號的另一特性是非正式性：文章可隨時修改、發更正聲明、在評論區辯論、後續修正。這些在傳統出版中不可想象。這種非正式性在傳統體系中被視爲缺陷，但對快速演進的AI領域，它恰恰是寶貴品質——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可以快速提出假設、快速接受反駁、快速修正觀點的“思想實驗室”，而非“思想陳列館”。評論區更是被低估的制度創新：傳統讀者反饋以“月”或“年”計，而公衆號評論區幾小時內就能形成小型學術辯論。這種速度使思想討論具有活力和自校正能力，傳統出版物難以比擬。

公號正在被重塑

如果人機共筆成爲公衆號的主流生產方式，它將深刻改變公衆號的內容生態。最直接的變化，是質量差距進一步拉大。對於尾部創作者——缺乏獨立思考、完全依賴AI者——AI反而會使其作品更容易暴露空洞，並更容易被識別和治理；對於頭部創作者——擁有深厚專業背景和清晰認知人格者——AI則會成爲認知放大器，使他們能夠以更高效率生產更有深度的內容。由此，內容質量分佈可能從傳統的金字塔型，逐漸趨向沙漏型：頭部繼續上升，尾部加速淘汰，中間層則發生明顯分化。

更深刻的變化，是作者價值的重新定義。當AI幾乎可以生產任何風格的文本，“會寫”本身將越來越不構成稀缺能力。真正難以替代的，是作者的判斷力、問題意識、審美與品味，以及從真實經驗中提煉獨特洞察、進行取捨和賦形的能力。真正難以代替的，是作品的現實性、哲理深度、提問題的獨特、有趣、新鮮角度。所有這些構成了作品的思想質量和品質，如果人機共筆能幫助實現這樣的作品，又爲什麼不能從善如流呢？

這些都將重新定義什麼是人機共筆時代要建立的“作者信用”——不管有沒有AI的參與，不管是發表於頂級學術刊物，還是普通的公衆號——同一作者的衆多作品都是同一個品牌，同樣高品質，同樣有深度，有新意，不同凡響，有AI參與，不但不會受損，甚至更有提升。作者用自己形式多樣的作品，證明自己爲什麼值得被閱讀、被相信。他的信用因此不再只是“純手工”的附加價值，而是在數十年間，持之以恆的內容生產過程中，長期積累的最重要的無形資產。

公衆號，當然不是所有的公衆號，可能爲這種信用的形成和驗證提供一個新的空間。一個作者的判斷和思想質量是否可靠，需要在持續寫作中接受時間和讀者的檢驗。未來，公衆號的競爭可能因此從“誰能生產更多內容”轉向“誰能持續證明自己的判斷值得信任”。與此同時，平臺治理也需要從簡單的內容篩選走向更精細的身份與生產方式標識：人機共筆的程度、作者長期的內容表現以及內容的生成方式，都可能成爲新的透明化維度。平臺因而不再只是內容的“守門人”，也應逐漸成爲維護信息透明、辨識作者信用、幫助讀者形成穩定判斷的公共基礎設施。

在泥沙俱下中爲思想保留道路

學術與知識傳播常徘徊於兩種迷思：一種是相信只有建立足夠純潔的制度後，有價值的思想才值得進入公共空間；另一種是因現實充滿商業與流量，便退守書齋，將沉默誤認爲高貴。批評公衆號商業化、算法化當然有道理，但如果因此斷定這些媒介不可能承載嚴肅思想，便落入“完美主義陷阱”——把思想命運寄託於不存在的理想制度。

歷史從不如此發展。蘇格拉底在街頭講學，宗教改革思想通過簡陋小冊子傳播，十九世紀重要文學作品發表於商業報紙副刊，二十世紀許多思想最初出現在發行有限的小刊物。媒介從不純潔，但文明真正的關鍵不是容器完美，而是始終有人堅持把值得思考的問題說出來。對當下而言，公衆號即便帶着商業平臺的一切侷限，它仍提供了一種現實可能：它以極低門檻、幾乎完全自主的方式，讓普通寫作者將思想送達公共空間。這更接近於歷史上同人刊物、小型出版社所承擔的功能。那些寫作者知道刊物可能無人問津、隨時消失，但他們堅持寫作，因爲他們相信思想不能等待更好的時代纔開始說話。

真正不追逐流量、不迎合算法、明知朝生暮死仍持續寫作的人，並未成爲商業平臺的附庸；相反，他們完成了反向利用——平臺希望獲取注意力，他們把它還原爲數字印刷機；算法希望製造情緒，他們藉助它保存緩慢思考。媒介沒有改變，人改變了媒介的用途。這就是行動哲學的原則：決定工具價值的，首先是行動者準備藉助它完成什麼。

這種現實主義不等於妥協，而是拒絕把理想主義變成不行動的藉口。文明能延續，依靠的是在不完美中持續行動。真正的智性突圍，從來不是尋找一塊絕對潔淨的土地，而是在現實的一切限制中，爲思想保留通向未來的道路。

思想總會爲自己尋找出口

公衆號誕生之初的宣言“再小的個體，也有自己的品牌”，代表了互聯網早期的表達精神。但在AI重塑知識生產方式的今天，公衆號的意義正在發生更深層變化。如果仍將其理解爲“個人表達平臺”，則人機共筆似乎只是內容數量的增加。但這低估了變化——AI的衝擊不在於讓寫作更容易，而在於改變了思想產生、傳播和評價的整個過程。

每一次知識生產方式變革，都需要一個新空間來容納尚未成熟的思想。印刷術之後是書籍，互聯網之後是博客和論壇，而AI時代，人機協同的新知識形態同樣需要一個能承載實驗、討論和迭代的場域。公衆號正處在這一歷史位置——它未必是最終形態，但它提供了傳統出版暫時無法完全提供的功能：讓未完成的思想進入公共討論，讓正在形成的問題獲得表達，讓作者展示思考過程而非僅最終文本。

未來知識生產可能形成新路徑：思想先在開放的討論空間中萌發，經過回應、修正、再思考，逐漸成形；經過時間檢驗後，其中具有長期價值的思想進入書籍等更穩定的體系。書籍仍承擔整理、深化和保存文明記憶的功能，但它不必永遠是思想誕生的第一現場。開放平臺負責思想的萌發與演化，出版體系負責沉澱與傳承。

更重要的是，公衆號可能成爲AI時代作者信用形成的新空間。傳統身份通過機構認證建立，但在人機共筆時代，孤立文本難以判斷作者。真正的問題不再是“這篇文章是誰寫的”，而是“這個人的判斷是否值得信任”。一個作者長期公開展示思考過程——如何提問、如何使用AI、如何面對質疑、如何修正觀點——其實是在建立一種新的公共信用。這種持續的思想記錄，比一次性文本評價更能呈現認知品質。

當然，這不意味着公衆號可以替代傳統出版，也不意味着所有網絡寫作都有思想價值。恰恰相反，AI降低文字生產門檻後，真正稀缺的是判斷力。未來最大的差異，不是人與機器誰生成更多文字，而是誰提出更重要的問題、作出更可靠的判斷、承擔判斷的責任。

這是人機共筆時代最根本的問題：當機器參與寫作，人還剩下什麼？答案不在於是否堅持不用機器，而在於人機共作時是否保持思想主導權。AI可以生成語言，卻無法替代一個人爲何關注某個問題；可以組織論證，卻無法決定什麼價值值得堅持；可以模擬經驗，卻無法擁有生命在時間中形成的責任感和意義感。真正屬於人的創造，不是文字本身，而是隱藏在文字背後的選擇、判斷和承擔。

如果一個人只向AI發出指令，讓AI決定寫什麼、如何寫、爲何寫，那麼即使發佈文本，人的存在也已降爲操作性的存在。但如果保持問題意識、價值判斷，並把AI作爲拓展思考邊界的夥伴，那麼AI能力越強，人類思想的獨特性反而越清晰。當機器承擔越來越多語言勞動後，人類纔有可能回到更根本的位置：決定什麼值得被表達、什麼值得被相信、什麼值得被保存。

因此，公衆號在人機共筆時代的意義，不是爲AI生成的文章提供出口，而是爲一種新的思想生產方式提供一個尚未成熟，但真實存在的出口。它允許作者公開面對自己的工具，不必假裝仍處純人工寫作的過去；它允許社會討論人機如何共同創造，而非簡單爭論機器是否應進入創造領域。每一次文明轉型，都需要一個過渡性空間——既連接舊制度，又孕育新秩序；既保存過去，又試探未來。公衆號今天所處的位置，也許正是這樣一個空間。它不是終點，也未必是答案。但在知識生產方式被重新定義的時代，它爲思想提供了一處暫時的棲身之地——讓新的問題出現，讓新的方法嘗試，讓人類重新理解自己在智能時代的位置。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機器寫出多少文字，而是在機器越來越善於表達後，人類是否仍願承擔思想者的責任。而思想，總會爲自己尋找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