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李想俁

對於許多以學術爲職業的人來說，讀博、留校、評職稱、做科研，似乎是一條自然延伸的人生軌跡。但當這條路越走越遠，有些人開始意識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或許並不只是一份學術身份。

離開，並不總意味着放棄。有人走出實驗室，進入更直接的產業與創新現場；有人離開高校講臺，將多年積累的知識和教育經驗帶到新的行業；也有人走向國際舞臺，在學術之外重新尋找專業能力的價值。

《離開的勇氣：在象牙塔外重新定義自我》收錄了18位學術轉型者的真實經歷。他們離開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人是不再滿足於“爲科研而科研”，有人在穩定與可能性之間反覆權衡，也有人只是想看看象牙塔之外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

這些故事並不提供一條統一的“轉型路徑”。相反，它們呈現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如何在職業選擇、家庭期待、現實壓力和內心興趣之間反覆尋找平衡。離開熟悉的軌道之後，他們並沒有丟掉此前的積累，而是在新的環境中重新理解知識、能力與自我價值。象牙塔或許不是終點站。對於一些人而言，它更像是一段漫長的準備期，準備回答離開高校的“標準路徑”後，想成爲怎樣的人？

我們從書中選取了三位學術轉型者的故事。他們的路徑恰好形成了三種不同的“離開”：原本是工科高校講師的薛恆瀟，深耕自媒體成爲百萬粉絲的科普博主，把專業知識帶向公衆；樊增從211大學助理教授離職後，創建留學機構，把教學能力帶向行業；黃志瑾放棄了副研究員職位，把學術訓練帶向國際舞臺，“換軌”成爲國際仲裁官。這是他們對知識價值實現方式的重新選擇。

薛恆瀟：在情緒流量時代尋找真價值

薛恆瀟，科技產業領域頭部IP，全網粉絲400w+。

2023.11至今上海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

2018.07—2023.11 長安大學，講師

2013.09—2018.07 哈爾濱工業大學交通學院，工學博士

2011.09—2013.07 哈爾濱工業大學交通學院，工學碩士

2007.09—2011.07 哈爾濱工業大學交通學院，工學學士

01 "除了學習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

我老家是黑龍江鶴崗的。當時選擇哈爾濱工業大學，是想不要離家太遠。現在離當初那個初心已經越來越遠，跑到上海了。我在上大學之前連哈爾濱都沒去過，最遠去過我們鶴崗隔壁的佳木斯。

當時其實也不懂，就是瞎報的，那時候在老家能看到的最賺錢的工作除了採煤採礦的，就是修橋修路的。另外也覺得未來修橋修路有發展，就只能看到這些，所以就選路橋專業了。本科讀下來，都沒出過學校，就繼續讀碩士、讀博士這麼念下去。

前兩天我回我的高中母校去資助幾個學生，跟當年我的英語老師，現在是副校長，聊了一會兒。我說我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感受，就是像我這種小鎮做題家，除了做題以外其他什麼都不知道，但是人生這條路，其實除了學習還有很多其他的內容、其他的選擇。我當時爲什麼要一直讀到博士呢？其實很大的原因是除了學習我不知道還能做什麼，應該說只會學習。碩士和博士階段學的也是工程專業，慣性很強。

作者邱繼良(左)與薛恆瀟

02 "我希望可以真的創造一些價值"

博士畢業時，我當時就是想去大學當老師，差不多也是延續學術慣性。當時沒想這麼多，只希望可以按部就班地繼續發展下去。

2018年入職長安大學時，當時我就想一個問題，以後人生到底得怎麼過啊？看到我們學校那些四五十歲的教授生活，想了想這是不是我以後想過的生活，我覺得有點勉強。我覺得我們這個行業某些領域裏的科研就是爲科研而科研，爲發論文而發論文。比如有老師研究把夏天喫完的小龍蝦殼磨成粉，加到瀝青裏邊，改善路面的性能，我就在想這種研究有意義嗎？

除了養家餬口或者生活以外，其實我也有自己的人生追求，我希望可以真的創造一些價值。我剛剛當老師的時候印象很深，就是我教的那門課——“行業前沿新科技”，用的教材和十年前我上大學的時候學的教材一模一樣。我就覺得會缺少價值感。每次開學術會議的時候，我其實非常頭疼，後來我也不太願意聽。感覺好像就是爲了講而講，爲了聚一聚，喝頓酒。

學生都是好孩子，他們的學習能力比較強，能考進長安大學，也是比較優秀的學生了。但是我在給他們上課的時候，心裏邊也會反覆問一個問題，我教的這個東西是希望讓他們畢業之後有一技傍身，你說有沒有用呢？肯定也是有點用。但是你要說這個東西真的能夠滿足我心中對大學的那個期許嗎？我覺得有點難。所以自己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感覺有點割裂，就開始想着要乾點別的活，或者做點兼職。

03 自媒體世界的探索與突破

我進大學當老師不久就開始嘗試做自媒體，剛開始的時候不會做，屬於瞎折騰。當時做的是抖音，2018年抖音剛剛起步。當時不會做，做了一年才4000多個粉絲。也不知道該講什麼東西。以今天的角度來看的話，當時完全就是非常小兒科的做法。當時就講科普，但是也沒有想好該往哪個方向去講科普，當時的內容生態也沒有像今天那麼發達，更多的還是變裝，拍一些搞笑段子。

2020年初的時候，大家都比較關注*疫*情，有些東西我正好能講，比如說修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時候，怎麼能快速修這個板房？這是我的專業，我就開始講這些，很快就上了軌道，大家發現我講得挺好的，我也就知道該往哪個方向去講了，也知道這個內容該怎麼講了。我記得半年就漲了100多萬粉絲，當時還是兼職。

2023年，當時我認爲，從大學老師的角度來看，做科普這件事，算不算自己的本職工作呢？其實也算的。我專門查閱過大學老師的社會責任、社會義務，就是有向全社會普及科技前沿知識的義務的。但是我現在這樣屬於喫力不討好，學校也不認可，所以我就正式離職了。那時有幾百萬粉絲了。

當時的自媒體收入水平已經能夠支撐去我安心轉型。但是出來這件事還是需要挺大決心的。家人肯定不同意，我媽到現在還耿耿於懷。她是東北人，在我們家那邊，覺得一切都不如在體制內有一個鐵飯碗。他們就覺得做生意只能賺幾天，今天有了，明天就不行了。我媽找了一大堆當年多風光，後來破產的案例，一個一個給我講，說你看看這不都這樣嗎？

全職投入自媒體後，主要講大國重器方向，比如說飛船、LNG船、核反應堆等等。比如會講核反應堆是怎麼建起來的，一邊講一邊學，慢慢就會有粉絲，這些粉絲有的後來變成了我的智庫。比如有一次我講到空間站，就有中國科學院一位對口的朋友後臺聯繫我，說你那個地方說錯了，然後我說那請教一下怎麼回事，逐漸他們就成了我的智庫，我平時有不懂的問題就可以直接問他們。認識了很多朋友。

04 與外在的認可相比，向內求更重要

回顧自己的經歷，我其實沒有那種讓我覺得特別高光的時刻，張國榮演的那部《阿飛正傳》從頭到尾在講一個故事，就是他覺得自己像一隻沒有腳的鳥，生下來就要一直飛，我覺得講的就是我。

像粉絲數突破百萬這類標誌性節點，說實話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因爲我這個人比較向內求，內求就是好不好自己知道。但是經常會想一想小的時候過得有多苦，鞭策一下自己。

其實讀博的時候最爲艱難，經濟拮据，那時候是真的很難熬。博士是有工資的，但是沒多少錢，而且到了第五年的時候就斷掉了，只發前四年。到第五年的時候又開始在忙畢業論文，也沒有時間幫老師額外做一些項目賺錢。那段時間基本要跟家裏要，你要是十幾歲的時候跟家裏要錢交學費還算好，但20多歲快30歲，再跟家裏要錢，就覺得張不開嘴，而且那時候爸媽年齡也大了。

那段時間我媽心臟的心血管堵得很嚴重，北方這種情況很多。當時我爸媽都退休了，工資只有1000多塊。我媽就去工地上當監理，一個月掙1700，她身體又不好，經常在工地上犯病，有一天在幹活的時候，突然半邊身子不能動了，現在想想應該就是血管裏邊堵的那個東西衝下來堵住了，後來恢復了，撿了半條命。當時給我的壓力很大，要是說最難受的時候應該就是那段時間。

畢業工作後，賺錢了，第一個月賺了一萬。那時就覺得真不少。那時就覺得很開心，不至於說爲了錢那麼不體面。終於不需要跟父母要錢了，而且還能再給他們一點，感覺太好了。現在的話，可以冬天給我爸媽安排到海南，毫無壓力了。所以我有很深的感受，就是錢這個事，你說它重不重要呢？我覺得要看什麼階段。到了喫不上飯的時候，真的很重要。北方有句話叫“窮生奸計，富長良心”，錢確實會讓人從容很多。

如果時光能夠倒流，我肯定不會讀博士了，我覺得問100個創業的人，可能99個都會選擇不讀博士了。關鍵是培養的能力模型不一樣。讀博培養的是科研方面的能力，就是專精的能力，但是其實出來創業需要的能力是比較綜合的。如果重來，可能本科畢業就探索其他方向。當然這都是假設而已，時間是無法倒回去的。

05 世界的規則是靠勇敢的人走出來的

我覺得自己的發展運氣成分佔比很大。讓我給年輕人建議，我說實話，我特別不願意給年輕人提建議。不光是爹味，我覺得這個話說完之後如果有年輕人聽了，我反倒會覺得負擔很大。就像我小的時候，我覺得我走了很多彎路，其實都是聽了長輩的建議。

對於普通家庭的孩子來說，我確實覺得不用太聽自己爹媽的話，因爲說實話他們的水平也不見得高到哪裏去。就像我爸媽小的時候教我們要聽領導話，學會敬酒、迎來送往，這些東西說實話用處不大，但是它消耗了你很多精力。像我當時博士畢業的時候，我爸媽還專門留了20萬要給我找工作，說是託關係用的。我當時都30歲了，博士畢業還要託關係給我找工作呢。其實都是錯的。像我小的時候，我有些親戚特別喜歡給別人提建議，我們家那一撥孩子走的一些彎路，都是他給的建議害的。我覺得要多遵循自己的想法，多試一試。過來人的建議其實也過期了，像現在社會發展這麼快，過去的想法經驗怎麼能一直有用呢？

最近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我以前總覺得這個世界會有一些比較底層的規則。我在創業過程當中，想盡量去了解這個底層的規則應該是什麼樣，但是最近這個想法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我發現這個世界其實並沒有什麼規則，這個世界的規則就是勇敢的人先走出了一條路，後邊的人跟着走，走得越來越多了，最後他就成了社會的規則。所以這兩年我的內心發生了很重大的變化，就是我自己在不斷地去突破自己的一些邊界，我覺得我不再需要去看這個世界應該什麼樣，而是我想做成什麼樣？我想把這個世界改造成什麼樣？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可以聚集多少跟我一樣的人來做這個事？走的人越來越多的話，這個世界上就多了一條小路。

樊增：把選擇權握在自己手裏

樊增，上海某留學機構創始人（2020.07至今）

2013.06—2019.06 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助理教授

2008.09—2013.06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金融專業，博士

2006.09—2008.01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運籌學專業，碩士

2000.09—2004.06 北京理工大學應用數學專業，學士

01 求學路：從天津到北京到美國

我出生在天津，父母都是非常傳統的人，認爲“穩定”就是最好的選擇。我的很多同學大學都選擇留在天津，因爲天津是一個非常舒服的城市。但是我一直覺得，如果只待在自己熟悉的小圈子裏，可能永遠無法獲得更深刻的人生體驗，也很難有大的進步。

我那時候就想離開天津，最後選擇去了北京理工大學。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樣的選擇也許有些“叛逆”，但對我來說，這其實是一種對自我成長與突破的渴望——我想走出去，看看這個世界究竟有多大。

作者邱繼良(左)與樊增

選擇應用數學其實非常樸素和簡單。主要的原因是那個時候我最想報的專業“工業設計”在天津只錄取一個人，有一位藝術類考生，因爲種種加分政策的優勢，被成功錄取，我不得已選擇了數學。原因之一是在我那時的理解裏，大家都說“數學好”，可以進入很多行業，尤其是理工類的專業。因此，數學成了我的一個保險選項。最初的動機並不是那麼高遠，只是希望能在未來的職業道路上，通過數學這條看似最穩妥的道路助力未來的職業選擇。現在想想，其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走出舒適圈”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那時的選擇並不完全出於理性規劃，而更多的是衝動和直覺。所以在畢業前，在家人和朋友都希望我在北京找一份“安穩的工作”的時候，我決定去美國讀書。

然而，這條路並不是一開始就很明確的。最早也想過去英國或者加拿大，最後發現GMAT重邏輯理解、輕死記硬背，比較適合我，再加上本科有數學基礎，又想讀商科，最後決定申請美國的學校，於是申請了一所全球排名前50的學校，最後也如願被錄取。

碩士選擇運籌學，其實是一個非常理性且實際的決定。在商學院裏學習運籌學能夠幫我連接很多領域。我能接觸到更加貼近現實的知識，尤其是金融、宏觀經濟學等我非常感興趣的領域，它讓我能夠真正理解從抽象的理論到實際應用的轉變。在商學院，運籌學不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其模型還被用來幫助決策、優化資源配置、降低風險。這讓我感到非常興奮，因爲我第一次看到數學和現實世界之間的直接聯繫，這也是我決定留在商學院深造的一個重要原因。

文化適應是留學過程中很大的挑戰。剛開始，常常感到孤獨與陌生，幾乎沒有太多的社交活動，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讓我和周圍的同學難以真正建立聯繫。那段時間，我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待在宿舍裏，感到非常寂寞。即使是參加課堂討論，我也常常覺得自己和別人存在隔閡。

孤獨的情緒一度讓我產生了很多負面想法，甚至有過想要回國的衝動。沒有朋友、沒有熟悉的環境，再加上克利夫蘭寒冷且漫長的冬天，讓我感到非常不適應。但是，這種跳出舒適圈的所謂“不適感”，其實是一條必經之路，我漸漸意識到，孤獨可以幫助我更加清晰地直面內心。我開始嘗試與更多的人接觸，主動去與同學和教授溝通，逐漸適應了這種環境。

父母對我影響非常深。我的父親像是一座山，給我帶來很多安全感和支持。當我面臨選擇時，父親總是默默地支持我，我無論做什麼決定，他都會在背後給我打氣。母親更多給予我精神上的動力。每當我在困境中迷茫的時候，都能從母親那裏得到那種無條件的信任和支持。尤其是在讀博前，我曾有過很大的猶豫：我是否應該繼續讀博？還是應該去工作？母親給我寫了一封信，有一句非常簡單的話：“你想做什麼，就去做吧。”給了我很大的勇氣。在美國讀書，雖然有獎學金，但是也需要父母提供精神支持與物質支持。所以父母就是我的靠山和我的底氣。

當時選擇繼續讀博士，主要是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首先，我想要有一個教師身份，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能夠教授我所熱愛的領域，這也是我選擇繼續深造的一個重要動機。其次，從現實考量來看，商學院博士的就業和薪酬水平是相對不錯的。

對我來說，博士資格考試是博士生涯中最大的挑戰。我們系的資格考試一直非常嚴格，上一屆三進一，再上一屆四進零，這意味着通過資格考試的人非常少。如果資格考試沒有通過，只能拿到碩士學位，無法進行博士階段的深造。我記得當時自己也是帶着很大的壓力去面對這個考驗，每天的複習和備考都讓我身心俱疲，那種焦慮感真的很強烈。最終，我順利通過了資格考。

02 職業發展：以講臺爲橋，連接知識與未來

進入上海財經大學有一點機緣巧合。那年我參加了一場海外學術會議，這種會議通常會吸引國內的高校來美國招聘教師。因此既是國際學術會議，又是國內高校的專場招聘會，上財的招聘宣講讓我有了很大的興趣，既有國際化視野，又不缺乏溫暖的人情味。尤其當時上財會計學院的一位領導和我聊天，說我研究的領域與會計專業比較接近，於是，在那場宣講會之後，我把簡歷投到了上海財經大學的會計學院，經過面試後就順利拿到了offer。

首份教職對我來說，是圓夢。其實從小我就感覺到一位好老師對學生的影響。而且我的父母，心心念念希望我博士畢業當老師。走上講臺的那一刻，真的是心潮澎湃，尤其是能夠教授“公司金融”“財務管理”“稅務籌劃”這些課程。剛開始的時候很興奮，覺得自己終於能把那些看似枯燥的專業知識傳授給學生，看到他們逐漸明白複雜的概念，這種成就感是任何獎項都無法替代的。

在上財工作了六年後，最後離開的決定並非一蹴而就，有以下幾個原因。我一直非常熱愛教學，在上財還拿了一個青教賽的三等獎。但有一個現實問題，是科研的壓力。雖然教學給我帶來了即時的成就感，但科研的壓力和長週期的積累讓我逐漸感到不滿足。作爲一名教師，教學的任務和科研的壓力往往是同時的。科研的週期長、反饋慢，很多時候我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撰寫論文、參與研究項目，但成果往往在很長時間後纔會顯現，這種不確定性讓我感到焦慮。每當我看到學生們因爲我的課程得到提升或者完成項目後獲得了滿足感，我才能真正感受到工作帶給我的價值。

於是我就開始反思科研和教學的區別。科研帶來的困擾和壓力，與我對教學的熱愛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我開始感到，雖然科研很重要，但它並不是能夠爲自己未來職業發展提供最大的滿足感的部分，而教學則是更加符合我的興趣和長期追求的工作。

第二個原因是現實壓力對職業選擇的影響，特別是經濟壓力。在上海，雖然像我這樣的海歸金融學博士收入不算低，但如果綜合房貸壓力，這個收入就顯得捉襟見肘了，房貸和日常生活開銷，給我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而且作爲教師，收入增長的空間並不像其他行業那麼快，這種壓力讓我在某些時刻反思自己是否需要轉型，是否該追求更高的職業成就。尤其是我的博士同學，他們一部分留在了美國華爾街的投行、基金公司，我也會思考，是不是可以和他們一樣，選擇另外一個職業賽道。但我也能感受到自己內心的掙扎：想當老師，也渴望有更多的正向反饋，希望自己的勞動能夠轉化爲成就感。這種拉扯常常讓我在“初心”與“現實”之間掙扎。雖然教學給我帶來了精神上的滿足，但科研的壓力與生活的重擔常常讓我在選擇時感到猶豫。

離開全職教學，我並沒有後悔。其實，那段時間我也有過糾結：是繼續留在這條相對安穩的職業道路上，還是去嘗試其他的挑戰？但最終，我還是決定去試試留學諮詢行業。這並不是說我對教學失去了興趣，而是我希望能在教學之外，找到一種新的成就感。這份成就感不僅僅來自課堂內的講授，更來自幫助更多學生實現他們的夢想，尤其是通過我自己的經歷和所學，幫助他們跨越學術和職業的障礙。

而且，我也意識到，離開並不意味着徹底放棄教學。雖然我不再全職在課堂上講授課程，但留學諮詢工作也讓我繼續參與到學生的成長過程中。每當我看到他們通過我的指導進入心儀的學校，或者在面臨職業困惑時獲得更清晰的方向時，我覺得自己仍然在用教育能力影響學生，只不過是換了一種方式和渠道。

03 教育與創業：把“講清楚”變成可複製的成功

從大學教師到留學機構創始人的轉折點很偶然，是從一個學生的求助開始的。一位本科學生找到我，問我能不能幫他看看出國申請的推薦信，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會是一個重要的契機。從背景梳理、選校分層到文書框架的逐輪修改，我一直陪伴他，直到他成功申請到香港大學會計專業的直博項目。本科直博商科的難度並不小，這次成功像一個提示音——如果我將專業能力、教學方法和實際經驗運用到留學諮詢行業，會更加貼近學生的需求。

我意識到，作爲一名教師，我的價值不僅僅侷限在課堂上，而是能夠幫助學生更好地規劃他們的未來，給予他們更多實踐中的指導。通過這種方式，我不只是“傳道授業解惑”，更是在助力學生實現他們的夢想。後來這位學生又把我介紹給了他的同學，他的同學又介紹給了同學的同學。

我把自己“教書”的方法論搬到了留學諮詢中。在教學中，我常常強調“基線評估”，通過一個系統化的方法去了解學生的現狀，而不僅僅看他們的成績單。我把這套方法運用到留學諮詢時，首先做基線評估，結合學生所上的課程的難度和分數分佈，因爲不同學校、不同專業同樣的排名和成績含金量差別很大，這一點很多學生並沒有意識到。而且我根據學生的背景和申請目標，把學校做分層，這不僅僅是爲了選擇學校，更多的是幫助學生樹立合理的期望。

家人一開始並不完全理解我的辭職與轉型。畢竟，從穩定的教職到創業，對於很多人來說，風險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我的父母，他們一開始覺得“穩定不香嗎”，爲什麼要去冒這個險？但我用了成本清單和現金流測算，告訴他們留學諮詢行業的固定成本低，可以小步快跑，並不會一開始就投入太多的資金。

04 把選擇權握在手裏

對於“碩士”還是“博士”的選擇，其實沒有標準答案。對於碩士學位，我個人認爲，如果家庭條件允許，還是傾向建議讀。現在很多行業，尤其是金融、諮詢等，學歷門檻與薪資水平密切相關。

至於博士學位，這個問題就複雜很多，我會非常慎重。首先，你要問自己：是否真的喜歡科研？科研不僅是長週期的沉澱，更是一個不確定性極高的過程，很多時候，你很難在短期內看到成果，這對那些急於看到成效的人來說是個挑戰。其次，博士的學業要求也非常高，特別是在“非升即走”的環境中，很多博士生會在畢業後面臨嚴峻的就業壓力。所以，選擇博士，必須問清楚自己是否能接受這樣的代價與挑戰。

我認爲教育的意義並不完全是給學生傳遞知識，而是培養他們快速學習與遷移的能力。現代社會對人才的要求，往往不是掌握某項簡單的技能，而是迅速學會並運用新知識。高校教職看重畢業院校的背景，行業求職看重的是你的履歷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某種程度上，大家看重的不是你學到了多少知識，而是你學得有多快。

這話聽起來有點不浪漫，但非常現實。學習的速度和遷移能力其實是個人綜合能力的體現。現在的社會變化很快，尤其是技術日新月異，擁有快速學習新事物的能力，纔是最有價值的能力。不在學校學會這些技能，未來的職業生涯就會更難走。

黃志瑾：一位國際仲裁官的‘換軌’人生

黃志瑾，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爭議解決業務（北亞）主任、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國際商會“一帶一路”委員會祕書（2021.07至今）

2007.09—2013.06 華東政法大學，博士

2007.07—2021.06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實習研究員、副研究員

2005.09—2007.06 武漢大學法學院，碩士

2001.09—2005.06 武漢大學法學院，學士

01 珞珈山下的啓蒙：自由、理想與平等的底色

當年選擇去武漢大學求學，主要有三方面因素。首先，我在高中時期就萌生了學習法學的想法；其次，是受到高中班主任張勤老師的影響，他對我說如果你有興趣去外地讀大學的話，我建議你讀武漢大學，那是珞珈山下的王牌軍；最後，填志願前夕我參加了在上海萬體館舉辦的高校招生諮詢會，跟武大的招生老師交流了一下，他的那份自信和風采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最後也是很幸運，在當年上海招生名額有限、法學院只招兩人的情況下被武大成功錄取。

黃志瑾

二十幾年前我們讀高中的時候，港片和刑偵片很火。剛好法學也是熱門專業，當然也和個人興趣有關，像我高考時三選一選的就是政治，本身就對國際政治這種制度性的東西感興趣，所以就比較早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學業方面，我讀大學的第一感覺，就是要褪去高中之前所學的所有知識，進入一個全新的知識領域，大學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教育環境。武大很早就開始進行通識教育。當時全校開放了170多門除本學院內容之外的公選課，配備了全校頂尖的老師。比如我選修了一門《黃帝內經》課程，老師會跟你講很多人類學方面的知識，那真的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再比如，我在大一時選修了一門管理學課程，每週五晚上上課，中午下了課喫完午飯就得去佔座，上課的老師是管理學院的院長譚立文，一個院長能夠給大一新生開這樣的課，我覺得武漢大學這點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後來建議很多人去讀綜合類大學，也是出於武大的經歷給我的美好回憶。塑造了整個三觀，那個年紀正是塑造三觀的重要時期。

武漢大學是一個非常自由的高校，給年輕人提供了探索世界的非常大的自由度和空間。在那個環境下人會變得更理想主義一些。所以我覺得武漢大學爲我的生命奠定了三重底色——自由、理想和平等。

02 學術道路的延伸：選擇王牌專業與在職讀博

選擇國際法，是因爲武漢大學的國際法是全國最好的。當時就想，既然留在母校讀，肯定就讀這個學校最好的。想法很簡單，也沒太多考慮實用性。當然當時也考慮過，比如說讀個經濟法、民法、刑法可能更好就業，但是覺得在這所學校讀一個非王牌專業，好像有點喫虧，就那種感覺。

碩士畢業前，當時我是在找工作的同時考的博士。我工作的地方，現在叫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當時還叫上海對外貿易學院，那時候碩士畢業一般是找不到高校教職的，所以我投的是這所學校一個與商務實驗室類似的崗位。儘管家裏人希望我早點工作，但是我主要的重心還是放在考博士這件事情上。

有一天我收到了上外貿老師的電話，他說我跟你確認一下，你是武漢大學畢業的，對吧？我說對的。然後他說你有沒有興趣來我們學校的學術期刊工作？去了之後我才知道那個崗位沒有公開招聘。當時領導跟人事處說他只收兩個學校的簡歷，一個是武漢大學學國際法的，一個就是北京大學的。這個學術期刊現在叫《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其前身叫《WTO動態與研究》，它需要一個國際法的碩士，就正好匹配到了我。我想，這個工作不脫離學術性，那是最好的安排，我就想要接受這個工作。

接着我又收到了華東政法大學的博士錄取通知書。我馬上聯繫了我的博士導師劉曉紅教授，徵求她的意見，如果她不同意我就不去工作，全職讀博士。我的導師不僅專業好，人也非常好，古話說“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我很幸運遇到了她這樣的人生導師。她說有工作爲什麼不去呢？你去吧。

在職讀博意味着需要同時平衡工作與學業，正好華東政法大學跟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離得非常近，我有課就騎個自行車，半個小時就能從古北路騎到萬航渡路。當時的課程也經常安排在晚上，反正多投入一些時間和精力，兩件事就同時進行了。

03 視野的飛躍：富布賴特學者的“換軌”之年

博士階段持續了5年多。中間我出國了一年，也到臺灣地區做過訪問學者。出國是作爲中美富布賴特學者，當時是教育部在全國遴選的，每年差不多有20人。

我感覺到到密西根大學待的一年，是改變人生的一年吧。那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離現在差不多15年。15年前的美國我覺得還是非常不一樣的。安娜堡那個地方比較小，我是跟一個清華大學同一年去留學的同學宋威合住的，租了一個美國房東的房子，大家在一個屋檐下共同生活了一年的時間。這段時間對人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從一個心智上沒有成年的人到一個心智上成年的人，而且是在異國他鄉，在自我認知方面，我也變得更加包容了。

在國內的時候對於外部世界的觀察都是通過一兩個窗口。比方說在本科的時候我做過一位來自耶魯大學的外教的助教，有一年時間，當時她是我看世界的窗口。因爲她想學中文，我想學英文，所以我們當時就每天交流。在去美國之前，我對於外國的瞭解是點狀的、零散的。

在美國的最後兩個月，我的感覺是醒來後不會覺得陌生，也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局外人。那段經歷起碼讓我覺得更容易和不同背景的人去交流，也就是換位思考的能力變強了。在我們租的房子裏，有很多朋友每週末來玩，房東也很歡迎我們的朋友過來，她的朋友週末也會來聚會。那個房子每到週末就特別熱鬧，有非常多元的文化交流。

04 從理論到實踐：博士論文與高校科研生涯

我的博士導師是國際私法領域的大專家，她最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國際仲裁，但我當時沒有跟隨她的腳步，而是更多受我工作單位的影響，我工作的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是主攻WTO這個領域的。在我讀大學的時候，我們的新生軍訓最後的結營儀式上提到了中國入世之後的願景與展望，對我們這代人還是有非常大的觸動。入世這個事情對我們這代人來講，就是中國改頭換面的另外一個起點。所以我還是做了跟WTO有關的研究方向。

最後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國有企業及國有投資者在境外投資當中的一些問題”。選擇這個話題，其實也是在美國受到的啓發。美國提倡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而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被認爲受到政府產業政策的影響和扶持，被認爲存在“不公平競爭”，美國因此提出了“競爭中立”的說法，在美國法學院，很多老師都在探討這個話題。後來我越研究越覺得產業政策並不是中國獨有的。換句話說，各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並不存在對錯之分，只能說有時或部分跟自由主義經濟的運行手法不一樣。

所以我當時就想做這樣的研究。法學需要跟實務緊密結合纔會充分體現學科價值。中國當時很多國有企業要“走出去”，這個過程從2008年開始，到2010年、2013年左右進入了比較成熟的階段。但是正好遭遇美國“競爭中立”理念的抨擊，面臨美國國家安全審查的挑戰。考慮到學術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我就選了這個話題，這其實是一個相對宏觀的話題，除了法學本身的研究外，還需要結合經濟學的原理。

獲得博士學位後，我就考慮過轉型。當時上外貿畢竟是一所市屬高校，而且我所在的崗位雖然叫作學報編輯，但是我的職稱走的是研究員序列，我們學報隸屬的單位是國際經貿研究所，有一批做科研的老師在裏面工作，我自己還是要求走研究員的這個崗，所以評職稱也是按照研究員在評，當時我已經基本上滿足了評副高的條件，所以計劃評完副高後再離職。之後我也作爲碩士生導師參與了教學工作。

就我個人的興趣來談，相比於教書，我更喜歡做科研，會有一定的學術成就感。我當時大概發表了40多篇文章，如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中國法學會的部級基金，這三項主要的基金我都拿到了。

寫文章我一般一次就能投中。因爲法學這個領域的研究，整個實務業務發展得特別快，需要看待前沿問題，要有對整個行業、社會發展大趨勢有較爲敏銳的直覺。我覺得我所有的這些工作都受益於我的這個優點吧，這個敏銳的視角是怎麼養成的呢？其實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我做學報的編輯，會有很多機會看大量的文章

05 轉身國際舞臺：擁抱ICC的新賽道與新挑戰

選擇離開高校並加入ICC，我是這樣想的：高校這條賽道，很多人都在走，“卷”法都是一樣的，或者說有固定格式，跟着“卷”就好了。但是ICC作爲新賽道，沒有人走過或者很少有人走過。

2021年，我師兄範銘超告訴我ICC開放崗位招聘的消息，沒想到很順利拿到了這個職位。因爲我的個人性格特質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責任心，一旦準備就要準備得非常充分，2021年7月1日正式入職。因爲是去一個比較好的平臺，學校還是比較開明和支持的，也感謝當時領導的支持。

剛開始的一年半壓力非常大。雖然在美國生活過，但沒有將英語作爲主要工作語言的經驗，當時還是有緊張情緒的。尤其我的這個工作級別還蠻高，負責亞洲區域，要直接向總部的祕書長彙報。比如當時每兩個禮拜就要跟他彙報一次。整個的工作環境、通信工具等都跟以前在學校不一樣，所以剛開始還是挺緊張的。

剛開始感覺大量的事務一下湧來。像我以前不用日曆提醒，腦子就能記住，來了ICC之後就不行了，每天至少有7～8個會議，每個人各有所需地來找你，剛開始是慌亂了一陣子。我除了中國國內事務之外，還要管理日本、韓國等國家的企業爭議事務，和當地的人員建立信任也需要一定時間。

以前老師的圈子更多是自己和自己的對話，但是在ICC的工作會讓我接觸到各色各樣的人，就會覺得以前的生活還是比較單一的。

06 高光時刻、低谷感悟與角色轉變

回顧成長曆程，我覺得高光時刻還是當我在武大做完法律援助，寫出梳理中國土地制度的文章，並在國際會議上發言的時刻。作爲一個大四學生，可以在那樣一個大會上發表演講，我認爲那個時候我最有成就感了。

職業生涯中最低谷的時候其實是在來到ICC之前的那段時間。在高校裏待的時間太久了，感覺生活一眼看到頭了，覺得未來我退休也是這個樣子，就有點不甘心。很多東西其實我們真正進入社會之後再去體會，感受是不一樣的。關於法律，我後來回想起來，覺得人不是一開始就創造出法律文本，而是理解了世界的發展規律後，把規律總結出來，用法律的方式來制定規則，約束底線。

在職業發展和人生關鍵選擇上，家人最重要的。他們很支持我，對我的每一步選擇都很支持。

高校整體來講，身體自由的時間比較多，但是心靈自由的時間比較少，總處在寫論文和完成課題的狀態之中。而到了ICC，身體上的自由比較少，但心靈的自由我覺得更多一些。例如我上兩個禮拜在休假，法國總部的理念就是休假期間完全不能打擾你的個人生活。

他們的工作方式是我以前沒有接觸過的，所以也是個很有趣的過程。

因爲我入職是7月份，處於歐洲暑期休假的狀態，總部並沒有太多壓力。但我就很緊張，覺得怎麼沒有人來聯繫我。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可能還是選法學這條道路，我是很滿意的。

從珞珈山到ICC，雖然中間有探索，但整體上的方向性和連續性還是“沒耽誤”的，而且學校的學習生活給了我很大的空間與提升，尤其是思想上，我覺得讀博士還是能培養一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