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程樂松：不要老問“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程樂松
撰文｜梁音
2026年9月，程樂松的新書《留白》正式出版。
程樂松是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主任、博雅特聘教授。過去兩年，他因在系裏的兩場畢業典禮致辭頻頻“出圈”，成爲社交媒體上“被年輕人追着聽”的學者。他說“精明算計出來的遠大前程和鏡花水月一樣，毫無價值”。他自稱“哲學牛馬”，反對“花蝴蝶”式的人生。
程樂松出生於江西德興市，在北京大學讀完本碩，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學系獲得哲學博士學位。2006年起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2011年起任教於北大。
《留白》並非一本“浪漫的隨筆”。這個提綱在程樂松心裏“憋”了十一年。以前，沒有多少人留意“有限”與“留白”；如今，很多人陷入到飛速發展的內卷與焦慮。這本通俗的哲學讀本恰逢其時地推到大衆面前。
《知識分子》與程樂松進行了一場對話。從“精英主義的解構”到“經驗帖裏的假象”，從“硅基生命的認知誤區”到“日常生活的具體解藥”，我們聊了聊在這個試圖用計算填滿一切的時代，個體如何找到心靈上有限的安然與自洽。
《知識分子》：《留白》這個書名聽起來很溫柔、很文藝，但您在自序裏說這本書一點都不"浪漫"，是"蓄謀已久、急就而成"的。這本書爲什麼要“憋”十幾年才寫出來？
程樂松：說起來有點尷尬。這十年對我的工作節奏來說，就是越來越快。你只要一放下，就會被別的東西佔據。直到最近，今年2月份，我把社科基金結項了。結項以後，手頭才稍微寬裕一點，纔開始有時間寫。
其實提綱早就有了。這個提綱是我十一年前寫的。很多人聽了都不信，覺得奇怪，爲什麼十一年前就在考慮這些問題？那時候，人們的心態里根本沒有"留白"這個概念，沒人想過要過有限的生活、找內心平衡；大家都在蓬勃向上，生怕錯過時代的紅利。
所以這本書對我來說，就是一個交代。因此，到開始決定下筆寫的時候，這個過程反而很快，但前面想的過程真的很長。每一篇最大的難度就是第一句話怎麼寫。
我也不想把它寫得太學術，事實上，大部分看起來最深刻的道理其實可以從日常找到，不需要太艱深的理論。我希望讓大家明白，絕大部分思考都是可以從日常開始的，沒那麼高的門檻。
《知識分子》：這些文章給人一種"掀起你的頭蓋骨"的既視感——這是您朋友讀完之後的原話。您自己覺得，這本書最讓讀者“意外”的一篇是哪一篇？
程樂松：首先，我必須澄清一下，這句話是想說明，我是嘗試用這本書把我日常的思考過程呈現出來，一個哲學工作者的腦回路是怎樣的。
應該是”精英的理想主義何以不可或缺”這一篇。這篇我寫得最猶豫，因爲這個時代是對“精英”討論是很多元的，很多人不僅反對別人的精英地位，也反對自己產生精英意識。這種反精英主義在我看來，其實來自對精英的誤解。
精英主義的底色是理想主義，不是社會權力或階層優勢。我書裏舉的都不是現在意義上的精英——海瑞、文天祥、譚嗣同，他們是以強烈的道德召喚承擔超越個體的責任。這種精英意識仍然不可或缺。善良和美好再脆弱，也應該有人去堅守。
如果大家都不講理想主義，反而會把自己的生活和價值綁在外面的標準上，失去內心的自洽和勇氣，這樣更容易被外部東西綁架。所以精英理想主義很重要，不是讓所有人去”改天換地"，而是提醒每個人，我們還需要一點理想主義。可以是追求美好，追求藝術，追求心靈滿足。
《知識分子》：您是怎麼把"留白"這樣一箇中國畫的概念，用來講普通人的生活？
程樂松：用一種具象化的方式理解中國人的思考。我們都看過山水畫。西方油畫是滿鋪的，不會有留白。但中國畫的留白，有着深刻的意涵。
第一點，它用視覺方式表現天高地遠、氣淡人渺——天地無窮寬闊，人在其中很渺小。這是一種自知。
第二點，着墨處是爲了彰顯空白。這些留白給我們想象的空間。墨有盡處，景觀仍在延伸。
所以你看到兩個東西：第一是對有限性的認可——我能看到的東西是有限的。第二是，正因爲有限，我們必須假設無限。這在面對日常無力感時特別重要，能幫我們與自身和解。因爲總有東西在你掌控範圍外，在你視野外。
你可以不知道那是什麼，但必須知道你不知道。我用這個概念，就是想用一種視覺、具體的方式，去表述那些對中國人精神生活有決定性作用的思考方式。
《知識分子》：您書裏說"確定性"有兩種——一種是排除偶然的"必然性"，一種是可以被計算的"規定性"。現在很多人的焦慮，是不是把這兩種搞混了？
程樂松：是的。我們在基礎教育中接受的，主要是基於物理和數學的精確計算思維。而且我們傾向於把自己作爲一個變量排除掉，只追求某種極致的精確性。
但日常生活的確定性，本質上是一種被設計出來的錯覺。我舉個例子。大學新生進校第一件事，往往是把所有學長學姐的經驗帖看一遍。然後問自己，什麼時候應該實習？什麼時候輔修？最後給自己的四年人生畫出了路數，每一步都計劃好。
但所有經驗帖都是騙人的——不是說寫的人有意騙你，而是每個個體的具體情境都不一樣。有三樣東西你完全控制不了：你自己的情緒和感知，他人，以及除了你和他人以外的所有外部環境。
比如說，你看到經驗帖說某老師課好上，就跑去選。但那老師這學期心情不好了呢？再比如，培養方案兩年後調整了呢？所以你的想法全是定量，自己都不認爲自己是個變量。實際上，你在感受過程中不斷跑偏，這完全控制不了。
我們拿着路書去過生活。就像出遊，說好今天要去5個景點。突然下雨了，你是不是還得淋雨走完？生活充滿不確定性。基於計算的確定性讓我們掉進了一個假象，把所有未來都設定爲必然發生。結果就是，在做事時很慌亂，因爲需要在那個點實現某件事，但事情又不在你控制範圍。結果出來了，你肯定是失落的。
《知識分子》：您說過“知其有限，方能知止；知止即知足”，道理說起來容易。很多年輕人說，我知道自己"有限"，但就是不知足。您怎麼回應？
程樂松：首先要定義"不知足"。如果是對生活品質、對時間和金錢的掌控度不滿，那這種需求很可能是被包裝過的慾望。慾望裏面包含了我們對怠惰的縱容，也包含了對生活不切實際的想法。
還有一種是精神層面的"不配得感"。比如覺得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每天在浪費生命。這裏有個關鍵問題：如果你認爲個體的價值必須是"改天換地"，那這本身就很奇怪。
我們大多數人知道，從統計學上講，就算自己的收入已經相對靠前了，但爲什麼體感上依然完全沒有優越感？因爲我們被困在兩個假象裏：一是隻看到自己階層的人生；二是被社交媒體放大的倖存者偏差。
現在有個很弔詭的現象，進大廠就必須得追求A8、A9。我最近才知道什麼是A8。以前一個進工廠的人，他不會想”我一定要當董事長"。他的想法是"先找穩定工作，好好過日子"。現在不是了。社交媒體把我們世俗意義上認爲最尖端的人描述成了日常。
我的建議是：你首先要理解這個不知足背後的機制，明白自己要付出什麼代價。如果明白以後還要不知足，那沒關係。但你不能既不知足又很難受。要麼很坦然地不知足，要麼就專注日常生活。
《知識分子》：您提到過外婆的一句話："凡人煩、人凡煩、煩凡人"。這和哲學的論證有什麼區別？
程樂松：外婆是經過長期生活積累後，對她來說一目瞭然的。但跟別人講時，你得完成論證。
外婆的意思很簡單：凡人和"煩"連在一起，你只要是人，就都煩。所有煩惱都是凡人的煩惱。這不高深，但表述出來就是釋然。我反正就是個普通人，當然煩。我不會不煩。對我來講，這就是和我生活相伴而生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會認爲自己有五根手指是很煩人嗎？不會。如果你認爲煩和煩事是共生關係，那理論上就像你和手指的關係。你不應該產生排斥。
所以外婆的表述是基於生命經驗的具象化。我們則需要去論證。經過規範化的論證，其實我們得到差不多的結論：這東西是必需品，你搞不掉。就像你不能說"我不呼吸了"。
說”我好煩喝水"就不喝，你會完蛋。同樣，如果認爲"每天呼吸很困擾我"，那就很難處理了。
《知識分子》：那虧欠感呢？爲什麼說它是認識自己的一條路徑？
程樂松：有限是事實描述，虧欠是感性描述。虧欠來自人對他者的依賴。這個他者有兩層面：一是"神性的他者"，比如上帝——這樣我們的生命價值可以繫於超越的存在。二是我們在羣體中。
特別在中國，我們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就是一個故事：人一出生就在血親結構裏，已經感受到了來自父母的毫無保留的關愛。這對我們生活是全方位的防護。
中國人虧欠父母和血親，西方人虧欠上帝。所以西方纔有個體的觀念——每個人對着上帝。中國人首先對着父母、祖宗。
爲什麼中國倫理教育強調"孝"而不是"慈"？因爲父母對子女的慈愛是本能，盡其所能自然會做。但孩子對父母的孝是有條件的、有限的。父母的照料是無條件的、無限的。這不是倫理和情感意義上的虧欠嗎？
虧欠和有限是一體兩面。虧欠講的是感性的，有限講的是事實。正因爲沒有人是孤絕的，我們從出生就已經在虧欠。但社羣意義上很容易平衡，因爲你也在成爲他人的生存背景板。在血親結構裏，這就是一種虧欠狀態。
《知識分子》：2026年5月，教宗發佈了人類歷史上第一份關於AI的通諭《偉大的人類》。很多AI公司都在請哲學家進入。您怎麼看古老學科與前沿AI議題的碰撞？
程樂松：AI其實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有趣的事情。人類之前的所有技術，我們都不會賦予它"思考能力"。但AI出現後，我們就產生了某種東西——我不知道這是一種幻覺，還是技術上真的實現了的能力，因爲我不是技術專家。但我們不自覺地開始把它看作一個Agent。當你用"Agent"這個詞時，你在理解上就自動聯繫到另一個詞——"主體性"。一旦這樣想，哲學好像就顯得有價值了。AI的特殊之處在於，哲學以一種很特殊的形式參與到了技術理念的最底層重新開發和定義中去。
進一步說，AI時代向哲學提出了很多新問題。何爲認識？何爲智能？人的本質是什麼？人之所以異於機器的根本是什麼？我們能否把人的生物性還原成某種可計算性？如果人的思維過程可以還原成可計算性，那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是否也可計算？人的情緒和感知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控的？這些都變成了這個時代向哲學提出的新問題。
《知識分子》：您曾說"我不在乎AI，只在乎孩子會不會被定義爲落後"。您到底在擔心什麼？
程樂松：每個父親、每個母親擔心的歸根結底是一樣的——我們真正擔心的是階層滑落。在我過往的幾十年人生中，我認爲自己多少有一定程度的進步，我能負責任地說，孩子生存的環境比我當年要好。但當社會競爭壓力變得越來越強，我們真正擔心的是孩子在多大程度上能適應這種競爭。他們被保護得很好，所以這不是因爲做過理論研究就會更通透。對我來講，這種競爭焦慮是一致的。
但我真正擔心的是什麼？我擔心社會競爭的標準變得越來越單一。比如說AI，它現在就變成了一個特別特別單一的標準。沒有哪個父母願意看到孩子在競爭意義上處於劣勢。
但話說回來，從根本意義上講，我是能接受孩子一事無成的。所謂一事無成，就是在整個社會評價的意義上，他沒有任何可取之處。只要他自己能夠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被這些標準牽扯，就可以了。即使全世界看起來他都是個失敗者，只要他自己不這樣覺得，只要他不傷害別人，那就足夠了。當然，他不可能不對我和他媽媽造成某種傷害，因爲我們終究還是俗人，會受到社會評價的影響。比如孩子考上北大，我也願意炫耀，這是人的虛榮心。但這都是其次的。
《知識分子》：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意義感缺失""虛無主義"。怎樣實現"有限中的安然"？
程樂松：最關鍵的一點：不要老問”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我的目標是什麼"。這些問題本身就很虛無。
其實，我怎麼可能把自己的當下生活描述成毫無意義？我現在就靠教書過活。我的核心價值就是養妻活兒。假設我不在了，我兒子就不活了嗎？他也得活。你怎麼能說生孩子、養孩子就沒價值呢？
如果我真要找意義，在宇宙中我們都是一粒塵埃。你幹嗎找那麼多意義？我覺得很多人說的"意義"，其實就是希望被看到，但不想被打擾。我不表演，但你得觀看我。這叫意義。
如果你一定要問這麼大的問題，我的建議是：第一，把關鍵詞定義清楚。什麼叫有意義？什麼叫虛無？第二，關注日常的具體事。不要關注那麼複雜的東西。
比如說，你是個喫貨。就關注有什麼好喫的。喫得舒服了，再研究爲什麼舒服。是調料？原料？技法？環境？你得說出點道理來。這不是爲了炫耀，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要對什麼都淺嘗輒止。
要有幾件事是真正用力的，不是走馬觀花。喫貨和美食博主的區別就在這裏。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中沒有幾個真正釘住的點，其實很難找到那個趣味。
我建議把問題聚焦一下，然後在日常生活裏有鍥而不捨的東西。這個鍥而不捨不等於沉溺，也不是說一輩子天天打遊戲。而是打遊戲的時候，你得知道背後是什麼——代碼怎麼寫的，遊戲怎麼設計的，在哪裏形成分叉口。你能琢磨到這個程度，就有意思了。
《知識分子》：有人說您身上極具“鬆弛感”，其實您自身也是有焦慮的。該如何平衡焦慮感？
程樂松：
其實我也焦慮，也內耗，生活也一地雞毛。只是我不沉溺於它。真正的焦慮來自不理解。不理解就會產生不甘心，進一步強化不理解。我們需要在理性上清晰地認識到問題，然後不讓價值判斷扭曲對事實的觀察。這樣才能找到一點點的鬆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