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1908年的約費（Abram Fedorovich Ioffe）。（圖片來源，見註釋2）

撰文 | 邸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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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離開聖彼得堡，對他個人來說，總歸是件好事。那個時候，俄國學術思發展所依賴的社會與政治環境越發動盪，拖延下去只會更糟。1911年，因政府在處理學生罷課方面的強硬立場，莫斯科大學和聖彼得堡大學的校長辭職，此後，莫斯科大學約三分之一的教職工也提交了辭呈，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列別捷夫（Pyotr Lebedev）。這一系列事件不僅重創了莫斯科的物理學界，對聖彼得堡同仁也有衝擊。當時，俄國物理化學學會物理部門[1]的一些年輕人，如約費、保羅（Paul Ehrenfest）、弗裏德曼（Alexander Friedmann）以及赫澤庫斯（ N. A. Gezekhus）均推動部門理事會抗議，對被迫離開的教授表示支持。有研究者認爲，此一事件也促使了保羅的離開。[2]

保羅在時，與年長他幾個月的約費關係最密，由於這份親近，保羅常戲稱他爲“親愛的叔叔”。如今“侄子”一去，“叔叔”便只能獨自扛起大旗。或許還真是因爲大幾個月的緣故，約費行事方面果然要穩重老道得多——他既不莽撞急躁，也不猶豫不決；既懂得忍耐妥協，也果敢堅毅，必要的時候能守住底線；他既有自己的主見，同時也懂得徵求別人的意見。最要緊的，他最知道怎麼做才能把事辦成，務實奮進的他似乎是上天賜予俄國物理界的禮物。

回過頭看，也許從他決定回國那一刻起，約費就想好了要重振俄國的物理。當時他剛在倫琴的指導下拿了德國的博士學位，在慕尼黑小待了一年，幾乎沒有什麼預兆，約費就決定要回國，永遠紮根在聖彼得堡了。

“六週前與您道別時，我本打算度假後返回慕尼黑繼續下一學期。但現在必須告知您，這個計劃無法實現了。在俄國短暫停留的時光讓我確信，當前我無權享受國外提供的優越條件......希望您能理解（這個決定對我而言並不輕鬆）並原諒我的選擇，更祈願您不會收回令我珍視的善意。”

收到信件的倫琴頗爲不滿，畢竟約費在5月份才受聘爲助理職位，這麼快就離職顯然違背常理，究竟發生了什麼？

從這份沒有確切日期，只留下草稿的信件中，我們姑且猜測：也許是因爲1905年俄國革命造成的社會混亂觸動了約費，促使他無法置身事外。起初，日俄戰爭的慘敗讓國人對政府的腐敗無能感到憤怒，接連的罷工、農民抗爭、暴動與恐怖襲擊促使尼古拉二世於1906年制定了俄帝國基本法，成立國家杜馬，實行多黨制。但這些退讓或者說是改革依然無法挽救危機，無法逆轉王朝覆滅的命運。布爾什維克之後常把這次革命當作1917年革命的先聲。

當然，約費在信裏向倫琴坦誠，自己絕不是打算成爲“政治活動家”，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作爲學者，他也不再會只想着自己的研究。[3]

然而，胸中有理想是一回事，回到現實中還得低頭做事，畢竟，他當時尚處於職業起步階段，首先要做的是站穩腳跟。秋天，他在母校聖彼得堡理工學院謀得了一份實驗室技術員的職位。

這所高校建校時間不長，其辦學藍本是柏林工業大學，設有機電、冶金、造船和經濟四個系。當時的院長、機電系物理教授斯科別爾欽（Vladimir V. Skobel’cyn）在完成德、法、瑞士的考察後創建了一個電工實驗室。斯科別利岑知道慕尼黑物理博士的含金量，於是將約費招到麾下，並給予其充分的研究自由，不僅幫他配備實驗設備，更支持他組建研究團隊。

但要獲得大學的任教資格，約費仍然需要取得俄國本土的碩士學位。在保羅的幫助下，約費在回國五年後通過了這個“令人憤怒”的考試，又花了兩年取得了碩士學位。直到回國七年後的1913年9月21日，他才被聘爲聖彼得堡大學的編外教師，同時成爲聖彼得堡理工學院的物理學特聘教授。事實上，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早在1911年就曾向他拋出過橄欖枝。

（圖片來源見註釋2）

圖說：1916年A.F.約費（A. F. Ioffe）研討會上的6位參與者合影（這張照片是卡皮察（P. L. Kapica）用自拍器拍攝的）。坐着的人從左到右依次是：P. L. 卡皮察（P. L. Kapica）、J. I. 弗倫克爾（J. I. Frenkel''）、N. N. 謝苗諾夫（N. N. Semenov）、K. F. 涅斯圖爾赫（K. F. Nesturch）、P. I. 盧基茨基（P. I. Lukitskij）、I. K. 玻爾（I. K. Bohr）、M. V. 米洛維多娃-基爾皮喬娃（M. V. Milovidova-Kirpiceva）；站着的人從左到右依次是：J. R. 斯米亞特-切爾內舍娃（J. R. Smiat-Cernyseva）、N. I. 多布朗拉沃夫（N. I. Dobronravov）、A. P. 尤先科（A. P. Jusčenko）、J. G. 多爾夫曼（J. G. Dorfman）；黑板旁的是A. F. 約費（A. F. Ioffe）。

也就是自保羅離開的1912年起，約費在理工學院擁有了自己的首批嫡傳弟子：卡皮察（Petr L. Kapica）與盧基爾斯基（Petr I. Lukirskij）。在第二年他可以在聖彼得堡大學教書時，又吸引了另一些學生，如弗倫克爾（Jakov I. Frenkel）[4]和謝苗諾夫（Nikolaj Semenov）投入其門下。謝苗諾夫後來回憶——

“1913年我懷着滿腔熱忱進入聖彼得堡大學，卻一度苦於課程沉悶，直到選修了33歲的約費講師開設的’物理學新問題’課程。那些關於現代物理學驚人發現的講解如此生動明晰，毫無矯飾做作，讓我瞬間明白：這就是我此生必須追隨的導師。”

1916年的春天，約費組織了一個研討班，把這些門徒集中起來，既深入探討現代物理學的外文文獻，也評議學員自己的原創工作。研討班通常在週四的晚上六點開始，大概有十幾名學生參加。此時的約費也許會不時想起保羅當年辦的研討會，只不過如今的參會者變成了更爲年輕的面孔。

與謝苗諾夫一樣，當時的弗倫克爾也在聖彼得堡大學讀書，但苦於學不到東西。那年 9月的某天，弗倫克爾抓住機會問約費，是否可以加入他的物理小組。之後，他便每週兩次，從大學跋涉去市郊外的理工學院參會。

爲何這個研討班會有如此的魔力？首批學員多爾夫曼[5]回憶當時的情形時寫道——

“這是我參加過的最非凡的學術活動。每次聚焦單一主題...報告結束後導師會精要總結…在指出論文缺陷與未解難題後，便引導我們探討可能的解決方案。在這些討論中，所有參與者都是平等的，約費從不向我們施壓，也不依仗自己的權威；他耐心地聽取所有反對意見和評論。研討會中始終瀰漫着一種友好、熱誠、深思的氛圍，由此形成了真正的科學集體，而它的靈感與靈魂就是約費。”

日後，他們不僅成了約費後來創辦的研究所的核心成員，更成長爲了蘇聯物理的中流砥柱，誕生了如卡皮察、謝苗諾夫這樣的諾獎得主。

01 約費的成功

約費常常被稱爲蘇聯近代物理之父，這無疑是一個崇高的稱謂。要配得上這一稱謂，也許得有幾個必要的條件：首先，出生要早，他做的工作是開拓性質的——要不在科學上開闢一個新的方向；要不他所在國家的學術尚在蠻荒時期，他屬於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那一代。其次，他本人在科學上要一流，如果是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那怎麼好意思用這個稱謂？第三，他不僅學術好，還得是一個卓越的管理者，如萊頓的昂內斯[6]、哥本哈根的玻爾、卡文迪許實驗室的盧瑟福，伯克利的勞倫斯[7]等等。很多研究者的學術可以很好，但由於秉性或者能力，並未兼有這個特質。第四，學生要多，學術上最好要推陳出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孔子之所以偉大，恐怕他那衆多的門徒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羅列的這些都是一般性的，具體到個別的時期和地區，還應該附加一些特殊的條件。比如在約費身處的蘇俄，社會極不穩定，戰爭、動亂、饑荒、疾病、政權更迭、大清洗，在如此的嚴酷環境下，要成爲“教父”，首先得活下來。如果早早死去、流亡或者流放，就只有嘆息了。

但所有這些恐怕都無法和一個具體的關鍵因素相比——約費和蘇維埃政權的“聯姻”。而要想“聯姻”，又得滿足一些條件，最要緊的是兩個，第一，雙方不能有宿怨，也不能有新仇，如果做不到喜歡，至少不能是相互討厭；第二，雙方得有意願幫助彼此達成心願，直白的說，得有某種“交易”。

我們先說這第一點，有沒有新仇舊怨。

當布爾什維克掌權時，約費不過37歲，屬於正當年。他是1918年底才當選通訊院士，一年半後才成爲正式院士。與那些比他還資深的“前朝遺老”相比，他接受新政權的心理負擔要小——他不像巴甫洛夫[8]那樣的諾獎得主，連列寧都要退讓三分，“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卻還可以整天地咒罵布爾什維克；他也不像奧登堡[9]和韋爾納茨基[10]那樣的立憲民主黨員，革命前還擔任過臨時政府的教育部長和副部長。

從他抗議沙皇政府解僱大學教授看，約費最看重的是教學和研究的自由，或者還有國家對科學研究的慷慨資助，而這些在沙皇時期均未能實現。在十月革命發生的時候，據說起初他也有點不明所以，以爲只是動盪政局中的一段插曲，他的立場轉變源自列寧被刺。其傳記作者康德寫道[11]——

“直到1918年暑假期間的一次克里米亞之行，才促使他對十月革命進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在那裏，他親眼目睹了在德國佔領者的保護下，試圖恢復資產階級政權的企圖。而決定性的事件是1918年8月底在莫斯科發生的列寧遇刺事件。約費隨後決定’永遠將自己的工作與蘇維埃土地聯繫在一起’，併爲未來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雖然沒有更多細節，如果約費真的存在某種“內心轉換”的話，看起來似乎也沒有很困難。他幾乎是很順暢地就擁抱了新的政權，贏得了蘇維埃的信任，被接納爲“自己人”。如果將所有知識分子的態度視作一個光譜，約費和巴甫洛夫就處於光譜的兩端。約費似乎從沒有過對新政府有過任何的“批評”，甚至他在某些場合下的公開讚揚還引發了同輩人的不滿，覺得他“虛僞”。[12]《俄國院士與革命：專業性與政治的結合》一書的作者薇拉評論道——

“在20世紀20年代，即使是那些更謹慎的院士——那些不像巴甫洛夫和維爾納茨基那樣急於表達反馬克思主義和反布爾什維克觀點的人——對新政權也幾乎沒有什麼同情心，並且沒有非常努力地去掩飾他們對布爾什維克政策的憤恨。正如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科學技術管理局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V.M. Sverdlov）在1927年他的《科學家和技術知識分子的普遍態度》備忘錄[13]中所寫，只有院士尼古拉·馬爾（Nikolai Marr）和阿布拉姆·約費可以被視爲接近布爾什維克。” 這裏提到的斯維爾德洛夫的備忘錄之後被轉交給黨的政治局，因此蘇維埃有理由相信，十月革命過去十年，約費是爲數不多的新政權的支持者。

說完了第一點，我們再來看，所謂的“交易”——雙方是否可以幫助彼此達成心願。

簡單地概括，約費的訴求是，政府要出錢支持科學，理想情況下由科學家來決定科研方向和題目；而政府的訴求是，要發展有利於提高軍事科技實力、有利於提高生產力的科學。交易達成的關鍵，在於雙方訴求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當然，這絕不是一場對等的交易，作爲聯姻關係中強勢的一方，蘇維埃政府可以不斷地提醒、施加壓力，敦促、監督約費替自己完成心願；如果完成的不好，甚至可以解除這段“不成功”的婚姻，並讓對方付出代價。

聰明的約費當然清楚政府的意圖，但他的做法也絕不是虛與委蛇，表面一套，背後一套。以他多年對西歐國家科學、技術、工業的觀察，布爾什維克對科學功用性的片面強調不言自明，但他卻不得不承認，這種片面在當時情境下具有其正確性與合理性。

一戰之前，俄國在經濟、工業和科學上對德國高度依賴，如機械和化學制品中俄國本土製造的不足一半；外國投資者、外國的技術主導了俄國的民用工業。1914年8月與德國的邊界關閉後，俄國工業陷入混亂，找不到或無法短期內生產出進口商品的替代品。但凡對這些狀況有所瞭解的，都必須承認發展應用科學和技術的緊迫性，科學不僅僅是關起門來的象牙塔，必須尋找與軍事和工業生產的聯繫。連科學院這樣一向“置身事外”的象牙塔，都在戰爭開始後放棄了其長達一個世紀的專注於純科學的傳統，成立了俄羅斯自然生產力研究委員會（KEPS），研究所有類型的國家資源，以服務軍事和工業。

此外，從國際上看，各國政府也已認識到科學技術對經濟發展、國家安全和國際聲望的重要性。德、英、美等國開始建立如威廉皇帝學會等國家資助的研究機構，並加大對高校的投入；工業界也有西門子、西屋電氣、通用電氣等企業建立的龐大實驗室支持研發。[14]因此，新上臺的蘇維埃，強調科學的功用性並不意外，況且其在很長時間內，都還未能擺脫內外交困的局面。

問題出在，或者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比較，最大區別在於蘇維埃自上而下意圖控制和計劃一切，這種控制和計劃可以深入到每一個毛孔，但這種巨型控制系統也有很多的問題，比如其運轉的效率低下，層層的命令，層層的審批，層層的彙報；而基層被剝奪了自我決斷的自由後不可避免地陷於懶散、缺乏競爭和活力；還有更要命的，一旦被封爲神明的長官（別忘了，長官也是人）做出想當然的誤判，這種錯誤常常會不加任何批判地傳導至系統全身，結果是一錯再錯，將錯就錯，一直錯到離譜，實在無法收場的時候，找個替罪羊頂罪完事。而不幸的是，這個替罪羊，絕不僅僅限於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也會包括那些“出身不好”的科學家、技術專家、工程師，他們通常被貼上“間諜”、“叛國”、“蓄意破壞”、“人民的敵人”等標籤，或流放，或監禁，或槍決。

在1928年莫斯科舉行的那場著名審判中，頓涅茨盆地沙赫特地區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被國家政治保衛局（OGPU）指控與舊企業主和外國勢力勾結，進行“破壞生產”和“反革命活動”，結果5人被處決，其他人被判處長期監禁。化學家伊帕季耶夫（Vladimir Nikolaevich Ipatieff）在其自傳中沉痛地說道：“可憐的工程師將爲未能完成一些愚蠢的任務付出沉重的代價，不僅會被解僱，還可能在法庭上受審。如果他以完全真誠的態度提出一些修改計劃的建議，但他的建議，哎呀，不幸失敗了，照樣會被處理。”

科學，作爲整個蘇維埃巨型系統的一部分，當然也要接受被計劃和控制的命運，而約費將不得不在這個約束條件下將他自身的理解、從西方國家考察來的經驗，削足適履，融入到這個模子中。

02 在殘破中恢復

當然，在蘇維埃剛成立時，政權尚不穩固，還面臨着國內外的反對力量，加之一戰、內戰以及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國家強制性地從農民手中徵收全部餘糧，甚至部分口糧，以供應軍隊和城市工人；將所有大中小工業企業收歸國有；禁止私人買賣，實行實物配給制；國家有權強制要求任何公民，無論其性別、階級或原有職業，從事國家指定的任何工作）的影響，經濟民生凋敝，人民飢寒交迫，疾病肆虐，人口銳減。

在1921年初爆發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中，起義者甚至喊出了“要蘇維埃，不要布爾什維克”的口號。面對亡黨亡國的危險，列寧認識到，繼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無異於自殺，他成功地說服黨內進行改變。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過決議，以糧食稅取代餘糧收集制，標誌着新經濟政策的開始（此政策還包括允許私人貿易和恢復市場；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有限的開放與交流等）。

在這種窘迫的情況下談聯姻，彼此的條件都不好，也就沒條件多要求別人，有個不排斥的態度就蠻不錯了，先處着看；變得挑三件四，蠻不講理都是差不多十年的光景過後，財力寬裕了，眼光也高了，看着眼前的舊人總也比不上新人，這也不是，那也不對，到時候才一筆筆算總賬。開頭的這十年，雖然家境殘破，卻是蘇維埃比較寬容的十年，也是給約費的寶貴的十年。

他抓住了這個機遇。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做了四件大事，搭起了一個科學發展的骨架。這四個部分，可以說是任何國家（不管是領先還是落後）發展科學必然要具備的四個先決條件，讓我們逐一展開。

這第一條就是要建立一個學術的共同體——學會。

1918年12月1日，約費向彼得格勒的同仁通報：10月莫斯科召開的測溫學、放射學與X射線學大會已批准成立全國性學會。彼得格勒物理學家隨即籌備俄國物理學家協會成立大會，擬與1919年2月門捷列夫元素週期表五十週年紀念活動同期舉行。籌委會成功從教育人民委員部（Narkompros）爭取到了十萬餘盧布的緊急撥款。

1919年2月的彼得格勒，如同是一座冰封的“鬼城”，沒有食物，沒有供暖。經過四年的一戰、三年的內戰，加上饑荒、疾病、外逃，聖彼得堡的人口在十年內下降了六成多。作爲精英的知識分子也一樣無法倖免，在1918至1921的三年間，174名科學家去世，包括了10名院士；第二年繼續有100人去世。那是最黑暗的年月，連上帝看了也會垂淚。儘管如此，還是有一百名物理學家，克服了幾近癱瘓的交通從全國各地趕來參會，並提交了六十篇論文。

大會當天，教育人民委員部的代表出席了會議，表達了政府原則上支持物理學發展的立場。隨後發言的約費描述了蘇聯物理學面臨的困境，他主張只有建立保障全國協會、創建新研究所、獲取現代儀器、培養年輕物理學家、恢復學術出版介紹國外研究成果，俄國的物理學纔有希望。

隨後，科洛夫拉特-切爾文斯基（L. S. Kolovrat-Chervinskii）關於鐳研究所（the Radium Institute）、武爾夫（ Iu V. Vulf）關於固體研究所（the Solid State Institute）、羅日傑斯特文斯基[2]關於國家光學研究所（ the State Optical Institute）、拉扎列夫（P. P. Lazarev）關於物理與生物物理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Biophysics）以及費爾斯曼（A. E. Fersman）關於科學院生產力研究委員會（KEPS）的報告，均附和約費的倡議——政府應該支持這些新興的研究所進而復興俄國的物理學。[16]

大會以明確宣告全俄物理學家協會成立，由約費擔任執行委員會主席。與此同時，協會還設立了兩個專項委員會：第一個委員會負責協調獲取國外文獻儀器、重建學會間的聯繫，籌劃海外學術訪問，由約費、克雷洛夫（Aleksei Krylov）、安裏（V. A. Anri）、拉扎列夫組成；另一個委員會則研究科研院所在蘇俄的角色定位。

偏重人文、相對保守的科學院和“常常鬧事”的大學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一個主要由新生代物理學家，如約費、拉扎列夫、羅日傑斯特文斯基領導的新興研究所組成了一個研究網絡，主導了未來蘇聯物理學發展。而這些研究所有一個明顯的特徵：都不是單純地搞基礎研究，而是結合了應用研究、技術開發甚至工廠生產[17]。

我們以約費乾的第二件事，物理技術研究所（LFTI）以及物理力學系的建立來說明這一特點。

約費的這個研究所[18]剛開始時十分困難，前五年只能靠科別利岑的支持，借用彼得格勒理工學院的幾個實驗室開展工作，連個場地都沒有。在教育人民委員部下屬的科學總局（Glavnauka）的協助下，約費在理工學院對面的索斯諾夫卡公園找到了一棟兩層的磚房。這個地方在革命前是一所軍用精神病院，雖然需要大量修繕，但位置和麪積還算理想。冬宮裏面”無藝術價值”的實心橡木桌、燈具、鐘錶、窗簾、鋼琴、圖書館軟椅、地毯統統搬到了這裏；化學藥品、配套貨架容器、其他實驗材料、儀器、書刊和大理石板也從農學院轉移了過來。所裏的物理學家白天堅持科研，夜間清潔維修，週日也不休息。待1923年2月4日，新所落成典禮之際，約費爲研究所“堪比歐洲科研機構”的配置感到欣喜，他還迫不及待地向妻子透露，他計劃利用五萬盧布新合同資金來擴建研究設施。

LFTI設立了兩個部門，物理部和技術部（含生產車間），每個部下面設四個實驗室，主要的成員骨幹是約費的門生，如謝苗諾夫擔任了電子現象實驗室主任、布爾西安（V.R.Bursian）擔任理論物理實驗室主任；奧佈列伊莫夫（I.V. Obreimoy）擔任分子物理實驗室的主任。約瑟夫森在其所著《革命俄國中的物理學與政治》中評論道——

“從成立伊始，LFTI就通過制度化架構凸顯其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並重的雙重屬性。… 研究所致力於構建基礎科學成果快速轉化爲生產力並反哺科研的良性循環，在專注固體電學、力學、塑性與彈性等基礎研究的同時，積極拓展導體與絕緣體物理、X射線技術、通信和熱工等政府建設急需的應用領域。這種基礎與應用並重的原創性研究計劃，使約費研究所在制定國家科研議程和構建與新政權政治關係方面脫穎而出…”

作爲基礎研究的理論物理，除了寄居在研究所下，還通過兩個跨研究所的委員會展開：約費組建的分子委員會（專注晶體物理與固體分子特性研究）和羅日傑斯特文斯基於1919年在國家光學研究所成立的原子委員會（推動玻爾原子理論的研究）。

在1920年1月21日原子委員會的首次會議上，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克雷洛夫、布爾西安、克魯特科夫和弗裏德曼等展開了討論。量子力學專家福克（Vladimir Aleksandrovich Fock）回憶，正是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在1919年引導他轉向玻爾的原子結構理論，使他走上理論物理學家道路，並靠着該委員會提供的口糧度過了艱難歲月。在物理技術研究所，弗倫克爾、弗雷德裏克斯和克魯特科夫周圍也聚集了一批青年理論家。保羅走後，俄國的理論物理新一代正漸漸成長起來。

“這兩個委員會構成了蘇聯理論物理學的搖籃，不僅孕育出日後聞名世界的列寧格勒物理學派，更在物質極端匱乏時期，通過”科學口糧"制度維繫了研究隊伍的生存。這種將基礎研究與國家需求緊密結合的策略，成爲蘇聯早期科學組織的典範。” 約瑟夫森繼續評論道。

技術部門的工作也開展的轟轟烈烈。

在1922-1923年間，通過與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科技部、郵電人民委員部、軍事發明委員會以及多家列寧格勒工廠簽訂合同，該部門不僅提高了產量，還獲得多項專利。在主任切爾內紹夫（A. A. Chernyshev）與團隊的努力下，研究所成功組建了四條完備的生產線：電真空儀器、無線電與電話設備、X射線管以及無線電信號系統。

然而，合同訂單的增長讓研究所不堪重負，有時導致其無暇開發”與現實需求無直接關聯的新型技術儀器”。另一方面，研發成本也常超出研究所的承受能力，儘管科學總局允許生產部門收入迴流研究所，但在預算短缺時仍捉襟見肘，切爾內紹夫個人甚至墊資支持生產活動。更要緊的是，這種“科研－生產”的模式，雖然爲研究所提供了一定的資金流，也埋下了基礎研究被應用研究擠壓的隱患。

如果只是單有個研究所，沒有學生進來，那這個所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就是約費做的第三件事，設立新系。

早在革命前的1916年，當約費被彼得格勒大學物理系拒絕授予教授職位後，他就想在理工學院新建一個物理力學系。幾經波折後，這個想法最終得到了教育人民委員部的支持 。1919年7月，約費等教職工和學生代表卡皮察共同審議通過了二十名候選的教職人員名單。由於部分保守派的反對以及緩慢的審批流程，1919年的秋季，這個系僅招到6名學生。但幾年後的1925年，這個系已然發展壯大，擁有14名教授，38名講師，200名學生，其中三分之二的老師同時在LFTI任職。曾經有學生回憶道——

“我們在理工學院求學期間，同時爲物理所工作，將所有空閒時間獻給科研。這種半工半讀模式得以實現，是因爲（LFTI）建所初期尚無獨立場所，棲身於理工學院主樓的幾個房間。當時幾乎所有的物理力學系基礎工作都在這棟樓裏開展。”

“1922至1930年間，六十一名科學家從物理力學系畢業，專業涵蓋物理學、力學、無線電技術到熱力工程與材料測試等領域。這些物理學家中六分之五投身科研工作，超過半數在LFTI任職。約費同時擔任物理力學系主任與LFTI所長的雙重身份，促進了兩機構之間共生共榮的關係——一個專注研究，另一個致力教育。” 約瑟夫森寫道。

圖說：1933年10月下旬舉行的第七屆索爾維會議（Solvay conference）匯聚了理論物理學家與傑出化學家。本次會議由保羅·朗之萬（Paul Langevin）主持，主題爲原子核的結構與性質，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布魯塞爾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 of Brussels）舉行。與會者包括：克拉默斯 (H. A. Kramers)、斯塔赫爾 (E. Stahel)、約里奧 (F. Joliot) 、海森堡 (W. Heisenberg)、費米 (E. Fermi)、薛定諤 (E. Schrödinger)、約里奧夫人 (Mme. I. Joliot，即伊雷娜·約里奧-居里）、玻爾 (N. Bohr)、莫特 (N. F. Mott)、狄拉克 (P. A. M. Dirac)、沃爾頓 (E. T. S. Walton)、約費 (A. Joffe)、居里夫人 (Mme. Curie)、伽莫夫 (D. Gamow) 、布萊克特 (P. Blackett)、埃雷拉 (J. Errera)、玻恩 (M. Born)、德布羅意 (M. de Broglie)、理查森 (O. W. Richardson)、唐德爾 (Th. De Donder)、科桑 (M. Cosyns)、勞倫斯 (E. Lawrence)、佩爾斯 (R. Peierls)、邁特納 (Mlle. L. Meitner)、查德威克 (J. Chadwick)。約費和伽莫夫是來自蘇聯的參會者，伽莫夫自那之後就永遠離開了蘇聯。

03 重建聯繫

約費以實幹兌現承諾，政權也以真金白銀作爲回應，科學的車輪開始轉動。然而，對於落後的蘇聯物理學而言，除了錢、人、機構，仍缺一條通向世界舞臺的前路。這條路就是國際交流——它意味着訂閱期刊、採購設備，更意味着將有潛力的年輕人送往歐洲的科學中心，去呼吸最新的學術空氣，去同臺競技。自一戰和內戰以來豎起的信息隔離牆，已成爲蘇聯科學界反映最強烈、必須解決的生死攸關的問題。[19]打破隔絕，爲蘇聯科學接通世界的橋樑，成爲約費必須完成的最後一件大事。

1920年6月18日，遠在萊頓的保羅收到了約費的來信，這是他多年來第一次收到彼得格勒的消息。在信中，約費寫道：

“我們度過了艱難的歲月，失去了很多人，但現在我們又開始生活了。……我們工作很努力，但到目前爲止完成的並不多，這一年都在忙於新條件下的組織工作、建立車間和對抗飢餓。目前我們最大的需求是完全沒有外國文獻，自1917年初以來我們就失去了這些。因此，我對你的首要和最大請求是請你寄給我們物理學方面的期刊和重要書籍。”

約費繼續請求保羅，請他協助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所、國立光學研究所、物理與生物物理研究所及莫斯科大學追趕歐洲研究進度，請將最新的重要書籍期刊寄往芬蘭中轉地址，並承諾兩週內匯款。

保羅欣然提供了手頭的論文和專著，但僅憑他一人之力怎麼能讓蘇聯的同事瞭解物理學的最新成就？約費他們需要的是一次真正的出國。

也就在這一年，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所物理學家向科學總局提交了《學者因科研目的出國必要性》的請願書，強調科學的國際性本質——”（科學是）全人類集體智慧的結晶，需要各國學者持續互動”。研究所的學術委員會表決通過，要求科學總局派遣涅梅諾夫和約費出國採購儀器、試劑、設備及期刊，重啓學術思想交流。

然而，官方的回應較爲緩慢，約費持續地與教育人民委員會的部門溝通。1920年秋，涅緬諾夫成爲首批前往德國和法國的科學家之一，他參加了當時在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舉行的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會議。12月，人民教育委員會決定儘快派遣一個科學家小組出國，包括約費、克雷洛夫、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和年輕的卡皮察。約費和卡皮察最終於1921年2月得以成行。

“政府批准了，但仍有兩大障礙：第一，必須先與某個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才能獲得簽證。蘇俄在1922年才與德國建交，與其他歐洲國家更是到1924年之後。第二，由於布爾什維克政府取消了沙皇時期的債務，國外採購必須使用硬通貨支付。” 約瑟夫森分析道。[20]

約費和弟子卡皮察的這次出國充分體現了這些困難。因爲等待前往荷蘭、瑞典和德國的簽證，約費在愛沙尼亞滯留了兩週，最終只獲得去德國的簽證。3月底，他抵達柏林，訂購了391種期刊和350本書，但他仍在等待卡皮察帶來信用憑證以完成付款，許多書刊最終仍未能寄達。

儘管如此，約費還是收穫滿滿。他在柏林的多場物理研討會演講，見到了普朗克（Max Planck）、能斯特（Walter Nernst）等學者。四月，保羅也抵達柏林與他重敘友情，在討論物理問題之餘，更籌劃如何讓蘇聯與西方的科學交流正常化。六月，他赴英國會見盧瑟福和布拉格父子[21]，並與弟子卡皮察回合。最終，卡皮察留在了盧瑟福的實驗室。七月，約費經柏林、漢堡和萊頓返回彼得格勒。保羅爲他爭取簽證，並安排與荷蘭的學者洛倫茲、昂內斯見面。儘管在政府撥款方面時時遭遇困難，約費還是採購了大量儀器、化學品、儀器運回國內。此後，約費還多次出國，在考察學術機構的同時，也去通用電氣、西屋等公司參觀，並與之簽訂了研發合同，這讓他進一步確信教育、研究和生產能形成共生關係。

緊閉的大門自此緩緩開啓。在此後的20年代，出國人數不斷增多，到1927—1928學年，在政府資助下出國的蘇聯學者已近400人。約費領導的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所，也大約有40位蘇聯物理學家訪問了歐洲和美國。

“到1920年代中期，蘇聯學者愈加頻繁地參與國際科學活動，在德國、英國和美國的大學學習，並出席布魯塞爾索爾維會議（Solvay Conference）等著名國際聚會。這些活動在三個方面深刻影響了俄羅斯物理學：第一，科研機構建設理念的借鑑——俄國物理學家在籌建與組織新研究所時，常以歐美高校和工業實驗室爲藍本，如德國的物理技術帝國研究院（Physikalisch-Technische Reichsanstalt）、美國的MIT、哈佛、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學院，以及通用電氣、威斯汀豪斯等公司的研究部門。第二，與西方企業的合作——通過與外國公司簽訂研究合同，蘇聯學者不僅獲得硬通貨，也接觸到先進的科研設備與管理經驗。第三，思想交流與學術培養——通過“國際教育委員會”（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 簡稱IEB）的資助，蘇聯學者得以親赴歐美，帶回儀器、技術與思想，推動國內物理學的發展。” 約瑟夫森寫道。

來而無往非禮也。隨着國門的打開，蘇聯學術水平的提升，外國的學者也來到蘇聯交流。1924年，俄羅斯物理學家協會在列寧格勒召開第四次大會，出席人數超過600人，光的波粒二象性稱爲討論的熱點。

保羅也在離開多年之後重返列寧格勒參會。年輕的弗倫克爾見到了這位理論界的前輩，他在9月寫給父親的信中說——

“埃倫費斯特… 他千方百計地提攜我。三天前他跟我談到了出國的事，情況變得很清楚，約飛曾告知我的那個洛克菲勒委員會提出的條件——即我必須將家人留在俄羅斯或其他地方——實際上是他提出的。’你可以，''他告訴我，''把所有的錢都寄給你的家人，自己靠黑麪包生活；這是你自己的事。但你必須不帶家人度過這六個月，以便恰當地利用你的時間 …我必須告訴您，埃倫費斯特徵服了我們所有年輕人的心，或許也包括年長者的。這個人兼具孩子的單純直率、對人們非凡的愛、無窮的機智以及一位偉大而天才研究者的大腦。在他的表述中，無生命的物體，如分子、原子和電子，開始說起一種在詞綴、格和性方面相當蹩腳卻非常精巧的俄語；它們愛、恨，並且總體上展現出生命，將自己轉化爲有生命宇宙中的微觀居民。對埃倫費斯特來說，物理學與其說是一門精密科學，不如說是原子和電子生活的戲劇或喜劇。您可以從以上的描述中看出，我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埃倫費斯特人格魅力的影響。我不知道這種魅力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與他對我懷有好感有關；儘管如此，我猜想這裏完全沒有自私的動機，因爲無論是我還是其他任何人，在看到、尤其是聽到埃倫費斯特時，都會情不自禁地愉悅微笑。這微笑反映了他所散發的良好幽默感和善意。” [22]

之後，保羅推薦弗倫克爾爲洛克菲勒獎學金的獲得者出國訪問，“讓他們在西方研究一年並帶回新思想，將是目前能爲俄羅斯物理學做的最大貢獻”。最終，弗倫克爾在1925年11月開始了他的歐洲之行。彼時，該獎金支持了最有才華的年輕科學家，如費米和海森堡。由於保羅的大力推薦，蘇聯理論學家包括克魯特科夫、福克、伽莫夫和朗道都獲得過該獎金。

在40歲的約飛走完他一半人生旅途，即1920年代快結束時，蘇聯的物理學已然步入了繁榮，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是1928年8月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屆俄羅斯物理學會（RAF）大會，400多位參會者中包括了20多位外國物理學家，不乏狄拉克（P. Dirac）、波恩（M. Born）、德拜（P. Debye）這樣的“大咖”。[23]

這屆頗具特色的大會來自約費的創意設計——既保留了傳統學術會議形式，又履行了科學思想在地方傳播的使命。1928年8月4日，大會在莫斯科科學家之家開幕，四天常規議程後，代表們乘火車前往下諾夫哥羅德，轉乘”阿列克謝·李可夫號”蒸汽船沿伏爾加河航行，先後停靠喀山、薩拉托夫等大學城，爲當地師生舉辦科普講座。

這次的盛會給與會者留下來深刻的印象，多年後，T·P·克拉韋茨（T. P. Kravets）寫道——

”再難想象比蒸汽船上更理想的學術交流環境——舒適船艙隔絕都市喧囂，遠離雖關心會議卻無實質貢獻的龐大人羣，讓毗鄰領域的學者得以深入討論、真誠交融。沿途岸上活動已滿足大衆需求，而伏爾加河上締結了多少新友誼！輪船沙龍里舉辦了多少精彩聚會！學者們在甲板漫步時，面對蒼茫河景進行的私密談話又蘊含多少智慧！”

作爲莫斯科物理界的代表，瓦維洛夫（Vavilov）回憶道——

“在下諾夫哥羅德一所前神學院的牆壁內，可以聽到帶美國口音的英語在討論化學過程的熱力學（劉易斯）；在喀山大學擁擠的會議大廳裏，人們用多種語言討論晶體物理學……在薩拉托夫，玻恩在黑板上畫矩陣圖。” 在整個過程中，人們都能聽到約費在俄語、英語和德語之間來回翻譯。

毫無疑問，此時的蘇聯物理學已經匯入了世界物理發展的主流。參會者整體上年輕，除了瓦維洛夫（Vavilov），弗倫克爾（Ha. I. Frenkel）這樣的中生代，還有朗道，伊萬年科這樣的新生代，而他們中最爲傑出的伽莫夫已經於兩個月前如“一顆來自外太空的流星，衝入了歐洲物理學界”。[24]

目睹如此的情形，約費內心應該是滿足的。他們這一代人，抓住了這十年的窗口期，將蘇聯物理從殘破中恢復，帶到了世界的前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完成的很好。

參考文獻：

[1]1878年門捷列夫倡議合併俄國化學學會（1868年成立）與俄國物理學會（1872年成立）創立了該學術組織（總部設於彼得堡），但其前身學會仍保持相對獨立的分部建制。

[2]參見Paul R. Josephson,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2.

[3]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改革可從1905年10月成立的卡德特黨（The Kadet party）窺見一斑。該黨匯聚了當時俄羅斯大量知識分子精英。對這些科學家而言，參與政治是一種公民責任——他們將科學工作中的理性與啓蒙原則應用於國家治理。曾加入立憲民主黨的俄羅斯著名學者很多，比如地球化學與生物地球科學家韋爾納茨基（Vladimir Ivanovich Vernadsky，1863-1945），東方學家奧登堡（Sergei Fedorovich Oldenburg，1863-1934）。沒有證據表明約費曾積極參與政治團體，可能他當時還不屬於資深的學者。

[4]當時的弗倫克爾也在聖彼得堡大學讀書，1916 年 9 月，弗倫凱爾抓住機會與約費（Ioffe）交談，並接受了他邀請，參加物理小組的活動。每週兩次，他都要跋涉去理工學院。

[5]多爾夫曼後來以磁學研究聞名，曾在 1930 年代擔任烏拉爾物理技術研究所副所長，並在科學技術史研究所從事歷史研究。

[6]海克·卡末林·昂內斯（Heike Kamerlingh Onnes）是荷蘭物理學家，191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他的開創性成就主要在於低溫物理學領域。其最著名的貢獻是在1908年首次液化了氦氣，獲得了接近絕對零度（-269°C，4.2K）的極低溫環境，並在此基礎上於1911年發現了超導現象——即汞在液氦溫度下電阻突然消失爲零的狀態。他因其在低溫方面的開創性工作和超導現象的發現，被譽爲 “低溫物理學之父” 。“超導”（superconductivity）這一術語也是由他創造的。

[7]歐內斯特·奧蘭多·勞倫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是美國著名實驗物理學家，193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他的最主要貢獻是發明並發展了迴旋加速器（Cyclotron），這一革命性裝置極大地提高了帶電粒子的能量，爲核物理、高能物理及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開闢了道路。勞倫斯也因此被譽爲 “迴旋加速器之父” 。爲了紀念他，第103號化學元素鐒（Lawrencium）以及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等研究機構均以他的姓氏命名。

[8]伊萬·彼得羅維奇·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 1849年9月26日[舊曆9月14日]—1936年2月27日）是俄羅斯及蘇聯時期的實驗神經學家與生理學家，因其通過犬類實驗發現經典條件反射而聞名。巴甫洛夫在消化生理學領域亦開展了重要研究，並因此獲得1904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9]謝爾蓋·費奧多羅維奇·奧登堡（Sergey Fyodorovich Oldenburg）是蘇俄著名的東方學家、院士和政治活動家。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印度學和佛教，對俄羅斯的東方學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在1917年俄國革命後，他曾短暫擔任過臨時政府的教育部長。他曾在1904年至1929年間長期擔任俄國科學院（後爲蘇聯科學院）的常任祕書，在這一關鍵時期對科學院的運作和發展起到了核心的組織與管理作用。

[10]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韋爾納茨基（Vladimir Ivanovich Vernadsky，1863–1945）是地球化學、生物地球化學和放射地質學的奠基人。他的思想深遠地影響了現代環境科學和生態學。在沙俄晚期，他是立憲民主黨 的創始成員之一，主張在俄國建立君主立憲制，推動政治自由化和憲政改革。這體現了他早期的自由主義政治立場。在1917年二月革命後成立的俄國臨時政府中，他曾擔任國民教育部副部長 一職。他積極參與了這一時期旨在改革俄國科學與教育體系的計劃。儘管不認同布爾什維克的政治理念，但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他選擇留在祖國。他認識到新政權對科學發展的大力支持與他“科學作爲生產力”的理念相吻合。他利用自己的聲望和地位，全力投入到蘇聯科學事業的組織與建設中，成爲蘇聯科學院 的支柱人物。

[11]同註釋2.

[12]如1930年離開蘇聯的著名化學家伊帕季耶夫就在其自傳中多次批評約費，其中一次是在1930年科學技術管理局的會上，召集所有研究所所長彙報過去一年的成就，並提交未來工作的計劃。他記述道：“在此我應該提一下約費院士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主要是它留下的不好印象。他比較了之前和蘇聯政權期間的科學工作條件。他說，在沙皇政權時期，只有一小部分人口，即知識分子，接受過高等教育。因此，科學的進步與受過教育的人數成正比。但在蘇聯政權下，任何人，無論其出身如何，都可以上大學，這種對學習的鼓勵將不可避免地在蘇聯產生一個先進科學思想的時代。這番話出自一位院士之口，實在難以接受。其中很多完全不真實。俄羅斯的大學一直向所有人開放。那些完成中學或同等學歷的人毫無疑問可被錄取，而那些沒有完成中學學業的人也只需通過入學考試。每年 100 盧布的學費低於許多美國私立大學的學費。學費中的 50 盧布歸大學所有，另外 50 盧布則在學生的導師中分配。貧困學生可以獲得獎學金。許多學者、政治家和官員都來自農民階級，並通過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大學學業。而蘇維埃俄羅斯新的“自由”（new "liberal"）教育不太可能迎來一個先進科學思想的時代。因爲約飛所說的這種“自由”教育首先是一個笑話。布爾什維克開始允許任何 16 歲到 40 歲的申請人進入大學——除了前資產階級的兒子之外——無論其受教育程度如何。兩年之內，大學裏擠滿了不識字的人，以至於政府不得不組織幾十所爲期兩年的預備學校。應該很明顯，名副其實的大學畢業生必須在合格教師的指導下接受充分的預備訓練，最終連布爾什維克也承認了他們的“自由”教育制度的侷限性，中學教育成爲大學入學的要求。約費高度讚揚的這種混亂和完全沒有紀律的制度，當時非常糟糕，甚至連布爾什維克都爲此感到羞恥，他們和我們這些舊政權的人一樣，對約飛虛僞的演講感到不滿。在 1937 年和 1940 年，他們最終承認了蘇聯教育體系的缺陷。大學再次收取學費，甚至擴大到高中。在二十年的時間裏，這個圈子又回到了原點，只是在這個過程中，無數有潛力的學者和幾乎所有優秀的教師都失去了。” 伊帕季耶夫（1867年11月21日[舊曆11月9日]—1952年11月29日），是俄羅斯及美籍化學家。他在石油化學與催化劑領域作出了卓越貢獻。參見：Ipatieff, Vladimir Nikolaevich. 1946. The Life of a Chemist: Memoi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3]斯維爾德洛夫關於“科學和技術知識分子的普遍態度”的備忘錄，將科學家和學者分爲幾類，並概述了當局在處理每一類人時應採取的策略。他提到了以下幾類羣體：1.積極的蘇維埃工作者，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與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相連。2.一箇中間羣體，其意識形態立場不堅定。3.蘇維埃政權的敵人，他們或暗中或公開地對建設社會主義懷有敵意。至於那些“相信科學與政治分離”，只專注於研究工作而不干涉政治的科學家/學者羣體，備忘錄建議當局：“利用這個羣體領導層的一切失誤和差錯，來削弱他們的權威，不僅在科學圈子之外，也在他們的領域之內。”斯維爾德洛夫的備忘錄建議鎮壓的不是那些工作對建設社會主義有用的最著名科學家，而是那些圍繞在這些名人身邊的次要人物。在處理那些不太出名、工作不被認爲對蘇維埃國家有用（許多人文學科專家屬於此類）的科學家時，備忘錄建議“進行直接和公開的鬥爭，包括徹底的道德摧毀”。這些建議是在1928年的沙赫特案（巴赫在此案中擔任公訴人）、工農黨和孟什維克聯盟局案，以及工業黨案（各種專業知識分子羣體在此案中被判刑）之前起草的。所有這些案件都遵循了這些建議。參考：Tolz, Vera. Russian Academicians and the Revolution: Combining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association with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14]參見注釋2以及阿列克謝·科熱夫尼科夫 (2002). 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內戰與大科學的發明. 《語境中的科學》, 15, 第 239-275 頁
doi:10.1017/S0269889702000443

[15]羅日傑斯特文斯基是俄國研究輻射能與光譜的世界級專家。1918年，KEPS光學部與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在聖彼得堡大學的實驗室合併成立國家光學研究所（GOI）。該所最初是國立X射線與放射學研究所的四個部門之一。在遷至瓦西里島獨立館址前，GOI佔用大學的14個房間。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在1918-1932年擔任GOI所長，30年代中期因研究所被批判”未能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而日漸消沉，最終在1940年自殺。

[16]當然，也存在不同的意見。安裏（V. A. Anri）、盧基爾斯基（P. I. Lukirskii）、赫沃爾松等學者擔憂科研力量過度集中在少數大型研究所不是沒有風險，赫沃爾松甚至認爲大學實驗室已足夠；也有人害怕“外省物理學”被邊緣化。客觀的說，雖然強調了研究所的重要性，約費也沒有忽視大學的作用，尤其是在培養和輸送人才上。他強調了在高校和大學實驗室設立研究生培養體系，通過課程讓學生掌握前沿進展和研究方法。

[17]如以羅日傑斯特文斯基領導的蘇聯國家光學研究所（GOI）的建立標誌着一種“蘇聯式現代化”模式的誕生，其核心在於將基礎科學研究與工業技術發展緊密結合，以應對革命後資源匱乏與技術落後的困境。該模式強調集體化、中央集權的組織形式，通過多學科協作（如物理學、化學、工程學）打破傳統學科界限，並由科學家主導從研發到工業生產的全過程，甚至直接管理光學玻璃工廠。這一模式不僅推動了蘇聯光學工業的自主化（如1927年停止進口光學玻璃），還衍生出輻射至其他技術領域的“總參謀部”式研究所體系，成爲蘇聯以科學驅動工業現代化的典範。參見：阿列克謝·科熱夫尼科夫 (2002). 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內戰與大科學的發明. 《語境中的科學》, 15, 第 239-275 頁
doi:10.1017/S0269889702000443

[18]這個研究所的前身是國家X射線學與放射學研究所（GRRI）。X射線專家涅梅諾夫（M. I. Nemenov）和約費是GRRI的最初創立者。涅梅諾夫在女子醫學院工作，他認爲醫學X射線應用問題必須在新的研究所框架下解決。自1910年起他就尋求政府支持。約費則堅信建立研究所將使俄國物理學走上正軌。由於資金和人員不足，兩人決定整合資源創建同時涵蓋醫學與物理學研究的聯合研究所。GRRI下面有四個部門：物理技術部（FTO），由約費領導；醫學生物學部由X射線專家涅梅諾夫（M. I. Nemenov）領導；光學部，由羅日傑斯特文斯基主持，還有一個鐳學部。1919年5月6日，GRRI正式劃歸教育人民委員部管轄。之後，大家覺得在一個屋檐底下多有不便，兩年後大所拆分成四個研究所。約費自此擔任物理技術研究所（LFTI）的所長直到1950年底由別人接任。

[19]1917年十月革命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因廢除對協約國的債務、公開舊外交密約、呼籲立即停戰與和平談判，迅速與協約國關係決裂。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外交上陷入孤立，被歐洲列強普遍視爲非法與危險的“紅色政權”。在此背景下，德國成爲第一個正式承認蘇維埃政府的國家。1918年3月3日，德俄雙方在《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上簽字，標誌着德意志帝國不僅與蘇俄單獨媾和，也事實上承認了蘇維埃國家的主權地位。英法媒體對此多以諷刺和恐懼相混的語氣報道，稱其爲“兩個棄兒的握手”（the handshake of two outcasts）——意指被世界秩序排斥的兩個政權：戰敗、專制的德意志帝國與革命、無政府的布爾什維克俄羅斯。儘管該條約在同年德國戰敗後即被協約國宣佈無效，但它在歷史上具有象徵意義：蘇維埃政權首次獲得國際承認，也揭示出一戰末期舊秩序的崩解與新力量的浮現。隨後，蘇維埃政府在1920年代初逐步獲得國際合法性。1920年，阿富汗與波斯（伊朗）先後建立外交關係；1922年，熱那亞會議上蘇俄與德國簽署《拉巴洛條約》，恢復全面外交關係；1924年，英國率先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正式承認蘇聯，隨後法國、意大利、日本等國陸續跟進；1933年，美國在羅斯福政府時期與蘇聯建交。

[20]保羅·R·約瑟夫森（Paul R. Josephson），物理學與蘇聯—西方關係：1920與1930年代，《今日物理》，1988年9月刊，第41卷第9期，第54頁，美國物理學會出版。

[21]布拉格父子（Sir William Henry Bragg & Sir William Lawrence Bragg）是科學史上最著名的父子搭檔之一，他們共同發現並發展了X射線晶體學。通過對晶體衍射X射線產生的圖案進行數學分析（即布拉格定律），可以推導出晶體中原子和分子的三維排列結構。他們於1915年共同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當時兒子勞倫斯·布拉格年僅25歲，至今仍是史上最年輕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他們是歷史上唯一一對共同獲得諾貝爾獎的父子檔。他們開創的方法徹底改變了物理學、化學、材料科學和生物學。通過揭示物質的微觀結構，爲後來許多重大發現鋪平了道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53年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正是通過X射線晶體學數據才得以實現。勞倫斯·布拉格後來成爲卡文迪許實驗室的教授和主任，在此期間他支持了包括佩魯茨、肯德魯（研究蛋白質結構）以及克里克和沃森（發現DNA結構）在內的一批科學家，這些人都相繼獲得了諾貝爾獎。

[22]Frenkel, V. Y. (1996). Yakov Ilich Frenkel: His work, life and letters. (A. S. Silbergleit, Trans.). Birkhäus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6).

[23]俄羅斯物理學會最早成立於1919年，很大程度上也歸功於約飛的倡議。該學會組織的物理學第一屆大會於次年在莫斯科舉行。約飛在1922年第三屆大會上選爲學會主席後，連續組織了四、五、六三屆大會。第六屆參會的代表性的外國物理學家還包括：A. 範·阿克爾（A. van Arkel）、Cz. 比亞沃布熱斯基（Cz. Białobrzeski）、M. 玻恩（M. Born）、L. 布里淵（L. Brillouin）、P. 德拜（P. Debye）、P. 狄拉克（P. Dirac）、Ph. 弗蘭克（Ph. Frank）、R. 拉登堡（R. Ladenburg）、G. 劉易斯（G. Lewis）、R. 馮·米塞斯（R. von Mises）、R. 波爾（R. Pohl）、P. 普林斯海姆（P. Pringsheim）、O.W. 理查森（O.W. Richardson）、K. 謝爾（K. Scheel）。參見：Paul R. Josephson，Physics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92.

[24]朗道在一年後的1929年10月纔去歐洲訪學。這句對伽莫夫的描寫來自Stuewer R In: The Kaleidoscope of Science (Reidel Publ. Co. 1986), p. 147-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