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澳簽署了一個處處針對中國的條約，爲何遭美國質疑？

7月26日，英澳之間簽署了爲期50年的《核動力潛艇夥伴關係與合作條約》（又稱《吉朗條約》），該條約以“澳英美聯盟”（AUKUS）框架爲基石，規劃了兩國在覈潛艇設計、建造、運輸等方面的全面協作，並允許英國“機敏”級核潛艇在澳斯特靈海軍基地的輪換駐防。然而，該協議卻折射出英國深層的戰略焦慮與現實困境，其消極影響將溢出防務層面，把新的不確定因素引入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環境。

英澳此次合作的契機，首先在於對沖美國戰略不確定性的迫切需求。特朗普上臺後，美國國防部宣佈重新評估AUKUS協議，質疑其是否符合“美國優先”原則。此外，美國潛艇工業建造進度滯後，可能無法兌現2030年左右向澳大利亞交付潛艇的承諾。這種背景下，英國試圖通過與澳大利亞構建獨立於美國的雙邊合作架構，將AUKUS從美國主導單向模式轉向相互依存機制。

與此同時，英國國內壓力也促使工黨政府尋求外交突破。英國國內右翼勢力（英國改革黨）衝擊了工黨政府的執政地位，工黨需要更主動的外交政策和更宏大的國家敘事緩解社會分裂的情況，渲染防務合作的緊迫性和現實性恰好滿足這一要求。當前英國軍費開支雖居歐洲前列，但無論是現役裝備狀況還是軍工製造能力都存在明顯缺陷。通過《吉朗條約》加深防務合作，英國意圖以高端裝備出口拉動產業鏈升級，通過更加具體的方式擴展AUKUS平臺的合作內容，最終實現重振本土產業的目的。此外，英國面臨經濟衰退的現實問題，工黨政府此舉也是希望通過擴大防務產業以刺激就業。

在最初的設想中，AUKUS協定總共能爲英國創造超過21000個新崗位，並吸引澳大利亞46億美元投資用於反應堆設計與零部件製造，但其落地的可能性卻備受質疑。雙方的國防工業產能首先構成巨大壁壘。一方面，英國艦艇製造業一直存在產能萎縮的問題，而歐洲地緣政治緊張態勢已經導致英國國防工業超負荷生產；另一方面，澳大利亞核工業基礎也幾近空白，這暴露出西方軍工體系的系統性疲軟，英澳雙邊協作將放大而非彌補這一缺陷。人才與制度體系的斷層同樣棘手。條約雖提出合作發展“人員、基礎設施和監管系統”，但澳大利亞作爲無核國家，缺乏核安全監管經驗及核工程技術儲備。同時，澳大利亞的投資能力也相對有限，即便英國承諾分享技術，澳方能否持續承擔天價開支仍是未知數。這些基礎能力的欠缺將直接影響《吉朗條約》成功落地。

究其根本，該協議只是將製造業與供應鏈問題簡化爲資金投入問題，並未意識到其高端軍工複合體的構想與去工業化的社會現實狀況脫節：英國無力擴大產能，澳大利亞難以彌合技術代差，而“美國優先”政策持續侵蝕三方互信。這意味着《吉朗條約》的象徵意義遠大於現實意義。

英國在《吉朗條約》框架下的軍備擴張，表面上是重塑全球影響力的重要舉措，實則暴露出其外交手段的侷限性與戰略邏輯的內在矛盾。英國全球地位的根基是其首屈一指的金融影響力，但現在工黨政府卻通過軍備擴張、加強多邊軍事合作、擴大亞太地區軍事影響力等方式來擴大其國際影響力，這恰是其經濟輻射能力衰退的結果。相比之下，法國通過歐盟機制整合多邊合作，德國以經貿網絡深耕區域影響力，而英國卻選擇以核潛艇作爲外交載體，本質上是以國防技術輸出替代衰退的經濟吸引力的表現。

但軍事合作無法取代經濟合作的雙贏性質，這種路徑依賴將不可逆地壓縮英國的外交空間。核潛艇合作雖暫時鞏固了AUKUS同盟，其代價卻是犧牲英國的全球戰略自主性。美國對敏感技術出口的限制，使英國在關鍵技術領域受制於人；而由於產能、供應鏈、投資等問題的存在，英澳之間的合作機制非常脆弱，無法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此外，在亞太地區，軍事介入進一步惡化了地區安全困境；在歐洲，法德等北約盟友對英國脫離地緣現實的外交方向也存在不滿，英國積極擴張的軍事合作策略或將適得其反。

《吉朗條約》的簽署，映射出英國在“後脫歐時代”的困局。雖然英國外交大臣拉米強調在《吉朗條約》下，“投資國防就是投資和平”，但對亞太地緣政治局勢而言，AUKUS協定的真正危險，就在於其以加強區域“穩定性”爲名處處針對中國，試圖將大國博弈簡單化爲永久性軍事對抗結構。這種戰略投機的行爲將極大破壞地區穩定，並損害英國未來的外交發展前景。

（作者繫上海外國語大學中英人文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