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詩歌如何創造性轉化傳統文化資源?這部詩集提供“富有啓發的範例”-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從奔湧江水到古滇青銅，在新作《江水謠與貯貝器》中，詩人愛松以雲南的地理山川與歷史記憶爲經緯，構建紙上的精神原鄉。由《詩刊》社、雲南教育出版社、雲南省作家協會主辦的“愛松《江水謠與貯貝器》新書發佈暨詩歌研討會”日前在北京召開，與會專家認爲，整部詩集不僅展現了詩人深厚的語言功力與開闊的文化視野，更爲“地域寫作”與“傳統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提供了範例。

《江水謠與貯貝器》詩集封面。

從獨龍江到古滇國，從地方抵達普遍

詩集《江水謠與貯貝器》由兩部長詩組成，《江水謠》書寫獨龍江，以一條江和一個民族爲線索，展現人與自然、生態與現代文明的共生關係；而《貯貝器》則以古滇文明爲背景，以貯貝器爲精神容器，融合個體生命體驗與家族歷史記憶，展開“一場跨越三千年的文明對話”。

愛松回顧創作歷程：2019年他赴雲南怒江州貢山縣獨龍江鄉採風，在這裏見到獨龍族紋面女色松老人，看着她臉上“奇詭的暗青色條紋”，聽到老人在火塘邊的吟唱，愛松的心也跟隨“流動起來” ——這便是“江水謠”的創作源頭；“貯貝器”的命名則追溯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愛松的故鄉——雲南晉城鎮考古發現的一枚閃着金光篆書的“滇王之印”與陸續出土的青銅貯貝器，貯貝器原是古人儲藏財富的容器，在愛松的詩裏，它也成了貯存情感與記憶的容器。

一方水土孕育一派文字，《江水謠與貯貝器》烙印着鮮明的地域特色，但卻不止於地域。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張清華表示，《江水謠與貯貝器》以雲南獨特的自然與人文資源爲根基，寫作了“江水謠”與“貯貝器”兩首風格迥異但互爲呼應的長詩，通過地方性抵達了總體性。其中“江水謠”以自然爲主線，壓低了人的存在感，突出山河自然的博大與神性；而“貯貝器”則聚焦古滇國文明，將貯貝器作爲歷史與文化的象徵，承載起生命、信仰與精神的複雜內涵，這種“現代性的注入”使得地域文化的書寫反而激發出普遍意義。

《中國作家》主編李雲雷認爲，愛松的寫作堪稱一種新的“邊疆文學”，也許因爲愛松個人“熟讀西方經典”的緣故，他的詩歌也被賦予一種“現代性”的眼光，他筆下原始雄奇的自然與現代性語境發生對話，實現了地方性與普遍性的深度融合。李雲雷還注意到，愛松詩歌中的“我”發出的不僅是自己的心聲，也發出了山川大地的聲音，是一種承載地方文明的集體之聲。這種抒情方式介於“有我”與“無我”之間，類似於經典文本中的“經書式”的語言，能喚起普遍共鳴。

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曹宇翔對詩集作了細緻的文本分析，他指出“江水謠”中有許多以一字爲題的詩歌，恰如其“簡潔、神祕、跳躍”的語言，彷彿一人獨自穿越激流，對山長嘯，“空山絕響”之下喚起讀者“心靈深處的空曠與暢快”；“貯貝器”則有更爲“澎湃的結構雄心”，詩中迴環往復出現的鄉村地名回應着人類對故鄉的永恆情感，讓人聯想起世界文學中那些迴盪着尋根主題的作品，比如上世紀20年代乘火車去墨西哥尋找生父的美國詩人蘭斯頓·休斯，在火車穿越密西西比河時寫下的那首《黑人談河流》。

“古老文明與現代詩學交融的復調樂章”

從怒江江畔到古滇遺址，愛松以鮮明的地域視角切入，用現代詩歌的形式激活並轉化傳統文化資源。會上宣讀了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副主席邱華棟的賀信，賀信中指出，《江水謠與貯貝器》在當代詩歌譜系中具有獨特價值。它既不同於純粹的個人抒情，也不同於簡單的文化尋根，而是在語言實驗與文化考古之間，開闢了一條中間道路。通過江水與貯貝器的雙重變奏，段愛松爲我們奏響了一曲古老文明與現代詩學交融的復調樂章。這部作品的價值，不僅在於它對古滇文明的詩性再現，更在於它爲當代詩歌如何創造性轉化傳統文化資源提供了一個富有啓發性的範例。

《詩刊》社主編李少君從文本結構上分析：《江水謠與貯貝器》中出現最多的詞語就是青銅，愛松將古滇國青銅的視覺化爲了詩歌的結構，整部詩集也有青銅般的質感和重量。它將詞語、歷史、家族的記憶、神話、地方考古的史料熔於一爐，就像青銅的冶煉方式一樣。愛松迷戀“青幽”的顏色，這一意象反覆出現是全詩的一個核心元素。青色介於藍和綠之間，是青銅器歷經千年氧化後自然的結果。一方面，“貯貝器”本身就是青銅器，具有高貴而華麗的品質；另一方面，愛松創作的長詩“貯貝器”也是立在70後詩歌中的一件青銅器。

雲南省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楚雄州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楊榮昌提到，愛松立足於自己家鄉晉城鎮，“像接通了歷史天線”，通過對出土青銅器、滇王之印等歷史遺蹟的冥想，將燦爛的歷史文明內化爲詩歌的想象源泉。在“貯貝器”中，愛松以“我”的口吻虛構出了一連串家族史，個人史與家族史、國史乃至人類史產生了“隱祕的對應關係”，個體的鮮活體驗與遠古歷史血肉相連，兼具私人情感張力與集體共鳴。

中國詩歌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祕書長王山也提到，當下一些地域寫作、民族文學寫作僅停留在對地理風貌、民族風俗的表層化展示上，在這方面，段愛松並未落入“爲寫而寫”或“老生常談”的窠臼，不是表面化地再現傳統文化，而是“不動聲色”地將傳統文化的意象融匯進現代詩歌的結構與語言中，使其成爲一種“現代化表達的方式”，這是值得借鑑的一次有益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