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鹽商視角下的微觀中國近代史

《亦官亦商：明清時期天津的鹽商與社會》是一部講述天津鹽商羣體與城市發展的社會史著作，通過鹽商的視角，揭示了明清國家、社會與經濟的複雜互動。全書以鹽商爲核心，立體剖析其在經濟發展、家族治理、社會文化網絡構建中“亦官亦商”的矛盾性：一方面努力經營社會網絡，向朝廷捐輸，與士人交遊，通過聯姻等方式與其他家族互通有無；另一方面服務桑梓，用心於地方慈善事業，積極參與地方自治、教育改革等事業。書中，作者考索了天津大鹽商家族的命運沉浮，系統梳理其從興起、鼎盛到衰落，從積極參與政治到退步抽身的數百年曆史，還原清代鹽稅徵收、引岸制度運作、民商糾紛等細節，呈現了一段別樣的天津明清社會生活史。

《亦官亦商：明清時期天津的鹽商與社會》,關文斌 著,張榮明 主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查氏家族：盛極一時的水西莊

張氏和安氏敗落之後，查氏繼起，成爲天津鹽商社會文化網絡的領袖。查氏在天津的兩個主要支派可追溯至江西臨川。1590年，以查聿和查秀爲首的一支遷徙到今天的北京郊區宛平。這個家族經歷了明清之際的改朝換代，以“義不可辱身於賊”，一門“七烈女”自殺，被文人稱頌。查秀的孫子查如鑑曾任揚州府江都典史，他去世時，其子查天行（1667—1747）才3歲。自此以後，這個家庭儘管陷入了貧困之地，卻擁有相當多的社會關係。查天行由其任儀徵知縣的姐夫撫養成人，在他父親諸多朋友的幫助下，事業迅速發展。他定居天津，先供職於工部關。這是一個雖地位低但有油水的世襲職位，缺份可以隨意買賣。

但是，在查天行看來，長蘆似乎更有誘惑力。於是，他成爲張霖的合作者之一，牽涉入案，亦被查參，只有125081兩銀的資產，卻向內務府稱貸21萬兩。他被投入了監獄，並被判死罪。但是，查天行不像張霖，他與親家金大中清償了所欠的117500兩銀。察察爲明的康熙甚至批評辦理此案的官僚，因爲貸款時議定分八年本利清還，而查、張案發時並未滿八年，戶部本利一併全追，康熙認爲這樣做“於理不合”，命令戶部解釋。大學士馬齊爲戶部辯護，“恩出皇上，部中何敢議免”。這復奏讓康熙闡釋他對法律的看法：“雖朕之恩，亦據理斷之而已。若無理，豈可斷乎？”查獲得了赦免，1709年被釋放。

可是，此次教訓似乎並沒有抑制查天行的野心。三年後，他再次身陷囹圄，罪名更爲嚴重：爲他的兒子在科舉考試中串通作弊。據趙申喬的奏摺：“本生（查爲仁）卷面大興與冊內開宛平不符，榜發十日本生尚未赴順天府聲明籍貫，有無情弊，難以懸定，據實題明，乞敕部查究。”《清實錄·康熙朝》1711年10月31日。後來查明查天行僱舉人邵坡冒名爲他的長子查爲仁（1694？—1749），參加1711年順天府鄉試。這一舞弊行爲的暴露，原因倒不是槍手失敗，而恰恰相反，是槍手考了第一名。在市井傳言中，作爲解元的查爲仁目不識丁，因而輿論譁然。朝廷準備再次調查，父子二人倉皇逃往南方，躲在浙江紹興一個親戚家裏。1713年，兩人被捕受審並被判處死刑。但是，蔣良騏驚異地發現，查氏父子最終竟得到赦免，不像其他的鹽商，也不像1711年江南和福建的相同科場案犯——他們都被立即處死。

關於查氏父子是如何化險爲夷的，現存史料只有零星的載錄。查爲仁在刑部西曹的難友張照爲查爲仁的詩集《花影庵集》（花影庵是查給自己的監牢取的齋號）所作的序言裏提供了一條線索。張照的同年進士趙熊詔告訴他，他的父親趙申喬作爲1711年順天府鄉試的主考官，自感對查氏的處境負有責任。步軍統領陶和氣（託合齊）也介入了此案，目的是報復趙申喬建議參革銅商金、王兩姓。陶（託）氏四處散佈言論，說這科榜首與取中者多是富人子，是因爲他們有行賄勾當，藉以打擊趙申喬。趙跟託是否有其他過節、趙對查的赦免是否真的起了作用還不清楚，但是，銀子能使他們化險爲夷。據說，查天行的妻子用2萬兩銀子贖罪，查氏父子分別於1718年和1720年被釋放。

無論如何，查爲仁成爲一位傳奇人物，被載入史冊和鄉土教材。文人雅士們視他爲天才，爲他能在惡劣的環境下，從目不識丁成長爲詩人中的翹楚，爲天津文學增光而感到自豪。這些傳奇式的說法，自然真假混雜。假如查爲仁1713年入獄時目不識丁的話，那麼他在創作《花影庵集》（集中最早的詩作於1714年）之前，僅有一年的時間學習詩作的格律與技巧。這是一件有可能卻令人難以置信的事。當然，這亦不排除槍手代筆的可能。

不論是否目不識丁，查天行父子繼承張氏和安氏餘緒，成爲天津鹽商文化網絡的領袖。他們在城西三里購買了一百多畝地，建成“水西莊”，這裏便成了查氏網絡的大本營。水西莊位於運河南岸，莊裏綠樹成蔭，假山奇石遍佈，歌臺舞榭等大小建築掩映其間，房中羅列書籍、畫卷、古玩。陳元龍與查昇是總角之交，二人曾同在南書房共事，陳還在各部及內閣擔任過要職，如文淵閣大學士兼管禮部，致仕後旅次水西莊作《坐攬翠軒與天行述舊》一文，回憶兩人總角之時，又作《水西莊記》，稱“斯園乃塵世之丹邱”。陳的侄子、當時任戶部侍郎的陳世倌稱查天行爲叔叔，在查氏七十壽辰的時候，敬獻祝壽詞一篇。另一位高官、湖南人陳鵬年，經查慎行和查浦的引介，亦作客水西莊，爲查爲仁的詩集題寫序言。

地方官也是查氏網絡的成員。首任天津直隸州（設於1725年）知州宋晶，1725年到任的長蘆鹽運使張璨，都常到水西莊酬唱。1726年任長蘆鹽運使的陳時夏撰文讚頌查天行的繼室，言及他與查之間近二十年的友誼。英廉在擔任天津河防同知時，曾頻繁與查氏交往，與這裏的詩人唱和。水利專家陳儀（第一章已述及）不無驕傲地宣稱，沒有人比他更瞭解查天行了。陳宏謀任職天津河道期間，亦與查氏論交，爲查日乾側室王氏撰寫八十壽序。查爲義（爲仁弟）故後，陳宏謀應查禮（爲仁三弟）的請求，作《集堂府君小傳》爲紀念，“以俟後世之採風者”。

來到水西莊的更多是文人騷客。查氏海寧支系（南查）的查慎行（曾任職南書房，前已述及）視查爲仁如同親子，教他作詩。慎行的弟弟查浦在1700年成進士之後的兩年時間中旅食水西莊，與查天行以兄弟相稱，視水西莊爲“隱逸之所”。厲鶚、杭世駿、萬光泰、汪沆和符曾等來到水西莊時無不感到賓至如歸。由查爲仁命名的水西莊詩集《沽上題襟集》刻印後，一紙風行。查爲仁箋註《絕妙好詞》，厲鶚將查的箋註與他的箋註相比較，認爲查氏堪稱第一。這樣，查作爲詩人和學者日益聲名遠揚。

然而，當乾隆皇帝駕幸水西莊時，所有這些達官貴人和文人雅士都黯然失色。乾隆皇帝於1748年首次到水西莊，他認爲這是一個愜意之所。隨後他幾次來到天津，也都下榻水西莊。只是這一特殊的榮耀，也使查氏付出一定的代價。既然皇帝如此厚愛此園，查氏便深感責任重大，於是將莊園的一部分修繕一新，專門奉獻給皇帝。1771年，乾隆皇帝將此園御筆命名爲“芥園”，從此這裏成爲皇帝親臨的聖地，其他人無論擁有多大權勢、多少財富，也不能僭越了。

然而，這樣的代價並不算大，查氏因此實現了他們追求的夢想——獲得社會的尊重。儘管地方誌編纂者對查氏是“流寓”抑或“鄉賢”持有爭議，但查氏宣稱他們自參加科舉考試起就入籍天津。他們的姓名甚至進入了本地方言，“闊查”成爲富有的同義詞。查爲仁的二弟查爲義曾任安徽太平府通判，致仕返回天津後成爲一名鹽商、詩人和業餘畫家。查爲仁三弟查禮，1748年在戶部任職，外放後領兵參與大小金川之役，最終於1782年任湖南巡撫（未到任）。查禮之子查淳，官至湖北布政使。確實，自查天行之後的查氏五代人，代代至少有一人中舉人或成爲進士。他們與海寧陳氏（本姓高）源遠流長的關係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查爲仁次子查善和是陳邦彥的女婿。陳邦彥進士出身，是一位造詣頗深的書法家，曾入值南書房，官至禮部侍郎。但是北查到了善和這一代，家道已經開始衰落。科場無論得意還是失意，候補或捐官，都耗資鉅萬。加上族人“花時載酒，累月流連”，不事生產，所託非人，連年涉訟，“遺貲幾蕩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