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 如何破解AI時代的虛無主義難題

1799年，雅各比在致費希特的信中首次在現代意義上使用“虛無主義”一詞，擔憂激進的啓蒙理性將消解神聖價值、帶來精神空虛。尼采則將虛無主義理解爲最高價值的自行貶黜：“上帝死了”既是舊價值的崩塌，也爲重估一切價值、喚醒生命自身開闢了道路。而今，人工智能帶來的替代焦慮，正迫使我們重新追問“人之爲人”的價值根基。

日前，在復旦大學舉行的第四屆虛無主義論壇——“AI與哲學人類學的復興”上，與會學者圍繞AI的存在論、AI與社會理論、AI的主體性、AI與哲學人類學以及AI時代的虛無主義等議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南開大學哲學院王南湜教授重新考察了恩格斯“勞動創造了人”這一命題在AI時代的理論意義，指出它揭示出人類能夠通過勞動實踐、工具演進與文化傳承不斷生成自身，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理論基礎。人工智能可能替代的主要是受生存需要和外在目的支配的勞動，而諸如藝術創作、科學發現與批判等自由的創造活動，仍應被視爲構成人之爲人的重要維度。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吳曉明教授強調，虛無主義雖然在當時看來似乎是一種“歐洲現象”，卻實際上具備世界歷史性的意義。在基督教信仰跌落意義上所說的無信仰，絕不是虛無主義的本質和基礎，而始終只是虛無主義的一個結果。爲此，應對這一現象的本質與具體表現作出區分，避免以現象或結果代替對其根源的追問。他認爲，AI在特定能力方面對人類的超越，並不意味着對人類存在的全面超越；相反，應從人類自身獨具的有限性或作爲“終有一死的存在者”的本真存在處境出發，重新思考人工智能與人之間的聯繫與區別。

浙江大學哲學學院與中國美術學院孫周興教授從海德格爾的“存在遺忘”與現代技術批判出發，判定數字技術已不再是單純的外在工具，而是通過數據化、算法化與可計算性邏輯深入人的感知、行動和理解過程，從而形成新的數字存在形態。數字虛無主義既是技術文明的必然宿命，也是意義機制失衡的症候。重建具身感知、個體創造與藝術性生成的能力，才能爲人的自由和尊嚴開闢新的空間。當算法接管了注意力的分配，哲學的任務便是重新教會人“如何停頓”“如何感受”與“如何創造”。這不僅是理論的回應，更是每個個體在技術時代必須踐行的存在論操練。

山東大學中國闡釋學研究中心、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傅永軍教授認爲，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語言、推理與自主決策等方面的發展，使笛卡爾“我思故我在”所奠定的理性主體地位面臨深刻挑戰。然而，這一危機並不意味着人類存在本身將會走向終結，而是暴露出傳統哲學將理性等同於某種邏輯化、形式化思維的理論侷限。面對人工智能時代的挑戰，哲學應該由純粹理性轉向歷史理性，在歷史性的理解活動中重新揭示人類自身的獨特存在方式及其意義生成的可能性。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汪行福從霍布斯關於人的價值“價格化”的論述出發，結合馬克思對勞動力商品化及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批判，提出了理解虛無主義的另一條可能路徑，揭示了現代虛無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根源。虛無主義不僅表現爲超驗價值的瓦解，更表現爲現代社會的商品化、金錢化與人的工具化。由此，虛無主義不再僅僅是西方形而上學的歷史性事件，而是深刻地滲透於現代社會日常生活之中，併成爲一種無處不在的普遍現象。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餘明鋒將AI喻爲文明的“木馬”：它是一份被饋贈的“禮物”，其內含的訊息尚未全然顯現，而是正在傳達。虛無主義危機的根源在於主體性形而上學，即人的“造反（Aufstand）”，人成爲存在者整體的主宰、主體，而其他存在者淪爲客體。AI時代需要重新審視這一主體性處境，因爲AI不單純是工具，而是建構“新現實”的基礎設施。現代哲學用以言說人與機器差異的舊框架已然失效，哲學人類學需反思自身概念框架在多大程度上仍受制於形而上學。

本次論壇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與復旦大學民族研究院共同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