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傅劍鋒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人文社科的解釋力與創造力嚴重滯後於變化的時代。基因編輯改寫生命的邊界，大模型幾年間從寫詩、作曲走向證明定理、參與科學發現，氣候系統一步步逼近臨界點。而當公衆最需要人文與社會科學提供意義座標時，聽到的卻常常只有兩種聲音：困在概念裏的自我循環，或是對技術的情緒化驚懼。

2017年，88歲的哈佛進化生物學家愛德華·O·威爾遜出版了一本小書——《創造的本源》。這位“社會生物學之父”、兩度普利策獎得主，把晚年的思想火力對準了人文。他的診斷尖銳直白：人文藝術與社會學科被困在人類自身感官與經驗的“泡泡”裏，與本可汲取的科學土壤隔絕已久。他由此主張反思“人是萬物的尺度”，以科學視野校正過於封閉的人類中心主義。

在通用人工智能步步逼近、學科壁壘正被技術前所未有地消融的今天，這本書的意義愈發凸顯：人類或許正如威爾遜所預言，站在“第三次啓蒙”的門口，就看我們有沒有跨越學科壁壘的勇氣與智慧。

病竈：尺子太短，世界太大

1959年，C.P.斯諾在劍橋提出“兩種文化”：科學家與人文知識分子彼此隔膜，甚至彼此輕視。六十多年過去，這道裂縫並未消失，反而在高度專業化的今天換了新的形式。

一位文學博士可以對福柯如數家珍，卻說不清自然選擇如何運作；一位社會理論家可以批判“技術理性”，卻從未讀懂一篇機器學習的入門教材。威爾遜指出，人文學科往往生活在一個狹小的視聽“泡泡”裏：人類主要靠視覺和聽覺認識世界，而許多物種的信息世界由氣味、信息素等化學信號構成。這不只是對感官的提醒，更是對認識論的警告：只用人類的感官丈量世界，丈量出來的永遠只是一個人類版本的世界。

這種狹隘帶來三重後果：

其一，解釋力萎縮。當人文學者默認人的歷史就是“有文字的歷史”，便切斷了此前數十萬年塑造人類心智的漫長史前史。威爾遜提醒，人類創造力的根源至少可追溯到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不懂這段前史，就很難回答：人爲什麼會講故事？爲什麼會被音樂打動？爲什麼會爲素不相識的人流淚？

其二，表達深度流失。藝術不再吸收關於世界的新知，就只能向內挖掘個人經驗，直至挖空。“深刻”漸漸淪爲情緒的強度，而非理解的深度。

其三，公共話語權讓渡。面對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氣候危機這些關乎人類命運的問題，人文社科若無法在事實層面與科學對話，就只能站在場外：要麼發出空洞的警告，要麼淪爲技術敘事的修辭註腳。

反思：從“人是萬物的尺度”到“萬物是人的尺度”

兩千四百多年前，古希臘智者普羅泰戈拉留下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句話在文藝復興中被重新點燃：人不再匍匐於神之下，而是以自身的理性、情感與經驗重新丈量世界。那是人類文明的一次偉大解放。

然而任何偉大的尺度都有其歷史侷限。當“人是萬物的尺度”被推向極致，人便被悄然抽離出生命之網：其他物種成了背景，自然成了資源，人類經驗成了衡量一切的終極標準。沿着威爾遜的邏輯再向前一步，我把他的主張概括爲：從“人是萬物的尺度”，走向“萬物是人的尺度”。

其一，理解人，需要人以外的參照。威爾遜畢生研究螞蟻，深知社會性昆蟲能形成高度複雜的羣體組織，卻沒有證據表明它們擁有與人類相當的開放式、累積性文化創新能力。正是這種比較讓我們看清人之爲人的獨特：人能把規則本身當作思考和修改的對象。不跳出人類，就看不清人類。

其二，尺度不僅丈量對象，也暴露丈量者的侷限。蝙蝠用回聲“看見”黑暗，螞蟻用化學信號“閱讀”世界。人以爲空無一物的夜晚與池塘，對它們而言卻是信息豐沛的宇宙。知道自己感受不到什麼，是比誤以爲已經感受到一切更成熟的智慧。

其三，人是生命演化的產物。威爾遜寫道，人類自我理解的“點金石”，就在於生物演化與文化演化之間的關係。只看文化，人文是無根之木；只看基因，科學又會把詩歌簡化爲求偶策略。唯有在兩者的交匯處，人才能被完整理解。

所以，“萬物是人的尺度”不是用自然取消人的尊嚴，而是以自然的深度與廣度，校正人類自我認知的狹窄。人仍是人文的中心，只是不再是解釋人文的唯一尺度。

途徑：爲人文重築科學通識的地基

人文該從哪裏汲取科學養分？威爾遜開出了一份清單：古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演化生物學與神經生物學。這五門學科從不同層次追問人如何形成，把有文字的歷史連接到人類心智漫長而幽深的前史。

古生物學講述人類祖先如何走出森林、學會用火；人類學則讓我們看見篝火旁的故事。人類學家波莉·維斯納研究南部非洲朱霍安西人的火光談話，發現白天的話題多關乎生計與閒話，夜晚的談話則有81%是講故事。威爾遜由此推想：篝火延長了共同生活的時間，爲敘事與文化積累提供了溫牀。人文，或許正是在篝火旁誕生的。

心理學與神經生物學揭示，審美並非玄學：熟悉與陌生、流暢與複雜之間的張力參與塑造着我們的審美體驗，熟悉到可以進入，又新奇到必須重新凝視。演化生物學則提供總框架，追問人爲何會爲虛構人物的命運產生真實的情感。這些關於“終極因”的追問，是文本細讀等“近因”解釋無法替代的。

威爾遜尤其看重語言。他寫道：語言不只是人類的一項創造，它就是人類本身。語言讓不在場的世界進入共同經驗，讓昨天的恐懼與明年的打算得以講述、分享與修改。理解了語言的演化根源，才能理解文學何以擁有改變人心的力量。

時勢之變，今天的人文地基還需要更寬廣的科學通識。數學是理解世界結構的語言：不懂概率與統計，很難看穿數據背後的謬誤；不理解指數增長，很難真正感知疫情、複利或算力擴張的衝擊。物理學的第一性原理思維——剝離類比與慣例，回到最基本的約束條件去推理——同樣教藝術家和社會科學家追問本質，不再滿足於“向來如此”。

關鍵：拆掉學科之牆的鑰匙是AI

而人工智能通識，正在成爲人在人機共生社會中保持主體性與判斷力的知識基石。當機器開始參與寫作、繪畫、作曲與研究，理解它如何學習、爲何犯錯、邊界在哪裏，已是每一位創作者與思考者的基礎素養。不懂AI的人文學者，將無法解釋一個由AI深度塑造的社會。

威爾遜指明瞭方向，卻沒能看到實現它的工具。他於2021年12月辭世，不到一年後，ChatGPT橫空出世。

過去，人文與科學的交叉之所以艱難，原因在於門檻與成本。一位歷史學者想弄懂古DNA研究，得先啃下分子生物學的大部頭；一位小說家想寫好一位神經科學家，可能要花上數年做田野。跨越專業圍牆的代價，往往是半個職業生涯。

AI正在拆掉這堵牆。今天，一位對物理一竅不通的詩人，可以與AI展開一場關於量子糾纏的蘇格拉底式對話；一位社會學者可以藉助AI讀懂一篇神經科學論文的方法與侷限；一位藝術家可以把鯨魚的聲納、森林的碳通量、城市的人流，轉化爲可感的作品。大語言模型吸收了幾乎所有學科的文本，不分文理，天然站在知識的交匯處。知識的“翻譯成本”正趨近於零，“通識”第一次可以按需獲取、隨時對話、即時檢驗。

這樣的交匯已經結出果實。2024年，“維蘇威挑戰”的參賽者用機器學習從CT掃描中首次識讀出赫庫蘭尼姆古卷的成段文字，讓被火山灰封存近兩千年的哲學文本的片斷，重見天日；同年，諾貝爾化學獎一半授予Demis Hassabis和John Jumper，表彰其AI蛋白質結構預測，另一半授予計算蛋白質設計的David Baker。一個屬於古典學，一個屬於生命科學，用的卻是同一類工具。

2025年7月，美國白宮發佈的《美國人工智能行動計劃》開篇便作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判斷：AI將同時帶來一場工業革命、一場信息革命和一場文藝復興，包括破譯曾被認爲無法閱讀的古代卷軸、推動科學與數學的理論突破、創造新形式的數字與實體藝術。無論如何評價這份文件的政策取向，“新文藝復興”這一判斷本身值得每一位人文創作者與社科學者認真對待。

但AI既能拆牆，也能製造幻覺。流暢的答案可能讓人誤把“知道術語”當成“理解原理”；算法推薦的信息繭房，可能讓人更深地封閉在自己的“泡泡”裏。威爾遜早在1998年《知識大融通》中就以“淹沒於信息，飢渴於智慧”概括時代的認知困境，這在AI時代只會更加尖銳。工具降低了門檻，卻不能代替跨過門檻所需的好奇、耐心與判斷力。這正是AI通識不可或缺的原因。

復興：讓人文與科學之河重新匯流

沿用威爾遜推崇的“啓蒙”框架，人類歷史曾有兩次重要的認知躍遷：一次在古希臘，一次在近代歐洲。威爾遜將科學與人文重新匯流的願景稱爲“第三次啓蒙”；而放眼今天由AI推動的知識重組，我更願意稱之爲一場“新文藝復興”：讓兩條河流重新匯合，在萬物的尺度中重新發現人。

要讓人文“啓蒙”或“復興”的願景落地，至少需要四個層面的行動。

第一，重構人文教育的地基。人文社科學生應把演化生物學、神經科學、人類學、數學與AI通識當作基礎課，就像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家把解剖學、光學、透視與幾何當作創作的根基。達·芬奇親手解剖人體，才畫出肌肉與骨骼的真實力量；今天的創作者，同樣需要“解剖”世界。

第二，建立科學家與藝術家、社科學者的共同創作機制。威爾遜主張，科學與人文的關係是“完全互惠的”：科學爲人文拓展事實的疆域，人文爲科學追問目的、語言與價值。實驗室應向藝術家敞開，研究機構應爲跨學科合作留出制度空間，資助體系應獎勵敢於跨界的冒險。

第三，讓AI成爲每個人的“文藝復興工作坊”。美第奇家族的贊助曾讓佛羅倫薩羣星閃耀；今天，AI正以極低的成本，把過去高度稀缺的知識能力開放給更多人。關鍵在於善用：用AI去追問，而不是替代思考；用它推開陌生領域的大門，再以人的判斷走進去。

第四，以真實的世界問題爲創造的磁場。威爾遜晚年最憂心生物多樣性的消逝，他把物種滅絕視爲一座基因文庫的毀損，並期待藝術家讓這場危機既打動人心、又激發行動。氣候變化、AI倫理、人口老齡化、社會信任的重建，沒有一個問題能被單一學科解答。

同時須警惕另一種偏差：融合不是科學對人文的收編。威爾遜本人也承認，面對反諷這樣高度文學化的情感，解釋的方向應當倒轉，從文化與表達出發，再追溯其生物條件。一首歌爲何動人，不能只用多巴胺來回答。“萬物是人的尺度”要求人文接受事實的校正，也要求科學接受意義的追問。

在威爾遜筆下，人文誕生於遠古的篝火旁：一羣人圍坐火光裏，把白天的狩獵、遠方的親人、逝去的祖先與未知的明天，編織成可以共享的故事。

今天，我們站在另一堆篝火旁。這堆火由硅與電構成，由人工智能貫通：從細胞到星系，從遠古巖畫到深海鯨歌，從神經元的放電到文明的興衰。人類第一次有機會以如此低的成本、如此開放的方式，理解自己與萬物的關係。

這是認知躍遷的偉大機遇期，但它不會自動降臨。它需要人文學者走出封閉的概念之城，需要藝術家向科學借火，也需要科學家爲意義留出位置。從“人是萬物的尺度”到“萬物是人的尺度”，不是人的退場，而是人的擴展：當我們學會用萬物丈量自己，才真正看清自己在萬物之中的位置。

（作者爲資深互聯網從業者、科技向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