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梵高到草間彌生：藝術作爲唯一的生命價值

草間彌生

作爲一名跨界藝術家，前不久去世的草間彌生打破了傳統藝術與流行文化的界限，既在純藝術領域，也在商業領域獲得了巨大成功。她在藝術界和時尚界高度活躍的姿態，讓她以及她的波點藝術成爲一種廣爲人知的大衆流行符號。毫無疑問，草間彌生的藝術擁有複雜的屬性和特殊的價值，但我特別感興趣的切入點是從梵高到草間彌生，一種疾病與藝術家之間的伴生關係。如果說，梵高代表着一種高度精神性的藝術家，即通過強烈燃燒自己而產生的高強度的藝術創作類型的話，草間彌生也可以劃歸到這一行列。爲了釐清這一問題，也許我們需要清理關於藝術家與精神問題甚至精神疾病之間的複雜的創作張力關係。

“若不是藝術，我早就自殺了。”這是廣爲流傳的草間彌生的名言。在這裏似乎存在着一種關於藝術的救贖能力，即如果沒有藝術或者不從事藝術，生命就沒有價值，從而選擇死。或者如果不是藝術在治療“我”，不是藝術的價值值得“我”去探索，“我”早就自殺了。這是一種強力藝術家對於藝術生命的極端確認，也是一種通過獻祭自己的全部生命而產生至高藝術的生活態度。這一發言振聾發聵。也許在世俗的人看來不可理解。但是在對對自己生命充滿確認的藝術家則會引爲知音。正如草間彌生所說：“藝術是我求道的方式。”從梵高到草間彌生無疑都詮釋了一種因藝術而活的生命。

在《瘋狂的譜系》一書中，米歇爾·福柯、布朗肖、喬治·巴塔耶等對於荷爾德林﹑尼采﹑梵高﹑奈瓦爾﹑魯塞爾以及阿爾託等一系列被歸入瘋狂之列的作家和藝術家進行了多維度的書寫和闡釋，他們想要清理出“瘋狂”對於這些天才作家和藝術家之間的張力關係。這一“瘋狂譜系”同時也是一個“天才譜系”。這些哲學界、文學界和藝術界卓越的天才雖然處於不同的時代，但是他們都不同程度遭受“瘋狂病症”的折磨，並且在這一折磨當中堅持不懈地創作着不朽的藝術作品。誠然，我們不是說藝術家一定需要瘋狂纔可以創作出偉大的作品，而是說在衆多的道路中，的確有一條從瘋狂通向藝術的道路，這讓精神疾病與藝術家之間存在一種奇怪的抗力關係。精神疾病作爲一種特殊的疾病類型與某些強力藝術家之間有着奇怪的共生關係。這當然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但是對於這一瘋狂譜系的歸納和分析則閃耀着一道刺眼的光芒：是精神疾病催生了藝術家的創作靈感？還是藝術家因爲創作而患上或者強化了精神疾病的可能性？

在衆多公開資料中，都有關於草間彌生的精神疾病的講述。她從童年開始就受精神疾病的困擾。草間彌生1929年生於日本松本，她的母親是一個控制慾很強的人，由於草間彌生的父親對母親常年實施暴力，母親也經常對草間彌生施加暴力和懲罰。草間彌生在自傳和採訪中就曾經提到過母親“即使對於她在戶外玩耍這樣對於小孩子來說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也要懲罰”。另外母親因爲父親的婚外情備受折磨，居然讓草間彌生去監視父親的婚外情。這些都造成了草間彌生的童年創傷，並且導致了她對於男性身體的厭惡。這些傳記似乎爲她強烈的藝術表達找到了一些童年就有的創傷性依據。

雖然創傷不能直接導致藝術家從事藝術創作。這二者之間沒有一種確定的辯證關係。即很多創傷更嚴重的人也不一定能夠成爲藝術家。成爲藝術家當然有多種多樣的機緣，但是這些經歷或許可以爲我們從病理學的意義上找到草間彌生幻視幻聽的依據。

幼年的時候，草間彌生就出現了現代精神疾病中多發的幻視幻聽等症狀。“我很小的時候，經常帶着素描本跑去家裏的採種場玩。那裏有一大片槿花，我會坐在花圃裏胡思亂想。某一天，一朵朵槿花像人一樣擺出不同表情開始和我說話，它們的聲音越來越大，大到我的耳朵開始痛。”在自傳中，草間還寫到自己“從小就發覺自己在視覺、聽覺以及內心深處能感受到自然、宇宙、人類、血與花，還有包羅萬象的世界，它們以神奇、恐怖乃至神祕的方式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把我的生命牢牢捆住，使我無法掙脫”。從高中時候開始，草間彌生的幻視幻聽更加嚴重了，她不僅能看到物體周圍浮現的光，還能聽到動物或植物在喋喋不休低語。每當幻覺出現，她就飛奔回家拿起畫筆一股腦兒地全都畫在素描本上。“我每天都在畫畫，腦海中的靈感層出不窮，手已經跟不上思維了。”當時，草間彌生就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但是“那個時候，精神專科醫生並不像現在這麼普及，每當焦躁不安、幻覺或幻想迎面襲來的時候，我只能獨自與之對抗”。後來爲了追求藝術，草間彌生離開了當時沒有藝術生長環境的日本，前往紐約，正式開始她的藝術追求之旅。在紐約期間，她積極參與當時的前衛藝術羣體，刻苦鑽研，雖然生活困窘，喫飯都成爲問題，但是她卻不顧一切投入創作。在紐約奮戰了16年後，1977年，草間彌生回到了日本，那年她48歲，一年前她的精神兼生活伴侶約瑟夫·康奈爾（Joseph Cornell）因病去世，這直接導致草間彌生的精神大崩潰。精神病症全面爆發，數次自殺，無法正常生活，使得她不得不住進位於東京的清和精神病院。她在住院期間過着有節奏的生活。早上9點步行去醫院對面的工作室瘋狂創作8到10小時，傍晚再走回病房休息。（參照《草間彌生自傳：無限的網》，中信出版集團）

草間彌生在清和精神病院一住就是49年，直到她於2026年8月14日逝世。“住在醫院是爲了‘活着創作’。”，草間彌生說。她曾向媒體明確表示，自己不希望“治癒”精神問題，而是想把它們轉化爲藝術的催化劑。可以說，留在醫院是她“主動維持的一套生命基礎設施”的自覺選擇。一邊治病一邊創作，治療讓她不至於喪失人的基本功能，還可以拿起畫筆繼續創作！與人們印象中的設有防逃鐵窗和上鎖的封閉病房不同，清和精神病院是一所吸收了西方先進的醫療標準的精神專科醫院，有現代化的設施，並且不設人身限制，病人可以自由進出醫院。正是在這裏，草間彌生得到了良好的治療，也度過了人生中平靜而充實的創作生活。在清和病院，草間彌生不需要做洗衣服做飯打掃衛生之類的工作，除了規律的治療以外，“她每天早上在護工或助手的陪伴下步行到馬路對面的工作室畫畫，傍晚再回到病房休息，如果半夜突然產生靈感，還可以在病房裏繼續創作。”可以說，這個相當現代和專業的醫院是受到瘋病限制的草間彌生的避風港。

與草間彌生一樣受到精神疾病折磨的梵高則無法在他的時代獲得這樣的庇護。草間彌生和梵高的共同特徵是對於自己天才性的藝術家使命的無能爲力的承擔以及對於藝術創作白熱化的熱愛。在我看來，他們是一類藝術家人格和一類藝術創作方式：他們的藝術是那種給人以強烈精神刺激的類型，在強度上，他們的藝術類型是一樣的。而這種藝術類型對於人的精神需求極高，同時精神的磨損度也極大。另外一個共同性就是，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瘋病”的折磨。

梵高

1888年6月，梵高發瘋前在日記中寫道：“每當我這麼畫一場回來，我跟你保證，筋疲力盡，要是長此以往，我會徹底進入抽象狀態，連個最普通的活都幹不了。”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到一個具有超高強度的藝術家在進行的繪畫勞動，絕不僅僅是一種閒情逸致般的，隔靴搔癢般的怡情創作，而是要消耗巨大生命精力甚至危害身體和精神健康的“超級燃燒”。正是從梵高身上，我彷彿第一次意識到藝術對於人在某種程度上的消耗並不比我們認爲的深井中的礦工或者高空作業的人從事的工作更加安全。當長久的浸潤在藝術創作的真空當中，思維抽離現實而長久徘徊於抽象的時刻，藝術家與生活相連的那根保險絲很容易就會崩斷……從而被瘋狂入侵。1888年7月29日，第一次發病之後的梵高寫道：“在我們談論的這個偉大的藝術復興裏，我越是放浪﹑病態、破罐子破摔，就越接近成爲創作者藝術家。”這段話彷彿是在告訴我們，瘋病作爲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性疾病在某種程度上也會給藝術家以靈感刺激以及超強的臨場發揮，有助於誕生由燃燒精神所帶來的超強度的創作狀態。對此，很顯然梵高也是有意識的。藝術家一次次地燃燒自己，超高強度地耗盡自己，就能獲得繆斯女神對他們的同情和青睞。正如法國作家、文學批評家羅歇·拉波爾特所言：“畫家頻繁地被他必須熟稔把握的創作弄到精疲力竭——身體馬上就會發起報復——但最後創作將他們鉗住，並把他們吸乾……”任何有過超強創作經驗和藝術高度燃燒時刻的人都會對此感同身受……藝術（我是說真正的藝術）從來不是怡情養性的玩物，對於嚴肅的藝術家而言，藝術作爲唯一的生命價值被鐫刻和信守，其中消耗的能量絕不比任何一項其他的勞動在強度上弱。正如梵高自己所說：“畫一幅好畫不比找到一顆鑽石或者珍珠更簡單，兩者都需要付出痛苦的代價……”畫下《向日葵》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爲了熔鑄這些花朵的金色，必須充分加熱自己。新手無法企及，這需要一個人傾注全部的精力和注意力。”可見，藝術家需要以另外一種方法來“苦其心志，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最後完成他們的藝術鍊金術，而並不是我們通常認爲的“不傷筋不動骨”就能完成，這樣的創作形式甚至會對他們的大腦、精神和身體造成永久的難以修復的傷害。

在1889年的某一天，擔心自己會再次發病的梵高說：“最好能自由地生活……不然我發病起來可能會落入警察的手裏，然後他們會強制送我去瘋人院。”可見，當時的梵高是多麼害怕自己被投入精神病院。由於缺乏有效的精神病藥物和相應的治療方式（現代抗精神病藥物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問世），當時的精神病院相當於監獄，幾乎剝奪了病人的所有正常社會生活。這種治療可能比疾病本身更爲可怕。在意識到自己的病症之後，草間彌生對這種特殊的疾病已經有所自覺。她說：“那時候，精神專科的醫生並不像現在這麼普及，每當焦躁不安、幻覺或幻想迎面襲來時，我只能獨自與之對抗。我的聽覺有一部分已經受損，但這個祕密只有我知道，因爲生怕被誰給暴露出去。我有哮喘病，時而發作，這是與外界接觸時所產生的緊張感造成的。關於我的這些身心疾病，周圍沒有人可以與之商量。”雖然經歷過青年時代對於自己瘋病的彷徨無措，幸運的是，草間彌生是在現代社會當中生存，她能夠藉助醫療手段對發病後的生活進行儘可能科學的規劃。48歲之後的草間彌生選擇在精神病院一邊治療一邊繼續創作，這是一種極大的自我主宰和自我干預，當認識到疾病可能對自己造成更爲巨大的傷害，必須進行干預的時候，草間彌生能夠爲自己選擇最爲妥當的生活方式——住進現代化的精神病院。我們不禁想象如果梵高生活在今天這個時代，或許他也可以像草間彌生一樣一邊治療一邊繼續他熱烈的生命創作。

梵高在寫給弟弟提奧的信中說：“我寧願在極度貧困中死去，也不願爲了維持體面的生活而放棄我的畫筆。因爲在作畫時，我不是在履行一份職業，我是在履行我的命運。”藝術家的職業與普通職業的區別不僅僅在於其燃燒精神、消耗意志的工作方式，還包含他們對於天賦和使命的確認。梵高是如此，草間彌生也是如此，他們必須對抗來自生活的古老敵意，同時還要對抗來自精神內部的變亂，以完成自己的命運。無論如何，我們希望那些藝術家能夠得到時代的庇護，從而繼續他們的藝術使命。

（作者系詩人、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