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零後”作家，是時候開始經典化了嗎？
1996年2月《黑藍》雜誌創刊，爲“1970以後出生的中國寫作人”提供聚集地；1996年第3期，《小說界》雜誌“七十年代以後”欄目開欄。至今三十餘年間，“七零後”作家與改革開放同頻共振，擁有了獨特的精神成長經歷，並就此繪成了具有文學史、思想史意義的文學肖像。11月6日，一場以“生於70年代：一代人的文學肖像”爲名的研討會舉行。
某種意義上，如會議召集人、南京師範大學教授何平所說，時至今日，“七零後”作家的經典化遠遠不夠，和他們的寫作成績相比，他們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依然是“晚熟的人”和“遲經典化的一代”。由此，本次會議聚集了16位“七零後”作家和20餘位評論家，作家經由自我文學道路的梳理和反思，爲未來的寫作開闢新路；批評家勘查這一代人提供的文學和精神樣本，作爲觀察者和同行人共同構建文學的共同體。
“七零後”的命名具有鮮明的代際特徵，評論家賀紹俊點明這一代作家的成長經歷：20世紀80年代他們接受教育，塑造文化心理時正處於社會思想秩序重建的階段，90年代是他們思想定型並開始邁入社會的階段，此刻的中國社會正經歷一場大的市場經濟轉型，21世紀又進入互聯網時代，這使得他們成爲過渡的一代，他們的文學創作伴隨着古典時代的終結，同時攜帶着新的因素，兩種文學精神——鄉村文學精神和都市文學精神——並植在這一代作家的頭腦裏，構成了他們“一體兩面”的文學面孔。他們不滿足於對生活的形而下的書寫，對生命、自我、生存目的有着終極追問，但他們沒有現成的答案，寫作成爲一場從身體出發最終抵達心靈的旅程。
事實上，每一代寫作者都有自己的辨識度，評論家白燁認爲“七零後”的辨識度可能是個人化的視角、平民化的色彩，這是他們文學的立足點，可以說正是從“七零後”開始，個人化寫作逐漸成爲定式，由此帶來了個人化寫作對於文學創作的影響、個人化與主體性的關係、個人化與時代性的勾連等一系列值得探討的話題。
或許沒有誰比作家自身更能準確描繪出自己的肖像。在作家喬葉看來，“七零後”作家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生長，在“七零後”這個標籤下繪製個人的肖像，整體上，這一代人和前兩個代際的作家是更宏闊意義上的同代人，這一代人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家阿乙具有相似的感受，在“六零後”作家那裏，風格的實驗、個性化的探索變得更爲突出，作者變得更爲解放和張揚，作品變得更爲主觀，對美的追求也超過對現實的刻畫，“七零後”作家在他們探索的基礎上緊跟上去，保持了這種創造和主觀的勢頭，併發明瞭新的東西將他們開創的局面推向高峯，“七零後”作家也就成爲手工業時代最後一代傳承人。
從更宏闊的意義上來說，“七零後”作家對家國和個體的感受和前輩作家處於同一個時空，有所不同的是，他們身上呈現了更爲完整的文學生產鏈，同時外部環境比如市場、傳播平臺的變化對他們產生了更大的影響。作家魯敏認爲這是一條典型的成長路徑，它的有效性、影響力至今仍然發揮着作用，“七零後”作家像魚遊在時代的水流中，他們以自己新的理解和認知方式對時代、社會、生活進行闡釋，呈現出每一條魚獨有的樣貌和紋路。
如何給“七零後”這代作家的肖像做一個整體描摹，作家張楚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首先是野生性，這不只是指未經中文系訓練，更多意味着職業身份跟寫作長期並行，也就是說寫作者的經驗、位置首先是由他的職業崗位和社會分工所規定的，雙重身份影響了這代人觀察世界的角度，也影響到他們創作素材的來源。其次是都有鄉村或縣城生活經驗，後又進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他們往往先書寫鄉村經驗，再轉向城市書寫。再次是理想主義的底色，同時這種理想主義往往帶有某種失落感。最後是創作上的變化，早期寫日常生活，關注那些不爲人所知的幽暗之地，後來都開始關注時代的橫切面，自覺進行精神上的更迭和技術上的創新，把時代和精神勾連起來。
不難看出，“七零後”作家的主體性意識非常強烈。作家路內提出“代際主體性”的概念，曾經他並不願意以此來闡釋“七零後”作家，但如今他可以客觀地來看待它。他認爲，當這個時代在過度討論主體性的時候，已經把主體性當作工具在使用了，“七零後”作家如何重新去看待自己的主體性，會通向一個自己認爲的文學未來。
“七零後”作家的成長、寫作生涯伴隨着改革開放、日新月異的生活，作家李修文說，每個人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適應期，一直持續到今天，在對於生活、對於美學不斷地調整適應的過程中，產生了各種思考、各種文本。所以他看到同代作家的作品總是感受到一種巨大的興奮、巨大的感召。他意識到，這一代作家可能是通向AI寫作或者更無法命名的未來寫作圖景中的一個基石，文學中對於人性的探討、人性在不斷形成的新世界中的並不折損，可能纔是真正有價值的。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還有很大的空間等待作家去發現獨屬於小說家的基本責任，去完成小說家基本的道德。
時至當下，“七零後”作家或者說所有寫作者都面臨着一個處境，敘事範式到了變更的邊緣。近來AI短劇的興起更是一種巨大的敘事實驗，作家計文君反躬自問，“我還能做什麼？”她表示，除了老老實實地寫，可能還需要回歸到本原，迴歸到敘事的本質任務——人的本質存在和屬性，回到重新錘鍊語言、重新審視結構、重新回答小說是什麼和好小說是什麼的問題上來，所以“七零後”作家有着未完成性。
未完成意味着“七零後”作家對自身寫作有着更深的反思。作家李浩同時具有批評家的語言編碼，他認爲“七零後”作傢俱有某些優勢，也有某些匱乏。優勢是有相對寬闊的閱讀視野，語言、技巧更爲多樣、豐富，更與世界接軌，因有文學理想的堅持，註定會趨向高標準的努力。而匱乏，是生活的相似、思想觀念的相似而帶來的同質化；與生活過度和解的這一代作家的生活經驗是否能夠提供給他者一種對於人類文明進程有效的參考；寫作技術帶來的是具有修飾的表演性，滿足於這種表演；實際上和自己文本中的故事、情感多多少少有一種隔離狀態，看得見，但沒有和它連接上內在的毛細血管。他提醒，要有一種自我警惕，才能避免自己在不自知中下滑。
作家哲貴對自己的寫作則有建立價值體系的要求。他自陳，從出生到開始懂得用眼睛看這個世界，正好是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急劇的變化讓他往往急於跟上變化，他變成一個行動派。他漸漸思考，行動之外的思考是不是有所缺失，作爲寫了三十多年作品的“作家哲貴”，他在自己的作品裏有沒有構建一個穩定的價值體系，或者說，有沒有在作品裏面穩定地輸出他的價值觀跟價值體系？
如作家付秀瑩所說，“七零後”作家是攜帶着記憶的細節進入歷史的，面對他們的歷史處境，如何承擔文學命運，唯有“寫”和“堅持”。這也是當天許多作家的共同感受，朱山坡說要不斷地寫，一直朝前寫，寫出自己的印記，像胎記一樣，輕易抹不掉；黃詠梅說通過專注於極致的小，切入生活的現場，抵達更爲廣闊的共情，這種微弱的光讓她繼續寫下去；田耳重新對寫短篇感興趣，因爲要用經得起細讀的文字來抵抗一些東西。他們也更關注同代人的寫作，李宏偉說因爲這些人、這些作品好像跟自己有關係，大家在同遊；石一楓說因爲這一代人在同一個背景下成長、對某一個時代有共通的認同，都集中在寫20世紀90年代，這是作家記憶，也是時代記憶，對於這代人而言不可替代。
“七零後”文學肖像的繪製，歸根結底要通過作品本身。作家徐則臣認爲，每一代寫作者都是以文學的方式對自身的成長處境和社會現實做出回應，因此要解讀“七零後”作家，首先要看一個時代發生了什麼變化，這個時代變化跟他們作品中反映出來的東西是否能匹配，也就是說這代作家是否有效地寫出了他們所身處的時代。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經典化需要時間，今天爲“七零後”經典化尋找到的理由若干年後可能是無效的，但在世界越來越複雜，分工越來越細，一個人認識世界、表達世界難度越來越大的今天，“七零後”的寫作給人們提供了新的視角。
談“七零後”的經典化，本質是在談文學史續寫的話題。評論家孟繁華表示，所謂歷史化、經典化，就是不同時代、不同歷史背景的作家、評論家、文學史家和作家作品不斷對話的過程，“七零後”作家的經典化必須在認真細讀、持續對話、動態批評實踐中展開。沒有這些，文學的經典化是難以完成的。
評論家韓春燕有相似的觀點，“七零後”缺乏文學命名、文學宣言、文學運動，缺少一些通約性的東西，這讓他們進入文學史具有一定的難度。以評論家陳漢萍的觀察，對“七零後”作家的整體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2013—2015年，在肯定的同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個階段之後，因爲“七零後”作家個體已經以獨立姿態登上文壇，之後的文學批評差不多都是以個體研究的形式出現，“七零後”作家的經典化或許要由他們的同代批評家完成。
作爲同代批評家，評論家劉大先表示，同一代人，如果不隔着一定的距離，很難給他們一個命名，無論是作家自己，還是評論家都有着命名的焦慮。代際是一個便於行事的說法，怎麼方便怎麼來，很難有一個統一的特徵，但如果沒有統一的特徵，實際上並不容易被記住。對於“七零後”作家，他給出的命名是“具身性寫作的最後一代人”，他們經歷的是古老的鄉土中國迅速進入到一個城鎮化轉型、科技日常化、後革命社會加速化的語境，個體的經驗、慾望、情緒在他們這裏是獨一無二的，既有原來實實在在的具身經驗，同時也被虛擬的經驗所侵蝕，這是他們進入文學史的一個機制。也許如評論家楊輝所言，在同代批評家書寫文學史時，在進行跟新的生活、新的時代相匹配的一種新觀念的調適後，“七零後”的經典化可能變成現實。
“生於70年代：一代人的文學肖像”這個議題，暗含了一種現實和一種願景，評論家張清華分析，它意味着“七零後”這一代人的文學肖像已然悄然成型，同時還有點模糊，期望這個肖像早日明晰。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歷史處境、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生命經驗、不同的文學追求、不同的文學命運，“七零後”經典化進程相較於前代作家稍稍遲滯了一些。但在每一代人的生活記憶、歷史記憶、文化記憶的產生方式中，文學是最爲真實和最具深度的方式，這是文學的價值，也是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和價值。
活動由南京師範大學、鳳凰傳媒和譯林出版社、《南方文壇》雜誌社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