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學者親赴現場調閱諾獎檔案,揭祕吳健雄不曾獲獎的遺憾
去年11月,兩位物理學史的研究者Mats Larsson和拉蒙·維斯Ramon Wyss在斯德哥爾摩調閱了1957年的諾獎檔案,確定性地揭開了吳健雄爲何沒能分享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謎底。2月3日,Physics World發表了他們的文章。本文是季燕江博士對原文(
https://physicsworld.com/a/twenty-three-nominations-yet-no-nobel-prize-how-chien-shiung-wu-missed-out/)的編譯版。
編譯 | 季燕江
1958年,資深的實驗物理學家吳健雄。這一年,她首次與諾貝爾物理學獎失之交臂。
1957年,楊振寧與李政道因“對所謂的宇稱定律的深入探究,導致了有關基本粒子的重大發現”而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1957 was awarded jointly to Chen Ning Yang and Tsung-Dao (T.D.) Lee; for their penetrat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so-called parity laws which has led to important discoveries regarding the elementary particles;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hysics/1957/summary/
宇稱不守恆(Parity non-conservation)這一發現,如同在物理學聖殿裏投下了一顆驚雷。此前,物理學家們深信,如果將空間三個座標全部反轉,自然界的一切過程將保持不變——這幾乎是物理世界對稱性美學的基石。楊振寧曾對《物理世界》的專欄作家、科學史家羅伯特·克瑞斯說,發現宇稱不守恆的感覺,好比燈突然熄滅,你陷入一片混亂,甚至不確定燈再亮起時,你是否還在同一個房間裏。
然而,一項爭議始終如影隨形。
李、楊二人的論文發表於1956年10月,這使得他們的獲獎罕見地符合了阿爾弗雷德·諾貝爾遺囑中“獎勵前一年所做工作”的條款。但第一個驗證宇稱不守恆的實驗結果,於1957年2月,由哥倫比亞大學的吳健雄(Chien-Shiung Wu)所領導的實驗團隊發表。彼時,李政道也在哥大,楊振寧則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吳的歷史性文章發表於1957年2月,而1月31日是當年諾獎提名的截止日期,所以吳壓根就沒機會獲得當年的提名,而李與楊的唯一一個提名,也僅在1月29日剛剛被送達諾獎委員會。
一個如此根本性的發現,其關鍵的實驗驗證者,難道不配分享這份最高榮譽嗎?在她的論文《β衰變中宇稱守恆的實驗檢驗》中,吳健雄提到她與李、楊進行了“富有啓發的討論”。那麼,是性別偏見作祟?是她的論文錯過了截止日期?還是她根本從未被提名?
沉默五十年:諾獎檔案的“雙重鎖”
彼時,諾貝爾獎章程規定,所有關於提名者及委員會決策過程的細節將永久保密。直到1974年,規則才被修改:檔案可在頒獎50年後解密。那麼,爲何2007年——1957年頒獎半個世紀後——謎團仍未解開?
原因在於,瑞典皇家科學院(負責物理與化學獎)還有一條附加準則:只要獲獎者仍在世,相關檔案就必須保持關閉。李、楊獲獎時年僅三十出頭,且皆得享高壽。李政道於2024年8月逝世,享年97歲;而直到2025年10月18日,103歲的楊振寧離世,打開這扇塵封之門的機會才終於到來。
被忽視的諾獎得主?1963年,吳健雄在哥倫比亞大學。此時,她已知的23次諾獎提名中的前三次已經發生。丨史密森尼學會
作爲兩位身處斯德哥爾摩、對科學史抱有濃厚興趣的物理學家,馬茨·拉爾森(Mats Larsson)和拉蒙·維斯(Ramon Wyss)此前已研究過另一位未曾獲得諾獎的女性物理學家——莉澤·邁特納(Lise Meitner)的案例。因此,在楊振寧去世後,我們向瑞典皇家科學院科學史中心提出了查閱1957年檔案的請求。
歷史的現場。左:2025年11月13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瑞典皇家科學院科學史中心,馬茨和拉蒙成爲首批查閱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提名檔案的人。右:馬茨和拉蒙手捧珍貴的歷史檔案。丨Anne Miche de Malleray
檔案揭祕:一次提名與兩份報告
2025年11月13日,馬茨和拉蒙終於拿到了那本厚重的、黑色硬皮封面的檔案冊,裏面記錄了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的相關信息。近500頁的內容揭示:1957年物理學獎共有58次提名,但吳健雄在那一年——零次。這意味着,那一年吳壓根就沒獲得提名,因此也無資格與李與楊分享1957年的諾獎。
我們發現,李政道和楊振寧在1957年僅獲得一次提名,提名者是芝加哥大學的實驗物理學家約翰·辛普森。他的提名於1957年1月29日送達委員會,剛好趕在1月31日的截止日期前。辛普森顯然在委員會中頗有分量,委員會據此委託了兩位瑞典物理學家成員撰寫評估報告:奧斯卡·克萊因(Oskar Klein)負責理論部分,埃裏克·胡爾滕(Erik Hulthén)負責實驗部分。
克萊因用四頁報告中的約一半篇幅,討論了出生於匈牙利的理論物理學家尤金·維格納(Eugene Wigner)——我們發現他獲得了七次獨立的提名。克萊因開篇即指出,維格納關於物理學對稱性原理的工作(首發表於1927年),因吳健雄、萊德曼等人的近期實驗而重獲新生(吳等人的文章是2月見刊的,所以克萊因能讀到很正常)。他認爲,這些實驗爲物理學的基本對稱性原理投下了新的光芒。
克萊因隨後分析了維格納的三篇重要論文,並得出結論:正是維格納,比任何其他物理學家都更奠定了對稱性原理的概念背景,使得李、楊得以釐清實驗檢驗宇稱不守恆的可能性。克萊因並未在報告結尾給出明確推薦,但他指出李、楊和維格納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克萊因報告中提及的所有物理學家——除了吳健雄——最終都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維格納並未等待太久,他於1963年與瑪麗亞·格佩特-邁耶、漢斯·延森共同獲獎。
左至右:維格納,邁耶夫人,延森
1988年的諾獎,左至右:萊德曼,施瓦茨和施泰因貝格,獲獎理由是:“發現μ子中微子,創建了中微子束方法,並證明了輕子的二重態結構”,不過對大衆來說,萊德曼最有影響力的成就,是創造了“上帝粒子”這個名詞。
儘管爲全面闡明宇稱原理所需修訂的實驗與理論研究工作仍需大量開展,但已可斷言,通過李與楊上述研究取得的發現,已產生具有極其重大意義的結論。基於上述理由,委員會提議將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聯合授予:李政道博士(紐約)與楊振寧博士(普林斯頓),以表彰他們對所謂宇稱定律的深入探索,這一研究引領了對基本粒子新特性的發現丨諾貝爾檔案,瑞典皇家科學院,斯德哥爾摩
實驗的“魔法”:
在絕對零度邊緣捕捉對稱性的裂痕
胡爾滕的實驗報告則承認,吳健雄的實驗始於與李、楊的早期討論。事實上,在李、楊那篇著名論文發表前,李政道就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就β衰變中的宇稱守恆問題諮詢過吳健雄。據吳健雄回憶,她向李政道提到,檢驗β衰變中宇稱是否守恆的最佳方法,是使用極化的鈷-60源。
當時,許多物理學家都知曉李、楊那篇被視爲高度推測性的論文,而吳健雄則敏銳地意識到了檢驗宇稱不守恆這一深遠推論的機會。由於她並非低溫核取向領域的專家,她聯繫了華盛頓特區國家標準局的歐內斯特·安布勒,後者成爲了她1957年2月15日那篇《物理評論》論文的合作者。
胡爾滕詳細描述了吳健雄團隊爲完成實驗所必須克服的嚴峻技術挑戰:包括達到0.001開爾文的極低溫、將探測器置於低溫恆溫器內部、以及減弱晶體場擾動對磁場效果的削弱等。
儘管困難重重,實驗家們還是在1957年1月4日哥倫比亞大學每週五的例行午餐會上,首次報告了宇稱不守恆的跡象。這一初步結果的消息像野火一樣傳遍了物理學界,促使其他研究組立即跟進,包括萊德曼等的工作。
遲來的提名與“建議者”的陰影
儘管吳健雄在1957年未獲提名,但在次年(1958),她即獲得了195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威利斯·蘭姆和波利卡普·庫什的提名。事實上,在李、楊獲獎後的16年裏,吳健雄在10個不同的年份收到了提名,總計23次,提名者包括18位頂尖物理學家、多位諾獎得主,以及李政道本人,李曾在1964、1971和1972年三次提名吳健雄。
然而,檔案顯示(截至1974年),楊振寧從未提名過她。李政道的支持與楊振寧的沉默,一種可能的解釋源於李政道早期與吳健雄的討論影響了那篇著名的論文,而楊振寧可能並不知情。同樣不清楚的是,爲何李、楊從未在論文中承認與吳健雄關於鈷-60實驗的討論;這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揭示。
1958年吳健雄獲得提名後,諾貝爾委員會只是重新審閱了克萊因和胡爾滕早已完成的調查報告。同樣的程序在後續年份重複着,直到1971年——吳健雄獲得六次提名(她單年最高紀錄)——委員會才決定委託皇家理工學院的理論物理學家本特·納格爾重新評估吳健雄工作的理論重要性。
納格爾指出,吳健雄獲得提名的依據主要基於三項實驗:1957年的宇稱不守恆實驗、1949年驗證費米β衰變理論的實驗,以及1963年關於守恆矢量流(標準模型的基本假設之一)的實驗。納格爾承認這些實驗“無疑對我們理解弱相互作用至關重要”,但他筆鋒一轉:“這些實驗,至少後兩項,是受理論學家的委託或直接建議,針對特定方面進行的。”
在納格爾看來,吳健雄的工作因此與詹姆斯·克羅寧和瓦爾·菲奇1964年在K介子衰變中發現CP破壞(Charge-Parity violation)有顯著不同。後者是自主發現,而吳健雄的工作(納格爾暗示)只是在理論家建議後才進行的。“我有些猶豫,它們的理論重要性是否足以成爲授予吳健雄諾貝爾獎的充分理由。”納格爾總結道。
吳健雄獲諾獎提名歷年一覽。
錯失的節點:歷史可以有另一種寫法
非常遺憾,未能將吳健雄作爲第三位獲獎者與李、楊並列,是一次錯失的機會。當然,她不可能在1957年獲獎,因爲她未被提名,且關鍵論文發表於截止日期之後。但這本可以簡單地通過等待一年,在1958年將獎項聯合授予吳健雄和她的理論同行們(即李和楊)來解決。
另一種可能的路徑,是遵循克萊因報告中的建議,單獨表彰對稱性破壞的理論方面,將獎項授予李、維格納和楊。遺憾的是,檔案中並未包含物理學委員會討論的完整細節,我們無從知曉這是否曾是當時認真考慮過的選項。
但有一點是清晰的:諾貝爾委員會完全清楚,在李、楊大膽的理論洞察之後,吳健雄的實驗驗證具有何等巨大的重要性。他們的工作共同開啓了物理學的新篇章。沒有吳健雄對宇稱不守恆的興趣和她天才般的實驗智慧,李政道和楊振寧或許永遠不會獲得那座諾貝爾獎盃。
歷史檔案的塵埃已然落定,數字冰冷而確鑿:23次提名,10個年份,零次獲獎。這背後,是實驗與理論貢獻在評價天平上的微妙失衡,是“建議者”與“獨立發現者”之間那道隱形的界限,或許,也纏繞着那個時代科學共同體中難以言說的性別與身份政治的絲線。又或許,僅僅是運氣。
吳健雄被譽爲“核物理女王”、“中國的居里夫人”,她收穫了除諾貝爾獎之外的幾乎所有重要榮譽。但檔案揭示的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科學的史詩,並非總是由最明亮的星光獨自寫就;那些奠定基石的實驗、那些在絕對零度邊緣捕捉宇宙微妙不對稱的巧手與慧心,同樣構成了我們理解世界圖景中,不可或缺的、沉靜而有力的那一部分。
她的故事,如同她所研究的β衰變,是一種緩慢而堅定的“轉變”。從東方到西方,從理論預言到實驗確證,從被忽視的提名到最終被歷史銘記的貢獻——吳健雄這個名字本身,已成爲物理學史上一個關於卓越、堅韌與沉默的恆久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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