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輪到國外勸未成年人“放下手機”了

“你把那個社交媒體關掉，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二十多年前，中國工信部曾推動過一項頗具爭議的計劃——要求在全國銷售的個人電腦上強制預裝“綠壩·花季護航”。這款軟件宣稱能夠過濾色情內容、屏蔽不良網站，併爲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上網保護”。

然而，其上線後立即因技術漏洞與識別機制粗糙遭到廣泛質疑：不僅誤將大量正常網站歸入黑名單，甚至會把科普文章、風景攝影中完全無害的圖片判定爲“需過濾”。由於依賴固定關鍵詞表與簡單模型進行識別，綠壩的誤殺範圍極其寬泛。

隨後，綠壩被安全研究人員發現存在嚴重的隱私與後門風險，引發輿論反彈。最終，這款許多80後90後都熟知的軟件，在強烈批評聲中迅速退場。

彼時，外媒還以“洪水未退、綠壩先潰”來形容這場試圖全面禁止的鬧劇。但時隔二十年，國際輿論卻來了一次大掉頭：最近，澳大利亞落地了一項針對未成年人的“一刀切”社媒禁令，反而成爲了“遙遙領先”的象徵，政府對此毫不掩飾地感到自豪。

這項號稱“史上最嚴、全球首例”的禁令於12月10日正式生效，最令人矚目的，便是禁止所有16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擁有或維持社交媒體賬號。澳洲網絡安全部（E-Safety Commissioner）公開的首批受限的名單中，禁令幾乎囊括了歐美年輕人使用的全部主流社交媒體，包括TikTok、X和Instagram在內。

若相關公司不能阻止，將面臨最高4950萬澳元（約合2.32億人民幣）的罰款。

如果你曾在社交平臺上刷到過這條新聞，那麼算法可能已經隨之送上不少澳洲家長的真實吐槽：禁令是好的，但執行起來形同虛設。孩子甚至不需要花什麼心思——天生長得着急，13 歲也能輕鬆刷臉過審。

總之，“一刀切”的禁止顯得欠缺“言論自由、尊重隱私”的西方風格，技術手段也顯得頗爲古老，但目前丹麥、馬來西亞等多國政府都將澳大利亞作爲典範，考慮在本國制定類似法規。

這種轉變，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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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媒禁令的落地並不像滅霸打響指，而是在生效之日前就開始漸漸顯露影響，因此提前就給人留下了“沒什麼用”的初印象。

一週前，Meta就在澳區的Facebook、Instagram和Thread開啓了年齡驗證通道，並移除了44萬個青少年的賬號。而截至本週三，TikTok也停用了約20萬個賬戶，未來幾天還將有“數十萬”個賬戶被封禁。據估計，受該法案影響的兒童將有約100萬人。

也有人提前發出了告別貼

Mina生活在悉尼，她13歲的兒子在這Instagram和Thread上都有賬號，但卻並沒有什麼激烈的反應——因爲全班孩子都會用VPN。她告訴我，用兒子的話說，“大家只是有點煩”，如此罷了。

十幾歲，恰恰是“大人不讓做什麼，就非要做什麼”的大好年紀。禁令當前的青少年們，早早找好了各種辦法。

爲澳洲這一禁令提供技術諮詢的，正是英國政府聘請的年齡覈查認證計劃公司（Age Check Certification Scheme）。該公司在半年前出具報告稱，禁令實施“不存在重大的技術障礙”。然而繼英區用《死亡擱淺》成功糊弄人臉識別系統之後，澳區的13歲的女孩不到五分鐘就再度智取了這一“世界領先”的系統：她把媽媽的照片放到鏡頭前，輕鬆通過了Snapchat的人臉識別，系統還得謝謝她覈實了年齡。

TikTok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將結合技術和人工審覈來檢測用戶年齡，因此目前簡單地選擇“是”後仍可正常使用

這些簡單的小手段，讓所謂的“最嚴禁令”顯得像一個笑話。在很多方面，它也顯得倉促而草率。

如果嫌VPN和糊弄刷臉麻煩，青少年總還能當一把數字難民，轉戰其它平臺。據Sensor Towers數據，前段時間澳區App Store的應用商店榜上，一個鮮爲人知的社媒Yope直接從三百位開外一躍到了榜首；排第二的，則是字節跳動旗下的Lemon 8——這款與Instagram對標的應用，此前只能在二三十位徘徊。

這印證了反對者的擔憂：禁令通過動態拉清單的方式要求平臺自查，那麼總會有新平臺先一步冒出來，把監管變成一場打地鼠的遊戲。

Tik Tok refugees的風波爲小紅書打開了國際知名度，如今也能看到一些澳區的華裔“移民”

此外，法規只要求確保16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能擁有或維持賬戶，這帶來了相應的漏洞：在Youtube和TikTok上，用戶在登出狀態下仍然可以滑動觀看並分享短視頻。

衛報記者用一部“白板”iPhone做了個實驗，發現登出狀態下，平臺算法反而會源源不斷地送上更多少兒不宜的內容，諸如新納粹頌歌、博彩廣告、反移民集會、陰謀論……

對此，澳大利亞網絡安全部的回應顯得有些空泛：推薦功能可能仍會運行，但平臺不得“破壞法律的意圖，或讓年輕人接觸有害或不適合年齡的內容”。

未登錄的TikTok用戶，能看到的有左圖中一段博彩公司的AI生成廣告，以及中右圖裏的反移民集會

另一邊，不少對禁令有效性的質疑也源於其懲罰力度不足。有業內人士指出，罰款即便開到上限，對於科技公司來說可能也不過是“灑灑水”的經營成本。例如單就Facebook一個平臺，不到兩個小時的全球收入就能覆蓋這一罰款。

這相應地帶來了另一個問題：既然法律已經要求社媒對16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關上大門，那麼平臺就更沒什麼必要去完善平臺上的青少年保護機制。已知現行的技術手段根本攔不住青少年，那麼衝浪誤入深水區的幾率只會不減反增。

有家長抱怨，禁令直接幹廢了Youtube的家長控制功能

此前歐美傳統中，父母是保護未成年人的第一責任人，因此在互聯網的使用上，往往採用家長負責的“軟性指導”，例如提供家長控制工具、推行分級制度。

而這次澳洲的社媒禁令之所以被稱爲“最嚴”，關鍵在於它徹底取消了“家長批准豁免權”——未成年人只要未達年齡線，無論父母是否同意，都無法註冊使用。不過，違規本身並不追責家長或孩子。

澳洲政府對此的解釋是，這可以減輕父母扮演監管角色的負擔。但，這並不意味着家庭教育責任能夠外移。目前的技術手段（包括所謂的AI年齡識別）也遠稱不上可靠，指望以此取代家長的持續參與與判斷，並不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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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護責任的轉移，源於家長們的“敵人”從遊戲變成了社媒。

細看澳洲網絡安全部列出的清單，可以把靶子更精準地定位到算法。例如Roblox和Discord，雖然同時有遊戲和社交的屬性、在年輕人中大受歡迎，也令不少家長很頭大，但並不在被禁之列，原因在於它們並沒有依託算法無限滾動的信息流。

法案裏甚至明確把遊戲除外

負責推動社媒禁令落地的通訊部長安妮卡·威爾斯曾在公開講話中，把算法類比成毒品，因其設計就是爲了使人成癮，對於發育未全的青少年，社媒就成了網絡欺凌的溫牀、焦慮情緒的放大器、信息繭房的締造者、同輩壓力的傳播渠道以及潛在不法分子的工具。

這或許並非聳人聽聞，早在2017年，Facebook前總裁就曾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表示，平臺的設計本意就是利用人類心理弱點，靠隨機的多巴胺刺激最大化佔據用戶的注意力。

遊戲裏，玩家至少還是內容的消費者，而在社媒運轉中，用戶卻是平臺最大的資產。在這一基礎上再談青少年保護，就構成了一套“設計社媒算法的科技公司唯利是圖，危害青少年”的敘事。

在澳大利亞，大部分家長們面對這樣的說法，都會毫不猶豫地跟一句“社媒太壞了”。民調顯示，在禁令生效前夕，有77%的澳大利人都對其表示支持，許多家長接受採訪時毫不掩飾地譴責科技巨頭的不作爲，“早該管管了”。

這種輿論的瀰漫和形成，可以追溯到去年5月，澳洲最大的報業集團NWSA發起了一項名爲“讓他們做孩子”的社論運動，首先從民間提出了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媒的主張。

隨後，NWSA旗下媒體通過採訪家長報道了多起社媒引起的慘案：他們的孩子因社交媒體上的霸凌、裸聊詐騙而自殺，或被算法困入身材焦慮的信息繭房，厭食症加劇而離世。

這些痛失孩子的家長，成爲了禁令堅定的支持者

不過最終直接撬動立法流程的，卻並非悲劇性的事件的累積，而是始於一本書。

根據路透社報道，澳洲社媒禁令的推出，肇始於一位州領導人閱讀了美國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的暢銷書《焦慮的一代》，這本書的核心觀點是，“高度依賴手機和社交媒體，造就了Z世代高發的精神危機，孩子們應該遠離網絡，多在現實中玩耍”。

受此書啓發，該州迅速落地了針對14歲以下兒童的社媒禁令，由此引起了聯邦政府的注意。6個月後，全國性的禁令就在澳洲總理的大力推動下迅速問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自《焦慮的一代》出版以來，有多位心理學家和研究者指出它的因果推論過於簡單，忽略了大量混雜的重要變量，例如經濟壓力、社會環境變動、疫情、學業壓力、家庭變化等。

但它的影響力仍然勢不可擋——某種意義上，它擊中了家長們真實的脆弱：他們也同樣是“焦慮的一代”。

全面禁止的背後是焦慮的全面爆發，而這並非澳大利亞獨有的現象。新加坡數字發展與信息部今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大多數家長認爲自己有責任引導孩子的數字習慣，也有九成人已經採取了措施，但只有37%的家長認爲自己有信心能負好責任。同時，超過半數的家長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更多支持。

在家長們看來，自己要面對的不光是一個管不住的孩子，還有小小的發光屏幕裏，隨時可能吞噬注意力、情緒和社交的算法黑洞。

於是，在全球輿論層面，“政府該管管社媒”變成了超越國界的共識。

在輿論壓力下，各國政府也開始了行動。今年，不僅有英國、歐盟就制定了類似的數字安全法規，美國也開啓了一場審判，彙集了數百起家長和學區的索賠，指控包括Meta、TikTok和YouTube在內的多個平臺設計了令人上癮的機制，並明知故犯地掩蓋了傷害。

這場審判中，扎克伯格被要求親自出庭作證

而在澳大利亞的激進的全面禁令引發全球關注後，馬來西亞通訊部長就在記者會上表示，正在制定相關的法規，確保社媒平臺不允許13歲以下的用戶訪問。丹麥也宣佈達成協議，禁止15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訪問社交媒體，並可能在2026年中立法。美國類似的呼聲也隨之越來越高，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開始一致推動《兒童遠離社交媒體法案》進入國會。

對於未成年人使用社媒的焦慮，可以說是環球同此涼熱了。

3

在澳洲，政府多少也意識到了輿論似乎有些過於洶湧，多次試圖降低大衆會對該法案一夜之間解決所有問題的期待。

不過與此同時，更多支持者，例如通訊部長安妮卡·韋爾斯，卻着力渲染着一副理想化的新現實：12月10日那天過後，孩子們會立即神奇地放下手機，或是在陽光下歡笑着踢球、玩耍，或是拿起一本恬靜的書，或是和家人朋友進行面對面的深入交流，或是開始興致勃勃地嘗試學習一門新語言。

對於這樣的願景，一名12歲的澳洲女孩給出了簡明扼要的評價：“白癡。”

在《華爾街日報》的採訪中，另外一名女孩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你在16歲的時候能工作，能申請學習駕照，爲什麼就不能有社交媒體呢？

與智能設備相伴成長的Z世代，是所謂的“數字原住民”，他們認識世界與認識自我的方式都已被數字化深刻重塑。指望全面禁止在短期內創造奇蹟，反而忽略了現實中那些立刻就能看見的反效果。

前文提到的家長Mina跟我說，她的兒子所在的學校裏，一個年級裏整個亞裔族羣加起來才只佔了不到10%。對孩子來說，華人家長最看重的“學習好”沒什麼意義，還是得靠孩子感興趣的共同話題才能融入社交——要麼運動，要麼遊戲，甚至是社交平臺上的一個梗。

一位心理健康服務機構的負責人表達了類似的擔憂，他指出在澳大利亞，有73%的年輕人通過社交媒體尋求心理健康支持，尤其是對於性少數羣體而言，如果剝奪社媒平臺，相當於一下子抽走了他們的支持網絡，會讓那些弱勢的孩子們更加孤獨。

前澳大利亞網絡安全部的兒童專員則坦言自己驚訝甚至沮喪：多年來，她一直遊說政府加強兒童的網絡保護措施，卻沒想到最終他們選擇的是如此粗暴的工具。就像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一份聲明中警告的那樣，這項禁令可能會鼓勵兒童訪問監管較少的互聯網部分，並且會在孩子在單獨上網時失效。

這種監管力度和關注，本來可以用來探索其它更好的辦法。

來自青少年的聲音，尖刻地指出了“一刀切”是一種“懶政”。倡議組織“數字自由計劃”聯合兩名15歲青少年，共同向澳洲高等法院提出訴訟，其中一位原告 Noah Jones直言：“我們對一個偷懶、從未投資孩子數字安全教育，卻一味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上網的政府感到失望。”

青年媒體6 News的創始人萊昂納多·普格利西一直公開反對該禁令，11歲時他通過Youtube創辦了自己的在線新聞頻道，因此認爲禁令會導致年輕人只能看到居高臨下或盛氣凌人的新聞，而失去自己的聲音

即便拋開這些“戒斷期”裏可能的陣痛，更大的問題仍未被回答：剝離社交媒體之後，成年人究竟將孩子們拖入了怎樣的現實世界。

不少家長向我提起，隔三岔五就能在澳洲媒體上看到青少年自殺的新聞，印象最深的一起發生在去年——但與社媒並無關聯。當時，在悉尼一所著名的女校Santa Sabina College，一名12歲的女孩夏洛特因被同學霸凌而自殺。早些時候，該校的一名職員也在提起辭職後自殺，生前抱怨校園欺凌文化已不可忍受。

澳大利亞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所主任曾無奈地表示：“澳大利亞的校園欺凌發生率位居世界前列。”社媒確實放大了霸凌，但對未成年人關掉社媒，長久存在的霸凌文化也不會憑空消失。

澳媒報道中，夏洛特在自殺前曾用手機聯繫自己校外的朋友

再把視野放大，現代化早已切碎了孩子的現實玩耍空間，智能手機因此才趁虛而入。

美國心理學教授彼得·格雷長期研究社會環境對兒童發展的影響，他的觀點更像是把這場爭論重新撥回到起點：過去幾十年，城市化的飛速發展帶來了家長對治安問題的過度擔憂；家庭和學校的安排更強調學習、保護，使得兒童自發探索的“第三空間”逐漸消失，生活變得過度受控、缺乏自由。

換句話說，孩子之所以沉浸於社交媒體，是因爲現實世界沒有足夠機會讓他們獨立、自主地玩耍和互動。

例如在全世界都緊盯澳洲的時候，人們好像都忘了，中國已經“超前”了不知道幾個版本。國內的現狀，似乎恰恰可以構成《焦慮的一代》的反例：學校普遍不準帶手機，家長將網絡視爲洪水猛獸、只給孩子一隻電話手錶，平臺以防沉迷和青少年模式限制使用時間……

學校、家庭和社會確實是在盡全力推遲和限制孩子們玩手機的時間和場合，但青少年心理疾病的患病率只增不減。

我們需要承認，童年並非是在社交媒體的單維作用下被重塑成今天的樣貌。孩子們在陽光草地下奔跑玩樂的美好時光，無法靠單純禁止社媒，就能從現代化的洪流裏打撈回來。

如果現實世界沒有改善，禁令或許只會被繞過或者造成牴觸。

在即將推行類似法規的馬來西亞，有人便因學業壓力而擔心未成年的妹妹出現心理問題

澳大利亞這道禁令到底會成爲全球的“標杆”，還是倉促落幕的實驗？答案恐怕得放到更遙遠的未來纔看得清。只是每一次關於孩子、關於教育的試驗，都需要近乎殘酷的時間來證明成敗。成長來得太快，世界卻總是慢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