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南京照相館》導演申奧：不必血腥當噱頭，吾輩自強是對歷史最好的回應-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面對侵略者，手無寸鐵的中國百姓沒有退縮，他們以底片爲“武器”完成了一場堅定的抗爭。

80多年後，以那段歷史爲基準、取材於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真實罪證影像的電影，得到了中國觀衆的託舉。截至7月28日20時，《南京照相館》公映4天，累計票房逾5億元，豆瓣評分從8.5上漲到8.6，口碑領跑2025年國產片。

與其說，超1400萬人次觀衆用口口相傳的好評、買票入場的行動，支持着一部好作品，不如看成，相信正義、堅韌不屈的人們，承續前輩用底片捍衛真相的接力棒，以影像傳播歷史的本來面目。就像導演申奧在文匯報記者專訪時所言：“我們做這部電影的核心出發點，是中國人民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向世界揭示了真相。”

創作初心直白地呈現在電影的英文片名上“Dead to Rights——鐵證如山”。“鐵證如山、證據確鑿，與電影主題一致。這個英文詞組也會給人向死而生、矢志不渝的情緒。”申奧說，歷史憑欄處，不僅有一個民族的傷痛，更有振作的力量、對和平的渴望。

“每一場戰爭都是全人類的悲劇，我們拍《南京照相館》，除了讓觀衆銘記歷史，更重要的是希望激發出一股能量，激發觀衆化悲憤爲力量、把祖國建設得更繁榮昌盛的勇氣。”吾輩自強，是對銘記歷史最好的回應。

揭露一場暴行也撕開卑劣、僞善的假面

申奧想拍南京大屠殺的相關電影，多年前就埋下伏筆。“我的外公參加過新四軍，我從小就聽他講述關於正義與和平的故事。”十多歲的時候，拍攝於1987年的老電影《屠城血證》在他心裏留下深刻印跡，2023年與電影《志願軍》編劇張珂的一次對話，讓這個念頭徹底萌芽：“在這個時代再拍一遍。”他們立刻聯繫南京電影製片廠，買下版權，像行軍打仗一樣刻不容緩地推進籌備。

中國影視長廊，永恆的抗戰題材已有不少經典留名。屬於“這個時代”的抗戰故事、大屠殺題材還能怎麼拍？

“起初我們只設定了一條故事線，展現跟原作一樣的屠殺照。”但在查閱歷史資料過程中，主創們發現，許多老照片其實是日軍擺拍的“親善照”。“他們喜歡去南京的名勝古蹟‘打卡’，到處拍僞善的合照。但這掩蓋不了事實，有一組照片採用了連拍方式，很清楚，就是想拍下刀砍下頭顱的那一瞬間，令人髮指。”申奧覺得，侵略者強迫中國人民尤其是懵懂的孩子配合擺拍，企圖麻痹中國人、矇蔽國際輿論，在屠殺行徑之外，那是一場同樣惡劣的文化掠奪、輿論爭奪。

“是時候用新的視角再呈現這段歷史，把照片作爲硝煙瀰漫的正面戰場背後輿論戰的武器這層關係拍透徹了。”歷經一年多劇本打磨，《南京照相館》裏有了揭露血腥暴行的屠殺照，亦有面目可憎的“親善照”。影片開頭，子彈上膛和相機拍照的聲畫交錯出現。申奧說，“射擊”和“拍攝”的英語表達相同，通過這層設計，影片讓日軍暴行的實施和對其暴行的記錄相對應，“我們想揭露暴行，也撕下卑劣、僞善的假面，每張記錄日軍罪行的照片，都是一顆正義的子彈”。

彼時，《孤注一擲》餘熱未散，原創作班底即刻投入《南京照相館》。“每個部門都在，大家的創作觀、歷史觀完全一致。”在申奧看來，默契出於多年合作使然，更源於中國人對侵略者同仇敵愾的民族情感。

導演提到了王傳君，他飾演的日軍翻譯王廣海是片中讓人憎惡的角色，依附着自以爲的強大，不惜放棄尊嚴與家國。申奧清楚，同類角色演員挑戰過，不想重複自己，但他同樣清楚，演員能勝任人物的複雜性。

“我起初沒給傳君看劇本，可能看了就沒下文了。只給他發了許多我們對那段歷史所做的功課。”讓申奧意外的是，看完歷史資料，王傳君發來微信“如果你需要，我就會在”，演員說，電影本身的意義比角色招致的非議更大，得創作夥伴如斯，申奧連說感動。

拍攝過程中，王傳君常因角色的言行與內心撕裂而痛苦，“監視器後的他都在哭，但我們知道，必須把這種掙扎演出來”。

留下歷史底片還記下不具名但堅韌的中國人

於申奧，拍照或者說膠片始終是與儀式感相連的事。小時候，父親會在陽臺拉上窗簾做暗房，手把手教他沖洗照片的技巧；北京電影學院，他是最後一批用膠片拍畢業作品的學生。濃郁的膠片情結指向了他對“照相館”的情感濾鏡——那不僅是定格幸福的地方，還是一座城市的記憶容器。

“遙想80多年前，南京的百姓挑個好日子，全家穿着打扮好，選最漂亮的衣服，用最好的狀態、髮型、笑容去面對鏡頭，留下一張可能會在家族裏流傳幾代人的照片。”在那個影像尚未普及的年代，申奧覺得，照相館的意義遠大於消費場所，“它背後也許不是一條街，而是一座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但在戰爭中，侵略者的鐵蹄踏破南京，照相館裏充斥妄圖被掩飾的罪行，也充滿需要被曝光的真相。“老百姓安穩的日子灰飛煙滅，暗房的紅燈在剎那間變成血色曝光。”創作者把推動真相“顯影”的主角交給普通人，那是由歷史真相決定的，更因爲導演發現“那一輩人身上有非常可敬的、比生命還重要的東西——信念。那些普通人在歷史課本上不具名，但堅韌、抗爭真實存在”。

拍堅韌的普通人，而不是聚焦被凌虐被屠戮的無助的人。在申奧看來，這是對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雙重尊重。“所有關於這場戰爭、侵略者的劣跡，歷史課本上和其他影視作品表現過很多次了，所有中國人都對這段歷史耳熟能詳、悲痛欲絕。”他說，不把鏡頭直接對準暴行、血腥，不以此當噱頭販賣情緒，得到所有主創認同。高葉拿到的第一稿劇本里，有一些林毓秀被凌虐的戲份，但第二稿就沒了，導演答覆她“不願讓歷史上受害的女性再次受傷”。

《南京照相館》裏，郵差阿昌、照相館老闆老金一家、龍套演員林毓秀、“雜牌兵”宋存義等，一羣手無寸鐵甚至其中幾個素昧平生的普通人，凝聚一心，以底片當“武器”，在血色封城中勇敢刺破日軍試圖掩蓋暴行的無恥謊言。“樸素的勞動人民在戰爭背景下綻放出人性的微光，那點點光亮從照相館透出，照亮南京城老百姓的內心，也點燃真相。”

申奧說，影片的主題是銘記歷史、吾輩自強，同時也想表達關於團結的意義。片中人能在當時環境下把罪證傳遞出來，究其根本也是因爲團結。“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千千萬萬中國人衆志成城的努力。”

復刻那時場景

更傳遞生生不息的精神圖騰

如今，電影得到第一批觀衆認可，“像素”級的歷史復刻帶着青年一代“重返現場”。覆盤創作過程，申奧直言，最耗心力的是史料收集，但讓創作者振奮的其實也源於歷史迸發的能量。

籌備期一年多里，團隊打仗般推進工作。歷史題材的每個細節都需要考證。他們精讀了五六本書籍、20多部國內外紀錄片，三四百張歷史照片被分類、標註，其中100多張有代表性的被翻拍、融入劇情……量化的數據、細節，申奧脫口而出，“記憶不會被時間沖淡，情感更是”。

譬如，片場常因太過強悍的共情瞬間，讓表演者不再隱身角色背後，真實的本我真情流露。拍照相館裏“遊歷大好河山”，演員們排成行，全景、近景、再逐一特寫，反反覆覆。申奧告訴劉昊然，先“含着點兒”，等特寫時再給飽滿情滿。但拍第一條，年輕演員已把情緒拉滿，“他說這個不用演，直接就能來真的”，再換鏡頭，全景、近景、特寫，全都一條過。拍衆人糾結誰走誰留，高葉忍不住喊“一起走吧”，那是劇本里沒有的臺詞，但申奧剪輯時留下了“表演”之外但真切發自內心的呼喊。

譬如，童謠“城門城門幾丈高……”響起，從小哼到大的南京觀衆落淚了。申奧說，主創們對故土、民族的情感同溫打開了共鳴空間。開機前，王驍和劉昊然去照相館學沖洗手藝。南京人王驍求教老師傅，在沒有計時器的年代洗照片，該如何把握時間。老師傅答，通常一首曲哼完，時間剛好。“驍哥就在琢磨，說我們這兒有一首老童謠。”同樣南京長大的演員周遊也找到導演，探討宋存義找弟弟那場戲能不能唱着童謠。轉身，編劇張珂來探班，掏出手機直說正片得把它加進去——說的還是這支童謠。創作者們一拍即合、不謀而合，造就了片中溫情又殘酷的片段。

又譬如，電影開篇血戰中華門，導演自有堅持。“城牆不僅是建築物，還是南京精神的象徵。它經歷了那麼多朝代更替，始終立在那兒巋然不動，但在侵略者的踐踏下它殘破了。”申奧說，他看到史料裏中華門被重炮轟擊出缺口、坦克湧入，內心悲憤無比。“劇本一定要加上這場軍民一心抗擊侵略者的血戰中華門，看到它如何被摧毀，才更能理解重建的意義。”

《南京照相館》上映來，導演反覆被觀衆打動。“我看到許多人評論，散場後無人離開，大家靜待字幕走完。”他覺得，那是藝術家創作的片尾曲《永遠的微笑》奏效了，讓觀影情緒延宕；更是觀衆讀懂了電影沒說出口的痛和不棄不屈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