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撿秋”遊彰顯“鄉土中國”的溫度

看似尋常的“撿秋”活動，實則是傳統鄉村發展變化的微觀切片。當費孝通筆下的“鄉土中國”遇上大衆旅遊時代，當土地的“生產屬性”疊加“體驗價值”，可以明顯感知到“鄉土中國”的溫度與肌理

“撿秋”又被稱爲“拾秋”，原本是指秋收後農民到田間地頭撿拾遺落果實的活動，後來隨着大衆旅遊尤其是鄉村旅遊發展，“撿秋”變爲一種遊客喜愛的旅遊體驗。今年國慶中秋假期，多地繼續上演了“撿秋”遊場面。例如，內蒙古的“土豆狂歡”，大批遊客來到土豆地“撿秋”，他們彎腰撿拾遺落土豆的身影與農民揮動鐵鍬收穫土豆的姿態交織呼應，汽車後備箱裏的蛇皮袋裝滿了城市人對土地的眷戀。

這些看似尋常的“撿秋”活動，實則是傳統鄉村發展變化的微觀切片。當費孝通筆下的“鄉土中國”遇上大衆旅遊時代，當土地的“生產屬性”疊加“體驗價值”，可以明顯感知到“鄉土中國”的溫度與肌理。

“撿秋”遊演繹着“鄉土中國”的現代篇章。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開篇即言“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種“鄉土性”的核心是人與土地的深度綁定。農民靠土地生存，土地是文化認同的根基。“撿秋”這種農耕活動，如今以更加鮮活方式延續下來。對農民而言，土地不僅是謀生手段，更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原鄉”。而城市遊客的參與則賦予了“撿秋”新的意義。在城市裏待久了，就想蹲在田裏感受泥土的溫度，遊客“撿秋”體驗的是“春種秋收”踏實感。這種體驗式參與是現代人對鄉土文明的“情感反哺”。遊客們彎腰的身影既是對土地的致敬，也是對“根”的追尋。他們未必真懂農事，但通過參與“撿秋”完成了對鄉土文化的認同，被撿起的“果實”從“生存作物”演變爲“文化媒介”。當前，內蒙古各地推出的挖土豆、烤土豆等旅遊項目是對鄉土資源的文化再“編碼”，當土豆從田間走向遊客的後備箱，“鄉土中國”便獲得了更加豐富的表達。

“撿秋”遊反映了鄉土社會關係的發展演變。費孝通的“差序格局”是理解傳統鄉土社會關係的關鍵。傳統的鄉土社會關係通常是基於血緣、地緣擴展開來，親疏有別，呈現“差序格局”，而在內蒙古的“土豆狂歡”中，遊客與農民在土豆地裏和諧共處，跳出了血緣、地緣關係，變爲基於需求、興趣、信任的“隨機聯接”。傳統“差序格局”中的信任建立在長期共同生活的“熟悉”之上，而在土豆地裏，信任源於“場景共識”。遊客只撿小土豆、不破壞未收的莊稼，農民也相信遊客不會哄搶、會尊重勞動成果。這其中充滿着心照不宣的、富於規則意識的現代契約精神。當然，傳統“差序格局”並未完全消解，而是在與現代元素碰撞中形成了更具彈性的“混元模式”。

“撿秋”遊反映了“禮治”與法治共生的現代調和。傳統鄉土社會是“禮治社會”，秩序維繫依賴“禮”。費孝通認爲，“禮並不是靠一個外在的權力來推行的，而是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農民的熱情好客是“禮治”倫理的自然流露。在內蒙古的“土豆狂歡”中，遊客自覺控制撿拾數量，主動清理垃圾，甚至留下小額“心意錢”。這種默契並無“明文規定”，卻因“禮治”倫理而有效。但“禮治”並非萬能的，遊客數量激增，或個別遊客舉止不文明，也難免會產生矛盾。此時法治開始發揮作用，約束不文明行爲。這種“禮治爲基、法治兜底”的治理模式，既保留了鄉土社會的溫情，又彌補了其規範性不足的缺陷。

“撿秋”遊反映了從“生產邏輯”到“體驗邏輯”的鄉村振興路徑。“撿秋”遊將生產空間變爲體驗場景，這種轉變驗證了鄉村振興路徑的多元化。當農業的“生產屬性”與“文化屬性”同時彰顯，當鄉村資源與城市需求更精準對接，傳統鄉土社會可能走出更具韌性的轉型之路。

“撿秋”遊是一面多棱鏡，反映了“鄉土中國”人與土地關係的本真底色，更反映了鄉村振興的多元路徑。今天的“鄉土中國”，互聯網的信號與土地的氣息交織，傳統與現代的邊界在不知不覺中模糊。那些被裝進後備箱的農產品，不僅是秋天的收成，更是文化基因的載體。那些在田間建立的“隨機聯接”不僅是臨時的相遇，更是城鄉融合的契機。“鄉土中國”的根脈從未斷裂，它只是在時代的土壤裏以更鮮活的姿態繼續生長着。（作者：內蒙古師範大學 韓巍；編輯：曹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