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智深被趕出五臺山，究竟是不是受到智真長老的連累？鬥爭很激烈-歷史-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作者：薩沙

本文章爲薩沙原創，謝絕任何媒體轉載

你不知道的《水滸傳》真相第49期

魯智深被趕出五臺山，究竟是不是受到智真長老的連累？聽薩沙說一說吧。

在水滸傳中，魯智深因不守戒律，兩次醉酒鬧事而被五臺山趕走，看似合情合理。

不過，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就知道，魯智深很可能是五臺山僧人鬥爭的一個犧牲品，是被智真長老所連累。

佛門或者說出家人就真的是與世無爭嗎？至少有一部分不是如此。

民國有個非常有名的案件，叫做火燒白雲觀。簡單來說，就是1946年一夥假道士互相爭奪北京大道觀白雲觀的控制權，進而放火燒死道觀負責人安世霖、白全一。他們之所以敢於殺人，根本上是爲了爭奪這個油水豐厚的著名道觀。道士不是修行人嗎？因爲與世無爭，怎麼能夠爲了爭奪財富去殺人放火？

因爲他們只是一些假道士。

這些道士私下喫喝嫖賭無所不爲，只將道士作爲一個職業罷了，壓根不是真的修行者。

中國如此，外國也好不到哪裏去。

1998年，韓國佛教第一大派曹溪宗派發生激烈內鬥。

這個擁有1萬多僧侶和強大財力的曹溪宗派，每次在總務院長（類似於中國的方丈）換屆時都會被捅出如貪污腐敗、性交易等各種醜聞，在98年乾脆出現激烈武鬥。

當時，反對派僧侶用暴力佔據主廟曹溪寺長達40多天，期間多次用木棍、石頭甚至燃燒瓶擊退防暴警察，導致數十名僧人受傷。

被趕出主寺的掌權派僧侶也不是什麼好人，甚至僱傭韓國黑社會分子攻打寺廟。

在政府強力協調下，兩派達成分享權力協議，實際上就是劃分了各自的利益。

然而，第二年該派又發生了爭奪權力的流血事件。

身穿袈裟的僧人們多次舞刀弄槍的傷人，嚴重影響了韓國佛教聲譽。

隨後多年，該派的醜聞不斷。2012年，曹溪宗掌權的6名高僧被曝出賭博等醜聞，最後集體辭職。他們在全羅南道長城縣高級酒店的總統套房內大肆賭博、喝酒、抽菸，賭資超過1億韓元（約合55萬人民幣），被反對派找到了證據。這還不算，反對派還揭露他們曾在漢城著名色情酒店進行性交易。

新聞媒體認爲，今天韓國很多宗教團體等同於打着宗教旗號的企業，高層成員同普通商人沒什麼不同。只是商人的財富主要來自經營或者投資，而宗教團體的很多財富來自於信徒的捐贈，屬於空手套白狼。

宗教團體的內部鬥爭基本都是爲了爭奪利益，同民企股東的內鬥沒什麼區別。

以曹溪宗爲例，他們擁有大量寺廟，而2015年首都兩大寺廟的純收入就超過2億人民幣。要知道，曹溪宗在全國有500多個大型古寺，每年的純收入遠強於普通的大企業。

那麼，魯智深被逐出五臺山的背後，是否也有類似的權力與利益的糾葛呢？

試問，古代的中國人爲什麼信仰佛教呢？

相比入世的道教，佛教更關注死後的世界。

如果說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件公平的事情，有一件對於富人、窮人都一樣的事情，恐怕就是死亡了。

即便貴爲皇帝也是要死的，他同樣不知道死後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皇帝雖能掌控周遭一切，乃至天下蒼生的命運，卻獨獨無法掌控死亡本身。

另外，他爲什麼會成爲皇帝？難道真的是德行、能力是全國第一嗎？當然不是，絕大多數皇帝只是因爲投了個好胎，也就是完全憑藉運氣。

好運氣是怎麼來的？沒人知道，或許真的同上輩子的因果有關。

正因如此，包括皇帝本人在內的權貴階層很容易信仰佛教。中國最後的一個強硬派掌權者慈禧，就自稱“老佛爺”。

信仰了佛教以後，他們深信因果報應之說。

可惜，權貴集團想要壓榨民衆維持自己的富裕生活，通常都會做下各種惡毒之事，害人性命都是小事。

大家知道紫禁城的居民，爲什麼從不飲用宮內水井的水嗎？就是因爲跳井自殺和被扔到井裏面慘死的人太多。

生前有了種種罪孽，想要死後不受罪以及來世生活的很好，自然要加倍虔誠，甚至像梁武帝一樣多次捨身供奉寺廟，爲佛教事業投巨資。

諷刺的是，這些行爲在真正的悟道高僧的眼中，根本不值得一提。

梁武帝曾詢問達摩：“朕即位以後，大肆新建寺廟、大規模抄寫經書、大量資助僧人，有什麼功德嗎？”

達摩答道：“沒有功德”

梁武帝驚問：“爲什麼沒有功德？”

達摩答：“這僅僅可以得到世間少量、短暫的福報，可有可無，不會得到真正的功德。”

梁武帝又問：“什麼事真正的功德？”

達摩答：“真正的功德源於本人心性的覺悟而非外在追求，尤其不能將功德進行物質化。”

達摩的說法可謂是肺腑之言，強調佛教修行關鍵在於本人的內心。這種坦率的說法，卻引起了梁武帝的不滿，甚至憤恨。

於是，達摩只能一葦渡江（民間傳說達摩踩着一枚蘆葦渡過長江，現在一般認爲是乘坐蘆葦製作的木筏渡江），離開梁朝去北朝繼續傳教。

同時，佛教同一些其他宗教一樣，又是用來控制底層民衆的很好工具。

大家是否知道，古代哪個國家階級分化最嚴重，內部叛亂卻相對最少嗎？

就是印度。

爲什麼會這樣？自然是因爲該國有印度教。

印度教將人分爲不同的種姓，僅僅比奴隸制度稍好，仍然極度不公平。

那麼正常來說，印度低種姓的老百姓應該不斷起義鬥爭。

奇怪的是，歷史上印度低種姓教徒的叛亂極少，而且都是小規模、局部性的，幾乎沒有能動搖高種姓統治的大規模起義。

爲啥？

低種姓的老百姓被印度教洗腦，相信他們此時的困苦卑賤處境，是因爲前世做了壞事。只要這輩子不做壞事、安於貧困低賤的生活受苦受難，來世就可能過上幸福的日子。

如果強行武力反抗，就是違背了天意，就算能夠僥倖成功，下一輩子只會過得更慘。

對於高層的婆羅門和剎帝利來說，這種觀念對他們的統治簡直太有利了。

至於中國的老百姓很清楚，同權貴統治集團鬥爭百分之九十九不會有好下場。以末年的滿清爲例，即便在洋人面前百戰百敗，仍然成功的鎮壓了南方的太平天國運動、北方的捻軍起義、西北和雲南的回教叛亂等等。

即便在沒有戰爭的和平時期，滿清駐紮在全國各地的綠營和八旗兵力就有高達80萬人。這些部隊戰鬥力低下，基本不能同外國強敵作戰，爲什麼國家卻耗費巨資養着他們？

就一句話：他們是用來對內鎮壓的工具，屠殺造反的老百姓還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政府也不是完全使用武力鎮壓，還有思想上的種種控制。

在滿清時代，因爲區區幾句話，文字獄就讓你掉腦袋。

最著名的莫過於小小的翰林學士徐駿，在一篇奏摺裏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惹惱了雍正皇帝。雍正皇帝當即將徐駿革除職務，隨後又去抄家，就抄出了著名的“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這首詩。

很快，這首詩被認定爲諷刺滿清統治階層的文化程度低，徐駿莫名其妙的被處死。

關鍵在於，雍正難道不知道徐駿是冤枉的嗎？

實際上，雍正自己就是一個文人，不但書法上造詣強於康熙和乾隆，也能寫出相當優秀的詩文，僅僅比較有名的詩歌作品就有500多首。

顯然，以雍正的文化水平，毫無疑問知道徐駿是被冤枉的。退一萬步說，徐駿最多是有點小錯，絕對罪不至死。

那麼，雍正爲什麼要藉助文字獄殺了小角色徐駿？說到底，就是殺一儆百，讓手下大臣和老百姓不敢亂說亂動，不然徐駿就是你們的榜樣。

除了武力鎮壓、思想上的文字獄，統治者爲了恐嚇民衆的反叛精神，還推出了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的凌遲處死酷刑，以及滿門抄斬的連坐政策。

大家可以看看，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之子洪天貴福的下場。

洪天貴福僅有15歲，是個少年，沒有實際掌過權。南京被攻陷後，洪天貴福逃亡期間被俘，直接凌遲處死：整個凌遲持續了數個時辰（約4到6小時），從白天一直進行到傍晚。根據資料記載，劊子手共在他身上割了1516刀才讓他斷氣。劊子手每割下一塊肉後，會用蘸了藥水的刷子塗抹傷口止血，目的是讓他保持清醒、多挨刀而不至於過早死亡。他起初發出撕心裂肺的慘叫，幾小時後體力耗盡，生命垂危，嗓子喊啞，只能發出低微呻吟。行刑後期，他胸口已露出骨頭，刑場地面被血染成暗紅色，仍然沒有斷氣。

這種無法對抗的無力感，也讓底層老百姓需要宗教思想進行寬慰，佛教就得以盛行起來。

小說中的五臺山文殊院，是全國著名的大寺廟，建立於南北朝時期。在北朝時期，佛教事業非常蓬勃，僧尼高達二百多萬（北朝鼎盛時期人口不過3000多萬），其中有名的寺院就有3萬多座。

在當年，像五臺山文殊院這樣的著名寺廟，不僅僅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更有盤根錯節的社會關係，是一股很強的社會力量，誰也不敢小視。

言歸正傳，我們提到魯智深可能被五臺山文殊院內部的鬥爭所波及，首先要看看僧侶的職務高低。

文殊院是個一座規模宏大的寺廟，在全國赫赫有名，共有五百到七百僧人。

隨着僧人人數的增加，職務設置也變得更加多樣。

書中寫到：當時真長老請趙員外並魯達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在禪椅上。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你來這裏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灑家不省得。”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

寺廟中的職務真的不少，我們一個個來看。

住持，又稱寺主，是一個寺院的總負責人，類似於公司的董事長，地位最高。

中國任何一個寺廟，必然都設有一個住持。文殊院的住持智真長老，纔可以一言九鼎，能做主收下打殺人避禍洗白身份的魯達。

魯達是要來剃度成爲寺廟普通僧人，按照當時的禮法當然不能同住持智真長老對面坐下，應該坐在長老的下首，以表示尊敬。趙員外才會緊急勸告他，魯達也趕快調整了座位。

而《西遊記》那個試圖偷盜唐僧袈裟而放火燒廟的老院主金池長老，是觀音禪院（觀音菩薩的留雲下院）的住持，才能指揮手下的和尚去殺死唐僧師徒。

方丈，表面上同住持差不多，實際上區別很大。

方丈是本寺廟德高望重、相貌堂堂的長老，是佛法教學與禪修指導的權威，也是僧人名義上的第一精神領袖。

簡而言之，住持是行政管理上的寺廟一把手，方丈則是精神和宗教上的一把手。

方丈沒有具體的行政職務，很多方丈只是專心講經傳道、開壇傳戒等精神層面的工作，不去管寺廟中日常事務。

原則上，方丈比住持的地位更高。尤其重要的是，住持只能管理一所寺廟，而方丈可以同時管理多所寺廟的教學和傳道工作。

老電影《木棉袈裟》中，年輕的僧人慧能帶領少林寺衆僧人，擊敗了錦衣掌管大臣王澄，殺死了他的鷹犬祁天遠，重新奪回木棉袈裟，挽救了寺廟的命運。

因此，只有20多歲的慧能就成爲少林寺第二十八代主持，而不是方丈。這是因爲，還是小夥子的慧能雖然武功高強，年輕力壯，但佛法修行上頗爲有限，不可能成爲衆望所歸的方丈。

都寺，也稱爲都管，原則上負責寺廟內的一切庶務，類似於公司的總經理，權力很大。明明寺廟已經有了行政上的總負責人住持，爲什麼又搞出一個都寺？這是因爲，住持往往是大家選舉出來的老年僧人，未必有精力，去事無鉅細的管理各種瑣事。

很多都寺，將寺廟行政事務交給年富力強又精明強幹的都寺全權處理，自己只是保留最終決策權。

打個比方，主持和都寺，就類似於《紅樓夢》中王夫人和王熙鳳的關係。王熙鳳雖然負責處理賈府日常的大小事務，然而重大事務都是需要王夫人批准才能去實施。如果有必要的時候，王夫人可以自行管理各種事務，將王熙鳳的權力輕易收回來。

監寺，監寺的權力又比都寺小一些，是他的副手。監寺相當於執行總經理，或者部門經理，分管各種庶務，常見的是接待官吏、參辭謝賀、吉凶慶弔、探訪施主、借貸往還、籌計一年支出費用、備辦米麥醬醋等，具有實權。

相比都寺只有1人，監寺可以由好幾個人，分別管理一部分日常事務。

寺廟各項具體的事務，實際上都是由監寺負責去做，他們因此掌握着實權。

老連續劇《濟公》中，爲什麼濟公的師兄廣亮，明明只是一箇中年和尚，爲什麼能老是藉口他不守戒律，要將他趕出靈隱寺？很簡單，廣亮就是靈隱寺的監寺，他掌握着實權，確實有權將師弟濟公趕走。

同時，廣亮還可以一次次爲難濟公：廣亮會利用監寺職權給濟公設下陷阱。例如，他認定大碑樓被燒是濟公的責任，便以監寺身份下令，要求濟公在一個月內募款重建，否則就將其趕出靈隱寺。這本質上是在利用職權，爲驅逐濟公制造一個“合理”的藉口。

首座，至於首座，沒有固定的職務，只是首席僧人的簡稱。

首座通常是本寺廟德高望重、相貌堂堂的長老，宗教地位上僅僅低於方丈。

因爲方丈往往是在全國至少地區聞名的高僧，小地方的寺廟未必有僧侶符合這麼高的標準，纔出現了首座這種稱呼。

首座可以兼任都寺和監寺，成爲寺廟的第二第三把手，也可以從事其他職務，或者乾脆只是修行不理俗務。

金庸小說中經常提到達摩堂首座，羅漢堂首座，就是達摩堂、羅漢堂首席僧人、總導師的意思。

至於，上面經常提到的長老，比如智真長老、金池長老又是什麼意思呢？

長老通常指年長、戒臘高、德智俱優的僧人。這只是一種德望上的尊稱，類似於高僧、大師之內，不代表任何職務和地位。

通常來說，住持、首座一定會被尊稱爲長老。

老連續劇《濟公》中，濟公的師傅元空長老，盡力保護了濟公。他雖然不是靈隱寺的住持，但是地位崇高，又是廣亮的師傅，廣亮不敢違抗他，連主持也尊敬他。

所以，元空長老在世時，濟公一直留在靈隱寺。等到元空長老剛剛圓寂，濟公就被廣亮趕到了淨慈寺。

維那，他的地位特殊，負責處理寺內僧人的言行舉止符合佛教要求，維護寺廟僧衆的整體秩序與和諧。他類似於國有企業的紀檢監察室，也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以上幾個職務，構成了寺廟中的主要執事僧人。

另外還有一些常見的職務，薩沙一起都說了。

侍者是隨侍師父的人，類似於高級僧人的助手。

高級僧人通常只是下命令，具體的事情由侍者負責傳達和執行。寺內侍者的工作繁多，如佛前照顧香火燈油的侍者，就被稱爲燒香侍者。

知客是負責接待的知客僧。在官員、鄉紳、地主、大施主等重要外客訪問寺廟時，就由知客負責接待。

寺廟接待貴客有繁瑣的步驟和禮節，這些都需要知客僧來執行。

爲什麼專門設置知客僧這個職務呢？

主要是僧人們大多閉門清修，不同社會接觸，既不擅長也不願意從事接待工作。寺廟必須挑選專人充當知客僧，畢竟貴客們基本都是金主，是得罪不起的。

書記就是寺廟內的文書，負責一切涉及文墨的東西，比如記錄、寫字等等。

其實，寺廟內的職務衆多，並不僅僅上面說得到這幾個。

上百人的普通寺廟，往往會有二三十種不同的職務。而在像文殊院這樣的大廟裏，職務種類通常會超過50種。後來魯智深去了大相國寺，這是首都開封的大寺廟，也是全國頂級寺廟，比文殊院還厲害。

大相國寺的職務就更多：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着小僧投大剎討個職事僧做，卻不教俺做個都寺、監寺，如何教灑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個大職事人員了。”智深道“灑家不管菜園，俺只要做都寺、監寺。”

首座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個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假如維那、侍者、書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個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作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堂的喚做浴主，這個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菜園的菜頭，管東廁的淨頭，這個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

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升你做個塔頭；又管了一年，好，升你做個浴主；又一年，好，才做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灑家明日便去。”

上面說了，智真長老是文殊院的住持，又是方丈，絕對是一把手負責人。

可惜，古代寺廟不是一個人說了算。

住持和方丈的地位雖高，也不能獨裁一切，需要得到首座和維那等人的認可纔行。

原則上，住持的重大決定，都要得到全廟僧人的支持。

有趣的是，智真長老同文殊院的其他僧侶們，顯然存在巨大的意見分歧。

以魯智深在文殊院出家爲例，大部分僧人就不同意：真長老與趙員外衆人茶罷，收了盞託。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辦齋。只見首座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個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恰似賊一般。”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裏坐地。

首座、衆僧稟長老說道“卻纔這個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貌相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別得他的麪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咒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卻好回來，對衆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卻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

看看，其他僧人沒有打馬虎眼，直接出言反對智真長老。

爲什麼會這樣？不僅僅因爲魯智深出家是爲了洗白殺人犯的身份，更多的是寺內存在着錯綜複雜的利益衝突。

試問，像魯智深這樣避禍出家的人，在當年難道是少數嗎？

自古民間暴動、政治鬥爭甚至內戰，失敗者往往都會選擇出家爲僧爲道，藉此避禍。

朱棣造反攻陷南京以後，在明故宮隧道中發現了僧袍和道袍，懷疑建文帝僞裝成僧人逃走了。

而朱棣剛剛坐穩寶座，山東白蓮教女領袖唐賽兒就聚衆萬餘人造反。明軍很快全殲了這些叛亂者，唐賽兒卻下落不明，有傳聞說她出家爲尼以避禍。朱棣下令在全國寺廟尋找了10多年，別說找到建文帝，就連唐賽兒也沒蹤影。

如果連建文帝和唐賽兒這種名人，尚且可以通過出家躲避躲避餘生，更別說小小的魯達。

魯達的罪行不過是互相鬥毆時誤殺了鄭屠，頂多判以流放充軍，並非死罪。

話雖如此，魯達畢竟是殺人犯，收留他或多或少會讓文殊院惹上麻煩。

那麼，智真長老爲什麼要讓魯智深在本寺出家？

他自己說得很清楚“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別得他的麪皮？”，就是因爲經濟利益。

古代的寺廟要維持日常開銷，僧人要喫飯，寺廟要維護，都要花錢。

而普通寺廟的經濟收入，基本是兩種來源，第一是各種有錢施主的捐贈，第二就是本寺的田地和房產收入。

古代的宗教事業受到政府優待，僧人個人不用交稅服徭役，寺廟不用交納各種稅收。

寺廟通常會將施主捐贈的土地，或者寺廟自行購買的土地，租給老百姓耕種以收取租金。

當年少林寺幫助唐王李世民對付王世充，大唐建立以後賜予寺廟高達4000畝土地。依靠這麼多良田的租金，少林寺的財力雄厚，鼎盛時期有2000名僧人。

除了土地田產收入以外，各種施主的捐贈也是寺廟的重要經濟來源。

古人相信捐贈佛教事業是行善積德，從皇帝到平民，幾乎人人都會有所捐贈。

小說中，趙員外同魯智深去五臺山這一次，就捐贈了不少東西：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中多有相瀆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行童收拾去了。

大家請注意，趙員外可不是偶爾捐贈一次，而是從爺爺一輩就開始不斷捐贈，三代都是文殊院的金主。

我們保守估計，趙員外單單買下這個五花度牒，至少花費一二百兩白銀，祖孫三代捐贈的錢財恐怕有數千兩之多。

對於這麼一個大捐贈者，智真長老當然會選擇尊敬和籠絡，纔會答應趙員外的要求。

那麼，爲什麼其他僧人卻直接反對呢？難道他們不知道趙員外很有錢以及同寺廟的淵源嗎？

當然知道。

然而，此時的文殊院並不缺錢。這也不難理解，畢竟文殊院可不是一座名不見經傳的小寺廟。它在全國範圍內都享有盛譽，經濟實力尤爲雄厚。即便少了趙員外一家的捐贈，對寺廟而言雖然可惜，也是無傷大雅。

書中這麼寫：智深掀起簾子，入到裏面坐下，敲那桌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裏的，本錢也是寺裏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灑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灑家別處喫得，卻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卻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裏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

這段描述非同小可。這麼個住着五七百人家的市鎮，所有的商鋪竟然都是寺廟的財產。

這還不算，就連商鋪經營的資金本錢，都是從寺廟借貸的。

就算是盧俊義這種全國聞名的大財主，未必有這麼雄厚的財力。

可見，文殊院的經濟實力強大至極，每年收入恐怕超過十萬兩白銀，不愧爲全國頂級寺廟。

寺廟收入如此之高，少了趙員外一個大施主也沒什麼，不會傷筋動骨。

但寺廟裏面也是講人情的，並不是只考慮經濟因素。

爲什麼其他僧人明知道，智真長老同趙員外家幾代人有很好的私交，還會反對魯智深出家？

這並非完全是擔心收留魯智深會招惹是非。

畢竟文殊院勢力強大，保護人衆多，並不怕事。

就算魯智深的事情將來穿幫了，寺廟只要將責任推給趙員外，說是他故意隱瞞魯達真實身份就是了，寺廟可以順利置身事外。

如此看來，這些僧人堅決反對的背後，或許只是想要給長老製造麻煩，是寺廟內部鬥爭的一種手段。

問題又來了，爲什麼大家都反對魯智深出家，智真長老卻能讓他做和尚呢？

關鍵在於，智真長老不僅僅是住持，又是方丈。

上面說了，住持和方丈是不同的。

住持是行政管理上的一把手，方丈則是精神和宗教上的一把手。

關鍵在於，住持是寺廟僧人們公開選舉產生的，類似於上文提到的韓國曹溪宗派的換屆選舉。

方丈則完全不同，需要由政府任命才能生效。

在古代，只有規模較大的寺廟，政府纔會委任一個方丈，因此文殊院纔會有方丈職務。

智真長老是方丈又是住持，地位在寺中自然特殊無比。

作爲政府任命的職務，方丈的撤換權掌握在政府手中，寺廟內部僧人無法自行決定。

本寺廟僧人想要自行撤換方丈，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智真長老犯了什麼大的戒律（如斂財、淫亂）。

退一步說，即便長老真的犯戒，寺廟也要上批政府禮部或者宗教管理部門，得到政府正式同意後才能罷免他。

而在當年，這種罷免的情況極爲罕見。即使長老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政府爲了維護宗教聲譽，通常也不會輕易採取罷免行動，除非事態嚴重到無法掩蓋的地步。

說來說去，智真長老只要沒有犯下戒律，他在文殊院的地位就是不可動搖的，也能夠一言九鼎。

就算智真長老將住持的位子讓給別人，自己僅僅做方丈，住持也要事事聽從他的吩咐，本質上並無太大變化。

那麼，想要徹底掌權的本寺實力派僧人，自然視智真長老爲眼中釘，想方設法的找他的毛病，，意圖將其推翻或者架空。

我們再往下看，魯智深到了寺廟前四五個月，倒也沒什麼出格行爲：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牀上，撲倒頭便睡。上下肩兩個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灑家自睡，幹你甚事？”禪和子道“善哉！”智深裸袖道“團魚灑家也喫，甚麼善哉！”禪和子道“卻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甜了，好喫，那得苦也？”上下肩禪和子都不採他，由他自睡了。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

首座勸道“長老說道，他後來正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他，到晚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牀上睡。夜間鼻如雷響，如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屎，遍地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個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

看看，魯智深貌似也沒有大的過失，只是不願意唸經修行，晚上隨地大小便罷了。

他本來就是個不識字的粗人，讓他念佛經，豈不是要了他的命？

況且他出家是爲了避禍，又不是真心向佛，又怎會心甘情願地念經參禪呢？

魯智深之前連續逃亡了好幾個月，風餐露宿，疲憊不堪，精神一直處於高度緊張狀態，此刻好不容易放鬆下來，只顧睡覺休息，也是人之常情。

至於隨地大小便，只能說魯智深是個粗魯武夫，倒不是故意撒潑。古代中國衛生奢侈比較落後，即便皇宮中的茅廁都很少，民間只有極其少量的茅房，普遍還非常骯髒。

普通老百姓乃至貴族家庭，日常大小便都是究竟露天解決，根本不會去茅房。

如《紅樓夢》中，鴛鴦等美貌的大丫鬟，在大觀園中竟然隨便在草叢裏面小便，大少爺賈寶玉也是如此：第七十一回裏，鴛鴦是夜裏獨自去大觀園傳話，回程時尿急，周圍又沒人，就順路找了塊湖山石後的大桂樹底下解決。賈寶玉元宵夜也是走到山石後就站着撩衣小解，司棋大白天從山洞裏出來系裙子，麝月半夜也去山石後頭解手——大家早就習以爲常了。

小說中，陸虞侯和林沖在首都開封的鬧市區酒店喝酒，附近也沒有茅廁，林沖只能去偏僻小巷隨地解決。

至於鄉下，情況更是如此，住房周圍往往遍地屎尿，農民把它們當作珍貴的肥料，甚至在村裏村外四處撿拾糞便。

說來說去，魯智深也不是故意隨便拉屎撒尿：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尚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腳，一道煙走出僧堂來。侍者喫了一驚，趕出外來尋時，卻走在佛殿後撒屎。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

此時魯智深剛剛鬧了寺廟，不可能火上澆油的亂來。

他仍然選擇在佛殿後面的樹下或者灌木裏面拉屎，唯一能解釋的是，粗人魯智深不認爲這有什麼問題。

顯然，魯智深充其量只是有點小錯，卻有僧人要趕走他，顯然不太符合常理。

稍後，魯智深喝了一桶酒，醉了以後上山被看門僧人攔截：魯智深看看來到山門下，兩個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篦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噇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裏貼的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篦，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篦。”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你兩個要打灑家，俺便和你廝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個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個虛拖竹篦攔他。智深用手隔過，叉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浪浪蹌蹌；卻待掙扎，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智深道“灑家饒你這廝。”浪浪蹌蹌攧入寺裏來。

這確實是魯智深醉酒鬧事，但寺廟管理上也有一定責任。

魯智深不識字，看不懂寺廟裏面的戒律榜文。雖然他在剃度時被告知，僧人不該飲酒，卻不知道一旦喝酒就要被重罰：被打40下又趕出寺廟。

正常來說，其他僧人知道魯智深是文盲粗人，就應該提前詳細說明喝酒的嚴重後果。

每個僧人都不去說，卻等到魯智深第一次喝酒犯戒以後就要立即嚴懲，幾乎相當於釣魚執法，更像是故意陷害魯智深。

更厲害的是，魯智深明明是個醉漢，看門僧人竟然還要用木棍打他。

書中這麼寫：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伕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卻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卻似嘴邊起個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便把亮槅關上。智深搶入階來，一拳一腳，打開亮槅，三二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裏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

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個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卻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向前來打個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又不曾撩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灑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卻說。”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灑家直打死你那幾個禿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牀上，撲地便倒了，齁齁地睡了。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裏容得這等野貓，亂了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唣，後來卻成得正果。無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冤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個沒分曉的長老！”各自散去歇息。

發現魯智深喝醉酒撒潑，寺廟最有效的方法自然是：監寺直接彙報給智真長老，讓他出面制止。

智真長老作爲魯智深的師傅，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魯智深理應聽從他的教誨。就連備受尊敬的活佛濟公，在面對自己在靈隱寺的師傅時，也是恭敬有加。

沒想到，監寺竟然直接找了二三十個人，拿着木棍來揍魯智深。

這可不是二三人，而是二三十個人，又拿着武器。別的不說，直廳轎伕就是抬轎子的轎伕，他們可是很有力氣的壯漢。通常兩個轎伕能抬一頂一百多斤的轎子（包括乘客），整整走一天的路。這種轎伕拿着木棍打人，怕是一兩棍子就能將人打死。

如果魯智深不是會武功，面對如此人多勢衆的圍攻，無疑將遭受一頓毒打，至少也會被打得半死不活。

出家人本應以慈悲爲懷，日常掃地都不願意傷害昆蟲，怎麼能夠這麼隨便聚衆打人，搞得像黑社會團伙一樣，令人不齒。

況且，自古打狗也要看主人，這夥人能夠這麼肆無忌憚的毆打智真長老的徒弟？還將長老放在眼裏嗎？

最誇張的是，這二三十人被魯智深打的抱頭鼠竄後，監寺這才跑去向長老報告。試問，監寺早幹什麼去了？

事實證明，長老稍微勸告了一下，醉酒的魯智深就放下奪來的木棍，回房睡覺去了。

監寺的種種行爲，很像是故意藉助魯智深醉酒，要出智真長老的洋相，刻意把事情鬧大。

至於魯智深第二次大鬧文殊院，倒是沒什麼好說的，純粹是知法犯法的鬧事。

智真長老無法再保護他，只得將他遠遠地送往開封大相國寺。

不過，魯智深第二次大鬧期間，還有這麼一件事：智深一昧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伕，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棒，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搶入僧堂裏佛面前，推翻供桌，撅兩條桌腳，從堂裏打將出來。

明明魯智深第一次鬧事時，看到智真長老就住手了。那麼，監寺、都寺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應該第一時間去找長老啊。

古怪的是，他們第二次沒有告知長老，而是直接找了一二百人打魯智深，人數比上次的二三十個人更多。

正常來說，別說一個醉漢，就算全身鎧甲長槍戰馬的常山趙子龍，遇到一二百人圍攻也要撲街。

哪裏知道，魯智深戰鬥力實在是強悍，加上喝醉了不知道天高地厚，竟然“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兩頭的”，把一二百人都打跑了。

最終看來，這夥人的目的似乎是要將事情鬧得不可收拾，而絕非爲了儘快解決問題，其根本目的彷彿仍在針對智真長老。

另外，智真長老現在在文殊院已經失勢了。

正常來說，他又是主持，又是方丈，地位應該極高，寺廟中每個僧人都應該支持他、尊敬他。

然而，文殊院一共只有五七百僧人，竟然有一二百人去圍毆他的徒弟魯智深。

這是什麼概念？

修行的僧人絕對不允許隨便同人打架，甚至不能出口罵人。文殊院中願意出手打架的僧人，恐怕最多隻有這一二百人。

正常來說，這一二百人至少應有一大半顧及智真長老的面子，不會對長老的弟子魯智深動手

但現實卻截然相反，顯然監寺、都寺的能量非常大，能夠動員了所有願意打架的僧人，一起出手。

可見，智真長老在文殊院的勢力早已所剩無，被架空了大半，大部分僧人也不甩他，離被徹底推翻恐怕也不遠了。

話雖如此，智真長老以來，魯智深還是立即停手：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個，見長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桌腳，叫道：“長老與灑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規，打坍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個且由他。你攪得衆僧卷堂而走，這個罪業非小。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等穢污。

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我安排你一個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

那麼，爲什麼智真長老最終同意趕走魯智深？這背後有着複雜的情勢與考量。

主要是文殊院眼見就要散夥：滿堂僧衆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卷堂大散”，首座那裏禁約得住。

要知道，此事的起因畢竟是魯智深兩次醉酒鬧事，更別說他還是一名洗白身份的殺人逃犯。他的存在，猶如懸在文殊院上方的一把利劍，隨時可能引發更大的災禍。

萬一文殊院真的散夥了，政府一定會追查原因。

搞垮寺廟這麼大的事情，智真長老地位再高也壓不住，肯定會被政府免職，更別說名譽全毀。

在這樣的無奈與困境中，智真長老爲了保護整個文殊院和自己，只能痛下決心，果斷地將魯智深趕走。說來說去，文殊院早已不再是那個寧靜修行的淨土，就如同後來的大相國寺一般，處處暗藏着紛擾與動盪。

事實證明，經過魯智深事件，智真長老隨後似乎是失勢了，應該交出了主持的實際權力。

破遼後，宋江、魯智深去五臺山拜訪時，就有了這麼一個場面：轉到山門外，只聽寺內撞鐘擊鼓，衆僧出來迎接，向前與宋江、魯智深等施了禮。數內有認的魯智深的多，又見齊齊整整百餘個頭領跟着宋江，盡皆驚羨不已。堂頭首座來稟宋江道“長老坐禪入定之際，不能相接，將軍切勿見罪，恕責則個！”遂請宋江等先去知客寮內少坐。供茶罷，侍者出來請道“長老禪定方回，已在方丈專候，啓請將軍進來。”宋江等一行百餘人，直到方丈，來參智真長老。那長老慌忙降階而接，邀至上堂，各施禮罷。

且說次日庫司辦齋完備，五臺寺中法堂上鳴鐘擊鼓。智真長老會集衆僧，於法堂上講法參禪。須臾，合寺衆僧都披袈裟坐具，到於法堂中坐下。宋江、魯智深並衆頭領，立於兩邊。引磬響處，兩碗紅紗燈籠，引長老上升法座。智真長老到法座上，先拈信香，祝讚。

大家注意，前來迎接的僧人中沒有智真長老，藉口是他正在修行。僅僅幾十分鐘過後，便聲稱長老修行已畢，可以迎接貴客。

這豈不是搞笑？試問如果是宋徽宗來了，智真長老敢自稱修行而不出門迎接嗎？

唯一的解釋是，長老此時很可能靠邊站了，已經交出了所有世俗的權力，只是負責傳經說法而已。

衆所周知，寺廟中的油水全部來自於庶務，這就是文章最初提到的韓國曹溪宗派拼死爭奪權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