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紫禁城，一位白髮老臣，叩首在殿前，請求回鄉養老。

乾隆諭旨句句如刀——

“你乃配享太廟之臣，怎可言退？”

這位老臣，名叫張廷玉。

康熙栽培他，雍正信任他，乾隆稱他先朝遺老。

他輔佐三朝五十年，定製度、立軍機處、修實錄，卻在晚年屢遭羞辱。

是自身犯了糊塗失了帝心，乾隆對其抱有戒心？

細讀他的一生，你會發現——

這不是一個老臣的悲劇，而是一位帝王的焦慮。

三朝元老的開局——從皇恩浩蕩到權勢巔峯

乾隆元年，紫禁城的早朝格外莊重。新帝端坐金鑾，殿下文武肅然。

彼時張廷玉身形微佝，鬢髮已白，但目光依然清明。

張廷玉之所以能在三朝之間穩如磐石，靠的不是背景，也不是權勢，而是“度”。

這個“度”，讓他在康熙朝能不動聲色、在雍正朝能穩操中樞、在乾隆初年仍受敬重。

康熙年間，張廷玉不過是翰林出身的年輕進士。

康熙選中他的，不僅僅是出衆的能力，還有忠誠與謹慎。

康熙晚年政局複雜，諸王奪嫡，派系爭鬥加劇。

張廷玉的忠誠與謹慎正是他所需要的。

康熙四十年，張廷玉進入南書房，負責起草詔令。從此，張廷玉成了皇帝的御前筆桿子。

到了雍正登基，天下早已風聲鶴唳。

雍正對權力的掌控要求極高，他要的是能替自己默行密斷的人。

張廷玉，正是那種能把鋒利藏在袖子裏的官。

於是，雍正直接說出那句：“非汝不克勝任。”

從此，張廷玉從翰林編修一路升到保和殿大學士，躋身於權臣之列。

他最重要的一筆功勞，就是建立軍機處制度。

那是雍正七年（1729年），內閣辦事太慢，摺子從通政司到御前時間太長，效率極低。

雍正拍板，在隆宗門設軍機處。

首批成員三人：怡親王胤祥、蔣廷錫，還有張廷玉。

制度誰定的？張廷玉。

從此一切機密大政都歸於軍機處處理，而內閣成了辦理例行事務的機構。

也就是說，把權力的中樞，從內閣搬進了皇帝懷裏。

清朝此後兩百年，朝政模式全變，君權登峯造極。而軍機處的雛形，正出自張廷玉之手。

而雍正對他的信任，也到達了巔峯——

雍正十三年（1735年），帝病重。臨終前，他召張廷玉與鄂爾泰等四人爲顧命大臣，並下詔：“張廷玉配享太廟。”

在清代，能與皇帝共祀宗廟的漢臣，唯此一人。

這是對他一生忠勤的最高褒獎，也是一道未來的隱雷。

雍正死，乾隆立。

在新舊交替的那一刻，張廷玉原本是最該被清算的舊臣。

可乾隆登基後並未立刻動他，反而尊之爲元老，與鄂爾泰並輔朝政。

可尊重的背後，是一種帝王特有的“冷”。

乾隆知道，這個老臣既忠於雍正，也深得民望；

留他在朝，是讓天下人看見“君恩延續”，也是一種“示威的溫情”。

張廷玉也明白乾隆對自己的擔憂。

他在奏疏裏以老病爲由想要回鄉養老。

這不是謙詞，而是一種自保。

乾隆登基之初，朝中兩股力量微妙共存：

一邊是雍正遺臣張廷玉、鄂爾泰；

一邊是乾隆親信訥親、傅恆。

舊人穩朝綱，新人立帝威——表面和諧，實則權力交接的暗流早在流動。

乾隆五年，鄂爾泰病逝。

按資歷和功勞，張廷玉理應位居首輔，但乾隆偏偏令年輕的訥親居其上。

這不只是人事安排，而是一種打壓。

從康熙的南書房，到雍正的軍機處，再到乾隆的內閣首輔，張廷玉五十年未離中樞。

他是制度的締造者，卻也是制度的囚徒。

乾隆登基之初的恩寵，不過是權力重組的過渡儀式。

舊臣的功勞太大，必須消音；

皇帝的權力太新，必須顯聲。

張廷玉的存在，本身就成了乾隆權威的一面鏡子——

只要這面鏡子還在，乾隆就顯得年輕、繼承、延續。

但鏡子太亮，總會讓人不安。

於是，一個“臣道圓滿”的人，註定要在“君權自覺”的時代裏，漸漸被邊緣。

乾隆初年的張廷玉，依舊是那位不苟言笑、謹守規制的老臣。

可在那份恭謹背後，已埋下了晚年蒼涼的伏筆。

風波再起：一紙“配享”引禍端

乾隆十三年至十五年，是張廷玉政治生命的最後階段，也是他與乾隆關係急轉直下的關鍵三年。

這一時期的衝突，不是政事失當，而是“帝王心理”與“功臣謹慎”之間的深度錯位。

乾隆十三年（1748），張廷玉八十二歲。

他自雍正朝起入軍機處，歷事三朝，勤慎一生。此時年老多病，體力早不堪朝政之繁。於是上疏請辭，意在歸鄉養老。

在張廷玉看來，這是人之常情。

他既完成了雍正的託孤重任，又見乾隆政權穩固，本應善始善終。

更重要的是，雍正遺詔曾明言張廷玉配享太廟，這是對功臣的最高褒獎。

張廷玉自信自己功勳已滿、心跡無私，請辭並非求恩，而是合禮而退。

然而乾隆拒絕了這一請求。

乾隆的心理是複雜的。

一方面，他真心敬重張廷玉多年勞績；

另一方面，他又對雍正舊臣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那些託孤之臣，他們的存在象徵着前朝恩典的延續，而乾隆希望這個延續止於他手中。

於是，自乾隆十三年起，張廷玉的請辭被視爲試探。

他退一步求靜，皇帝卻前一步設防。

雙方都未言破，但信任的裂痕已經形成。

乾隆十四年（1749），張廷玉終於被恩准致仕。

張廷玉隨即入宮感謝，並在上奏提起雍正遺命所定的太廟配享之事，想要乾隆出一個憑證。

他並非邀功，而是出於慎重——他經歷過朝代更替，深知口頭恩典易隨皇意而變。

他只是希望，以文字爲憑，確保死後不受猜忌。

然而，乾隆的理解完全不同。

在他的政治邏輯裏，君恩不可被臣預留或索取。

“配享”雖由雍正所定，但執行與否、何時執行，皆是現任皇帝的權力。

因此，當張廷玉提出請乾隆給出憑證時，乾隆認爲這是“防上之心”，即懷疑君恩會變。

乾隆隨即削去張廷玉一等伯爵封號，並撤銷“太廟配享”優容。

這次處分並非因他犯實罪，而是乾隆以此確立君恩自我界定的原則——任何臣子不得以先帝遺”挾持今君。

這場事件被後世稱爲“配享風波”。

它的本質，不是君臣的對錯，而是“制度之外的心理邊界”——

乾隆要在政治上徹底擺脫雍正的陰影；

張廷玉則依舊以臣道謹慎行事，卻因此觸犯了新主的敏感。

桐城退隱——功名止步於此

乾隆十五年春，皇長子永璜病逝。

卻不想就在永璜病逝一個月後，張廷玉上疏奏請歸鄉，乾隆大怒，再度下旨：罷配享。

而就在同一年，河南巡撫朱荃因貪墨案被查處。朱荃與張廷玉聯姻，其子張若靄娶朱氏女。

乾隆立刻將矛頭指向張廷玉，稱其爲其庇護。

命查抄賜第，追繳恩賜，並罰銀二十萬兩。

這次處分雖屬“連坐”，但性質極具象徵意義——

它並非爲查貪，而是乾隆對前朝舊臣體系的又一次清算。

雍正舊臣幾乎全數淡出朝局，張廷玉作爲最後的遺臣，成爲權力重塑禮儀的對象。

張廷玉此時已八十三歲，傾盡家產，仍湊不齊，後分兩次交完。

這一次，張廷玉徹底被打服，也徹底被打幹淨。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張廷玉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四歲。

乾隆最終命其配享太廟。

那是皇帝遲來的仁慈，也是政治的需要。乾隆既要孝順雍正的遺命，又要表現自己的大度。

結語：

回顧的一生，他在康熙朝立身，在雍正朝立制，在乾隆朝被立威——
功名半世，榮耀半世，屈辱半世。

乾隆用他來立國體，歷史用他來立人格。

他的命運，正是清代君臣關係的縮影：

帝王用恩立威，臣子以忍保全。

參考信源：

嚴萍. 張廷玉晚節考[J]. 安徽史學, 2020, (06): 13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