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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潤晨

編輯|t

引言

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上，英國首相張伯倫從飛機上下來，手裏拿着一份籤滿字的協議。他面帶微笑，彷彿剛剛從歷史的洪流中挽救了無數生命。他向記者宣告：“我爲我們的時代帶來了和平！”這句話擲地有聲，彷彿能打消所有疑慮。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槍聲在一年後就響徹歐洲，讓這份和平顯得格外諷刺。於是問題來了，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究竟是避免戰爭的智慧之舉，還是助長侵略的歷史錯誤？

綏靖政策的歷史背景

時間倒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20年代，歐洲如同一個滿目瘡痍的病人，尤其是英法，經濟崩潰、國債高築，再加上近千萬士兵的傷亡，整片大陸都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英國國內對於再度捲入戰爭的恐懼如同幽靈一般縈繞在人們心頭。

而這時的德國，雖然戰敗，但其工業體系幾乎完好無損，仍具備極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然而，《凡爾賽條約》的苛刻條款讓這個國家變成了一顆定時炸彈。賠款、領土分割以及軍備限制，讓德國人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辱與憤怒。

希特勒正是抓住了這種情緒，在1933年成功掌權，隨後開始大力發展軍事和推進領土擴張。國際聯盟本來是爲防止戰爭再度爆發而設立的，但因爲美國拒絕加入，加上缺乏實質性的約束力，這個機構的威懾力幾乎爲零。

1931年，日本輕鬆佔領滿洲，國際聯盟除了“強烈譴責”之外毫無作爲。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聯盟依然選擇觀望。希特勒顯然從中看出了破綻，他開始步步試探，重整軍備、佔領萊茵非軍事區，甚至在1938年吞併奧地利。面對這些挑釁，英法卻選擇繼續後退。

1938年9月，希特勒以保護德國少數民族爲由，要求佔領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地區。這是一片工業發達的戰略要地，佔領它對德國的戰爭準備至關重要。當時的捷克政府自然不願拱手相讓，而法國和蘇聯根據此前的條約，理論上有義務提供軍事支持。

然而，法國內部正因爲頻繁更替的政府而政治疲軟，根本無意投入一場代價高昂的戰爭。英國方面，張伯倫同樣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國內反戰情緒高漲，經濟仍未完全從蕭條中復甦。在這種情況下，張伯倫選擇了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他親自飛往慕尼黑，與希特勒以及意大利領導人墨索里尼展開對話。會議的結果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協定》。協議允許德國佔領蘇臺德地區，而作爲交換，希特勒承諾這是其最後的領土要求。這份文件不僅象徵着英法的讓步，也標誌着綏靖政策的巔峯。

張伯倫甚至在記者面前展示這份協議，自信滿滿地宣稱：“光榮的和平。”然而，這樣的和平不過是希特勒爲戰爭所爭取的時間。僅僅半年後，德國撕毀協議，佔領了整個捷克斯洛伐克，徹底暴露了其侵略野心。

爲何張伯倫等人會在希特勒面前如此退讓？從英法的角度來看，這種政策並非完全沒有道理。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讓這兩國的人民深刻恐懼戰爭的代價。無論是經濟還是人力，英法都沒有做好再度參與大規模衝突的準備。

其次，英國的外交政策在當時具有明顯的現實主義特徵。他們並不信任蘇聯，希望通過扶持德國，形成對抗蘇聯的緩衝帶。換句話說，他們試圖將德國的侵略野心引向東歐，以便自己置身事外。

張伯倫本人也認爲，與其冒着全面戰爭的風險，不如通過談判贏得時間，以便加強英國的軍備。然而，這種邏輯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希特勒並非傳統的強權領袖，他的擴張計劃根本沒有止境。

從最初的萊茵區、奧地利，到後來的捷克斯洛伐克，乃至最終的波蘭，希特勒一步步挑戰國際秩序，而每一次的退讓只會讓他更加肆無忌憚。

1939年，希特勒與斯大林簽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一協議讓德國可以毫無顧忌地向西擴張，同時也暴露了英法“引禍水東流”的策略徹底破產。幾個月後，德國閃電入侵波蘭，英法別無選擇，只能對德宣戰。

此時的歐洲已經完全被推向戰爭的深淵，而綏靖政策的失敗也成爲不爭的事實。令人諷刺的是，張伯倫的初衷是避免戰爭，卻間接助長了法西斯的囂張氣焰。歷史學家普遍認爲，若英法在德國佔領萊茵區或吞併奧地利時採取強硬立場，或許能遏制戰爭的全面爆發。

張伯倫是否應該爲二戰的爆發承擔全部責任？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一方面，綏靖政策的失敗顯而易見，它未能阻止戰爭，反而讓德國的野心更加膨脹。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張伯倫面臨的現實困境：國內的經濟壓力、反戰輿論以及對蘇聯的不信任。

從某種意義上講，綏靖政策是那個時代英法戰略困局的體現。它的初衷或許並非完全錯誤，只是面對希特勒這樣一個不守規則的對手，這種政策註定難以成功。結局是殘酷的，但歷史從不簡單。張伯倫的綏靖政策是一次失敗的嘗試，卻也是那個複雜時代的縮影。

或許，他的真正失敗並不是推動了戰爭，而是讓全世界錯失了一個更早應對希特勒的機會。

參考文獻：

The Causes of WWII 26 March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