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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幹就幹，幹不了就走人！”

1977年8月，剛剛恢復職務不久的鄧公在中共十一屆全國人大上，罕見的發了怒。這在他之前數十年的從政生涯裏都是很罕見的，讓在場的領導幹部們紛紛始料未及，會場頓時鴉雀無聲，只能聽見鄧公的連連發問。

“連這個都做不到，那‘四個現代化’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實現？”

“現在這個階段，把這件事做成就是頭等大事，不下決心，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就會停滯不前。”

眼看在鄧公的一力推動下，這份提案通過已經是板上釘釘了，但有些人的思想依然因循守舊，依然活在過去十幾年的做法裏。所以他們只能旁敲側擊的提出某些“讓一步”的做法，但其本質上還是沒有做到相對公平，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鄧公促成這份提案的初衷。

那麼鄧公究竟在會上做了什麼提案？大發雷霆的結果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勢在必行

事情還要說回到1966年開始的那場浩劫，在那十年間，一些捕風捉影的論斷在某些“有心之人”的利用下，自中央開始，最終蔓延到全國，對我國的社會生產、政治、文化的等各個領域均造成了嚴重的、不可逆的破壞。

在這其中就包括自1966年開始，到1977年纔在鄧公的一力推進下，最終恢復、並沿用至今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製度，簡稱“高考”。

但其實在教育方面，被勒令停止的只有高考，學校正常的教學活動後來還是有一定程度進行恢復的，就比如1967年11月後，全國的中小學生就已經陸續回到課堂。

對，沒錯，只有中小學生，而對於國家每年補充發展人才最重要的途徑——高等教育卻出現了停滯，不過這個問題很快也被解決。

1968年，毛主席從上海機牀廠對工人的培訓中獲得了啓發，隨後發表了著名的“七二一指示”，也誕生了獨屬於這個時代的產物——“工農兵大學生”。

毛主席認爲，理工科大學依然要辦，這是國家建設的頭等大事，但學制不能太長，思想政治方面更是要“無產階級掛帥”，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

於是後面針對毛主席的這次指示，很快就形成了一套相對完善的大學招生體系：

一種是高校學生在畢業之後，要立刻服從學校或政府的分配，進行勞動改造（主要是在工廠、農村）和軍事訓練（主要在部隊），這也就是“工農兵大學生”這一稱呼的由來；另外一種，是從廣大的工人、農民、解放軍中，經過組織推薦或其他方式挑選出條件適合的青年進入學校學習，完成學業後再回到原來的崗位上去。

這兩套流程，就是毛主席根據當時國家的實際情況，所作出的“教育革命”的大概設想。

上海機牀廠爲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緊跟着創辦了兩年學制的“七二一工人大學”，畢業的學生仍然回廠裏工作。

“七二一大學”的這套模式後來被推廣到全國範圍，一直沿用至1979年。後來爲了適應新的教育模式和教育體系，這之中不合乎要求的一律改造成業餘大學、企業中專學校和文化技術業餘學校等，合乎要求的則統稱職工大學。

這種方式在實行初期，的確招攬了一批思想路線正確、基礎條件優秀的年輕人，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家對於各方面人才的需求。

但使用這種方式招攬人才，本質上與漢朝的“舉孝廉”制度非常相似。“工農兵大學生”的選拔需要走羣衆、單位、學校三位一體的推薦、批准、複覈這一套流程；而舉孝廉則是由郡縣的地方長官每年根據當地人口基數推薦一人到中央爲官，再通過考試的形式量才適用。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舉孝廉”這一制度的弊端非常明顯，所舉其人往往是通經學的大儒或者富家子弟，本質上還是世家門閥維護統治的工具。

選撥“工農兵大學生”的目的雖然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但其明顯的弊端依舊被“有心人”鑽了空子，說白了，也就是身居高位者可以通過各種渠道來影響名單的對象和內容。

隨着時間的推移，以及在那場浩劫下從社會層面出發而導致的各種行動愈演愈烈，“工農兵大學生”的生源質量和數量開始逐年走低。

在1966年-1977年這10年間，我國高等院校只招收了大約94萬由這種方式選撥出來的大學生，與1993年我國通過高考招收的大學生數量（98萬）差不多，並且其中水分較大，使我國科教文化事業的發展進入了相當長的停滯期。

雖長夜漫漫，但總有人秉燭而來。

1977年8月，重返政壇的鄧公在中共十一屆全國人大上，面對着所謂的“專家學者”以及部分人員的反對與異議，一字一句、鏗鏘有力、振聾發聵，拍下了這個可以說是對於近代中國教育來說一次最重要的板。

“能幹就幹，幹不了就走人！”

重拾希望

鄧公的這一拍讓全場都陷入了沉寂，之前滿口滔滔不絕反對恢復高考的人也乖乖閉上了嘴。良久，終於有人出來打破了這個尷尬的氣氛。

“小平同志，恢復高考的意見大家都明白了，但招收‘工農兵學生’的政策是毛主席定下的，您看能否對這一部分進行保留呢？”

全場與會人員見狀又安靜了下來，等待着鄧公的回答。

但鄧公只是稍作思考，便很快給出了回答：“沒有問題，但這部分學生只能進入對應的‘七二一大學’，畢竟也是毛主席留下來的思想嘛。通過高考招收的大學生，就讓他們去正常的高校學習。”

鄧公心裏很清楚，高考這一舉措也許做不到絕對意義上的公平，但可以實現絕大多數人的公平，起碼高考讓每個人都有了一次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並且能夠選撥出真正對國家有用的各方面人才，這纔是高考的意義所在。

鄧公的認知非常清晰，他精準的把握到了當下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最關鍵的點，就在人才的教育和培養上。而那些表現出反對、遲疑的人，有一部分是之前“工農兵大學生”這一體系下的既得利益者；有一部分則是循規蹈矩的“死腦筋”。

果然，此話一出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些人甚至認爲鄧公是在避重就輕。面對這種情況，坐在鄧公身旁的陳雲同志舉起了手，示意發言。

“中國的經濟建設必須要加緊、加緊、再加緊，但教育發展不起來，人才就會斷檔。我們偌大的一箇中國，不能只靠輕工業，也不能只靠重工業，未來還是要靠科學、要靠技術。而科學和技術還是要靠人才來維繫，我支持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議，如果各位有更好的提議，也歡迎大家提出來，咱們要暢所欲言嘛。”

陳雲這番話可以說是將層面拔高了，同時，也讓這份關於高考的決議很快就通過了。

兩個月後，經過中共中央教育部門的緊張籌辦，10月21日當天，《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一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而且是十分顯眼的頭版頭條。

這篇文章的發表正式宣佈中斷了十餘年的高考制度將重新恢復，所有人只要有真才實學，就有機會上大學。

頓時，這條消息就像當年在中華大地上燎原的星星之火一樣，迅速席捲全國。一時間，書店成了年輕人的聚集地，郎朗的讀書聲更是從街頭巷尾到山林小溪，這無一不在彰顯着人民的殷切期待。

最令各地領導幹部感到驚訝的是，自從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青年男女們每天最要緊的事情也不再是生產，而是在迅速完成生產的基礎上多擠出時間去讀書。

各地書店的教材更是被搶購一空，沒買到的就借別人的教材進行抄寫，這種刻苦程度放在今天真的是讓人非常難以想象。

當時還有一句流行的話：“80年代的學生，用70年代的教材，聽60年代的人上課”。雖然這其中免不了有一些誇張的成分，但也可以側面反映出那十年對原本正常的教育事業打擊究竟有多麼巨大。

廣大學子的熱情十分高昂，甚至蓋過了寒冷的嚴冬，鄧公看在眼裏，也給有關部門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在1977年把第一場高考辦起來。

同年12月的冬天，高考恢復後的第一次考試如期舉行，據統計，有大約570萬考生參加了這次考試，雖然錄取率只有5%左右（1977年錄取大約27萬考生），但還是讓很多人從田間地頭、鄉野山林中回到課堂重拾書本，燃起了心中原本早已熄滅的希望。

國之大計

隨着高考制度自1977年以來的不斷完善，到2022年爲止，我國在校大學生已經達到約2290萬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次早已突破一億大關，這全都得益於鄧公在1977年的那一次雷霆之怒。

但其實早在1975年9月26日，鄧公在聽取科學院工作彙報時就已經明確指出：“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科技人員也是勞動者！”

這之後，爲了完成“四個現代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充分調動中國廣大科研人員的工作和研究熱情。

1978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在開幕式的講話上，鄧公提到：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就是科學技術屬於生產力。

十年後，鄧公在出訪捷克斯洛伐克時，更是將理論更加向前一步，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

鄧公的這次講話，再加上之前關於“四個現代化”的內容，爲江澤民同志在1995年所提出的“科教興國”戰略奠定了十分堅實的理論與實踐基礎。

“科教興國”，本質上還是以教育爲本，在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水平過後，再高素質的勞動者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從而實現發展的良性循環。在這個過程之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始終是擺在第一位的，這也證明了鄧公以及其他領導人的高瞻遠矚。

教育事關一個國家的發展和未來，也決定着未來國家接班人的器量和眼光。可以說，不讀書，就沒有近代的先進思想傳入，就沒有後來中國的崛起。所以，如何解決教育領域各個方面的問題，仍然是我們到今天還需要進行深刻思考的命題。

看完這段有關鄧公的這段往事，你有什麼想說的嗎？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觀點。

參考資料：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教育部：我國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招生比例已超60%，正大力推進專業學位博士研究生培養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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