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大學，也訂不起國外數據庫了？-科學-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7.15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圖源：Pixabay

撰文 | 張天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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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福州大學圖書館在官網發佈公告，宣佈由於採購費用高企，2025年將暫停訂購愛思唯爾（Elsevier）ScienceDirect全文期刊數據庫。公告顯示，該數據庫近年年均漲幅達8%，2025年採購預算高達620萬元，已對學校文獻資源採購造成巨大壓力。

福州大學是國家“211工程”重點支持高校，也是“雙一流”建設高校。根據教育部教育部高等學校圖書情報工作指導委員會的《2023 年 1190 所高校圖書館電子資源購置費統計表》，福州大學當年在電子資源上的支出爲 1947.89 萬元，在全國 1190 所高校中排名第 43 位，處於相對靠前的位置[1]。

某圖書館研究館員劉文向《知識分子》介紹，像福州大學這樣訂閱ScienceDirect全文期刊數據庫的，已經是在數據庫資源上投入比較多的高校。由於全文期刊數據庫價格昂貴，一些學校會選擇購買自己強勢的學科庫或者特定的期刊包，其他由館際互借等方式補足。

但即便是在福州大學這所投入相對可觀的高校，數據庫續訂仍面臨不小壓力。在訂閱費用持續上漲、整體預算趨緊的背景下，如何維持對核心數據庫續訂，也成了一個難題。

福州大學宣佈暫停訂閱 ScienceDirect 數據庫後，有人開始擔心，面對價格飛漲的外文期刊數據庫，連211高校都承擔不起了，是不是意味着以後會有更多高校被迫退出？

從眼下情況來看，還不至於。但這起事件確實說明，高校圖書館的訂閱壓力已經不可忽視。

高校圖書館經費，追不上數據庫

福州大學並不是唯一面臨困難的學校。從更大範圍看，高校圖書館正在變得越來越難以負擔數據庫費用。

中國高校圖書館與國際出版集團之間的博弈並非始於今日。早在2010年9月，國內33家高校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聯合發佈《致國際出版商的公開信》，抵制愛思唯爾全文數據庫的大幅度漲價，要求國際出版商“不要以過高價格或減少內容等手段來對中國廣大用戶獲取和利用國外科技文獻設置障礙[2]”。

愛思唯爾早年進入中國市場時，爲了打開局面，向高校報出的訂閱價格比歐美同行低得多。但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出版方曾提出，考慮到中國每年9%左右的GDP增長，到了2020年，包括北大在內的一些高校，訂閱所支付的費用應逐步與哈佛大學等發達國家高校持平。

2010年，全國已有197所高校使用愛思唯爾的期刊服務。根據當時圖書館方面的統計，愛思唯爾提出的平均年度漲幅高達18%。

經歷反覆談判。2010年愛思唯爾與中方圖書館系統簽署了《中國夥伴關係諒解備忘錄》，表示將根據中國科研與高等教育的發展狀況，繼續提供相對優惠的訂閱方案，並將原計劃在2020年前完成的提價節奏延後至2030至2035年，爲高校系統爭取到有限的調整空間[3]。

也是在這一年，高校數字資源採購聯盟（DRAA）正式成立。該聯盟以高校圖書館爲主體，設立牽頭館與談判組，嘗試通過集體採購提高議價能力，確保成員館以更合理價格引進海外數字學術資源。

高校圖書館作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收效，但從今天的情況來看，問題遠沒有解決。

中山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程煥文在一項研究中指出，在發達國家，普通高校圖書館的經費一般佔學校總支出的1%，世界一流大學則普遍達到2%。而在國內41所雙一流“一流大學建設高校”高校中，圖書館總經費佔比超過1%的，僅新疆大學和鄭州大學兩所高校，其餘均未達到這一標準。

經費的增長幅度也難以覆蓋實際需求。2019年進入經費“百億俱樂部”的8所高校，截至2022年圖書館總經費在隨後四年內平均減少了近1000萬元，降幅達13.18%。從更廣泛的範圍來看，2022年，41所“一流大學建設高校”的圖書館總經費相比2019年僅增長了0.92%，增量不到37萬元。

但與此同時，數據庫的採購開支卻在快速上漲。根據統計，從2019年到2022年，這41所高校圖書館的平均數字資源購置漲幅達14.10%。2022年，有34所高校的數字資源採購支出已佔其圖書館總經費的50%以上，部分高校甚至超過九成[4]。

另一項統計顯示，2020年至2023年底，已有21所211高校的圖書館發佈了33份停訂公告，累計停訂數據庫138個。

2020年之後，高校圖書館停訂數據庫的公告中，經費縮減是最常被提及的原因。超過七成停訂案例明確指出是因爲預算不足。例如，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圖書館在2022年的公告中明確表示“文獻資源建設經費大幅度削減”，因此不得不停訂部分數據庫。

但即使經費緊張，數據庫對高校圖書館來說仍是難以替代的資源。不少高校做出的停訂決定，其實只是迫於無奈。據統計，近年高校停訂的數據庫中，大約21%又被重新訂閱，其中包括17個外文庫和12箇中文庫[5]。

一位熟悉數據庫採購機制的高校圖書館員王明明坦言，停而復訂的現象並不意外。出版集團掌握着議價的主動權，“它們也不怕你抵制，你不買別家買，而且你過段時間很可能還是會乖乖地回來買。”在他看來，高校圖書館在這場談判中“被商家拿捏得死死的”。

某高校曾停購過一年，隨後以新用戶身份重新訂購，可以說是得不償失。再訂回來，價格就給翻倍了，說原來是老客戶，享受了深度折扣，再訂回來就是全新的用戶，原來的折扣都沒有了。另一個懲罰性後果則是訪問權限收縮，中斷訂閱可能意味着高校將失去對早年數據的訪問權限，按照方案，回溯的數據只能往前推5年，以前連續訂購積累的權限也都沒了。

從全國層面看，即便個別學校暫停了合作，整體訂閱結構並未發生劇烈變化。這位圖書館員介紹，根據高校圖書館數字資源採購聯盟（DRAA）統計，2018年至2024年ScienceDirect數據庫的用戶數量始終維持在350所上下，進出略有波動，總體保持動態平衡。這也意味着，真正告別數據庫的只是少數，高校圖書館在此類資源獲取上的依賴，仍然沒有太多鬆動的空間。

“這也是一個痛點，我們現在沒有自己的東西，資源在外，服務在外，整個是依賴人家的。我們自己的保障系統非常脆弱”，王明明說。

開放獲取是出路嗎？

在大型出版集團面前，高校圖書館向來居於弱勢地位。據美國的一項統計，1997年至2017年間，期刊價格上漲超過300%，而同期的圖書館經費卻幾乎沒有增長。

針對期刊價格不斷上漲的質疑，愛思唯爾公司董事長池永碩曾對《知識分子》表示，數據庫所提供的知識服務已遠遠超出傳統期刊的範疇，價格的上漲應被視爲內容規模擴大和服務能力提升的結果。“通過ScienceDirect去搜索一篇文章，在2005年前後篇均的超鏈接在20~25個，但是現在篇均的鏈接數量已經能夠達到400條。這種知識服務的範圍和價值，已經遠遠超過閱讀一篇紙質的文獻那麼簡單[6]”。

不過，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旗下的學術出版和學術資源聯盟（SPARC）則對出版商持批評態度。其報告指出，愛思唯爾的利潤率高達37%，每年還維持約5%的價格漲幅。儘管愛思唯爾將漲價歸因於論文數量增長、處理成本上升，SPARC 認爲這一說法忽略了平臺的規模效應運營系統一旦搭建完成，平臺維持成本未必隨着內容同步增長，價格上漲更多是由定價權高度集中帶來的結果[7]。

不滿於愛思唯爾個別期刊訂閱費用過高，以及通過捆綁銷售獲取超額利潤的學者們，曾經在 2012 年發起過一場抵制行動，超過 1.7 萬名研究人員簽名聯署，承諾將不再向愛思唯爾旗下期刊投稿，不參與其審稿和編輯工作，以此抗議其商業策略。但2016年一項調查發現，四年間，在化學和心理學領域，有38%的署名者已經放棄了當初的承諾。

個體抵制的影響終究有限，難以撼動出版格局。在制度層面，對傳統付費訂閱模式不滿的圖書館、學術機構和部分研究人員，通常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開放獲取（Open Access, OA）作爲一種替代路徑。

開放獲取意味着研究文獻免費爲公衆在線提供且不受限制，當然，編輯處理文章的費用還是得有人來出。在實踐中，研究者或其所屬機構向出版商支付一筆“文章處理費”（APC），然後將論文免費公開發布。

在全球高校圖書館對傳統出版模式的抗爭中，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與愛思唯爾（Elsevier）之間的對峙，被視爲一次具有標誌意義的勝利。這場始於2019年的談判破裂，最終在2021年3月以一份爲期四年的開放獲取協議告終。

這場衝突的核心，並不只是每年超1100萬美元的高額訂閱費。加州大學更深層的目標，是推動開放獲取作爲新的學術傳播模式。

校方指出，加州大學系統研究人員貢獻了美國約10%的科研論文，其中18%發表在愛思唯爾旗下期刊，愛思唯爾論文中有8%都來自加州大學系統。另外加州大學的研究人員還承擔了大量編委與審稿工作，如今卻在支付高額訂閱費的同時，還要爲發表自己的論文再次付費，這種兩頭收費的狀況不能接受。

與傳統的訂閱模式不同，加州大學期望與愛思唯爾達成的“閱讀與出版”（Read and Publish）協議，將訂閱費與論文發表的開放獲取費用合併支付。合同總額基本維持和原有訂閱費的一致，但其中一部分被重新分配，用於支付本校作者發表開放獲取論文時，原本由個人或課題承擔的版面費用。

最終達成的2021年新協議，被視爲加州大學的全面勝利。在經濟上，新合同的總價降至約1070萬美元，相較於舊合同每年節省了約7%的費用。在理念上，協議更是實現了加州大學的核心訴求，加州大學的研究人員作爲通信作者發表的文章，將默認以開放獲取（OA）方式出版，供全球讀者免費閱讀[8]。

然而，加州大學的勝利，對於中國高校圖書館的借鑑意義有限。受訪的圖書館員指出，儘管大家都在抵制高昂的期刊費用，但國內高校的處境與加州大學存在本質區別，雙方的側重點和談判基礎完全不同。

加州大學之所以有底氣進行長達兩年的抗爭，其背後是相對完善的保障系統。受訪圖書館介紹，加州大學對過往購買的資源擁有永久保存和調用的機制，即使中止續訂，仍能確保歷史文獻的可用性。而國內大部分高校圖書館一旦停止訂閱，只能依靠文獻傳遞之類的方式勉強應急，甚至默許研究人員和學生去淘寶代找這類灰色方式。

國內近年來也開始進一步重視資源永久保存問題，但效果有限。即便出版商同意高校對數據進行本地存儲，但後續的鏡像服務器、維護和持續的技術投入誰來保障？系統性、可持續性保障方面是國內比較欠缺的。

例如，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ALIS）是我國高等教育重要的公共服務體系之一，曾在資源共享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但這幾年不盡人意。一方面，這類項目依賴項目制運作，項目一結束，後續資金難以保障，服務也就隨之大打折扣，甚至中斷。另一方面，受到諸多制約，它的運行不穩，官網和服務因種種原因可能會暫停服務，用戶在真正需要的時候無法獲得服務。因爲這種不穩定頻繁發生，圖書館對它的依賴也越來越低。

開放獲取本身，受到許多制約，也並不能完全滿足科研的使用需求。王明明解釋，科研文獻講究時效性，研究人員往往希望儘早獲取最新成果，以免在選題或進度上落後。而目前不少開放獲取機制存在滯後問題，有的論文要半年甚至兩三年之後才公開發布。在實際使用中，這樣的延遲難以滿足科研工作的節奏，也使得圖書館很難完全依賴開放獲取資源來替代現有數據庫。

劉文還提到，國內的開放獲取嘗試有一些，但和歐美國家相比不多。中國市場長期以來被國際出版商定位爲發展中國家市場。這一定位，結合國內高校圖書館聯盟的集團採購模式，使得我們對外文期刊數據庫的訂閱價格比歐美國家仍然更低。

因此，一旦我們全面轉向開放獲取，就可能面臨費用不降反升的風險。因爲新模式的費用與本國學者的發文量高度掛鉤，而且是採用國際通行的定價，而近年來不少高校的發文量持續增長，最終成本可能高於原有的訂閱費用。

另外一個爭議點，則是利益分配的不平衡。“開放獲取提了好多年，以前大家對它寄予厚望，現在大家對它的感受卻越來越糟糕，開放獲取資源良莠不齊，不少曾經較有影響力的開放獲取資源整合平臺使用價值非常有限甚至不再提供服務”，王明明說。他解釋，開放獲取還是一個利益平衡的問題，利益共同體方方面面的利益均需要兼顧。 “如果大家都只想用，誰都不想掏錢，這就是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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