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世界去”與“在世界中”的中國文學｜中國文學的“引進來”與“走出去”

對20世紀以來的中國與中國文學而言，“到世界去”無疑是具有貫穿性的命題，中國文學在“到世界去”的困惑與焦慮中展開了其特殊的旅程。時至今日，一方面我們似乎可憑藉愈發從容的姿態重新界定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但曾經深重的焦慮並未真正散去，那個問題依舊等待着回應：中國文學真的“在世界中”嗎？本期“現場”欄目，青年學者張博實、王雨將對此做出獨到分析。而操樂鵬則以一個饒有意味的視角試圖說明，改革開放以來渴望“被看到”的中國文學又是怎樣“看”世界的。

——顧奕俊（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講師）

漫談百年來中國文學的“引進來”與“走出去”

張博實

1996年，在我國“改革開放”需要進一步深化的關鍵節點，黨中央提出了“引進來”與“走出去”的戰略：首先，要通過積極引入外來的先進經驗發展自己；同時不失時機“走出去”。而這個原屬於經濟發展戰略的精義，卻同時在其他行業裏被不斷地重申與強調，其中文學藝術領域自是這兩大舉措的關鍵落實之處。回顧百年來現當代中國文學的演變軌跡時，能體察到“引進來”與“走出去”的互動與辯證關係。特別是對比自“改革開放”初期的70年代末迄今和百年前的“五四”前後，尤其能讓大家感受到兩者間交錯於歷史與現實深處的脈動。

某種程度上講，20世紀70年代末域外文學“引進來”的狀況，可以與“五四”時期相關狀況類比。當然，“五四”前後的思想觀念顯得更爲激進，很多知識分子甚至要“照搬西方”的觀念與相關規則，重塑國人的思維方式與中國的社會秩序，試圖以此讓中國復興。而再以現今的視角審視以往的很多主張，固然能體會到其具有極端且過於理想化的一面，但在當時社會歷史背景下，卻有着可適用的“土壤”。畢竟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不斷敗於外來列強並簽訂不平等條約，最終在20世紀初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同時，中國不斷派員到域外考察交流，目睹與國外在社會經濟、軍事、法治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也讓國內知識界大受震撼。在這種窘境下，加之當時國內的落後與統治階層的腐敗，文化精英自然本能地“別求新聲於異邦”。很多人在上述思維方式的“指引”下，甚至覺得中國在文學寫作方面也落後於列強，需要多引進、學習甚至完全“移植”外來的技法、思想，重構中國文學寫作模式。

即使人們可以明顯感受到，上述徵引知識分子的思考方式與方法過於急躁且不切實際，但從“五四”前後與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文學寫作實際成就來看，知識界的普遍焦慮與外來思潮的引入，確實在客觀上給中國文學注入了“活水”，促進文學寫作朝着更獨特的方向演進。更重要的是，優秀中國作家們在寫作實踐中積極地吸收外來因素的同時，也自覺地進行“本土化”、個性化的實踐，讓其作品更加散發出中國特質與落地的現實感。如魯迅曾在雜文《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提到，他“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而茅盾從不避諱他對大仲馬和托爾斯泰的喜愛，他更驚歎於托爾斯泰“驚人的藝術力量概括了極其紛繁的社會現象，並且揭示出各種複雜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繫，提出許多重大的社會問題。”但他們汲取外來營養的同時，卻始終立足於個性與中國大地，最終寫出具有中國特質的優秀作品，得到世界文學界的廣泛認可。

與“五四”前後類似的情況，再次出現在八十年代前後各方面政策調整後的中國。當時的中國學人，同樣面對蜂擁而至的信息與思想海洋，也如之前那樣積極地學習、吸收並轉化來自外部的營養。對此，阿來在其文章《我只感到世界撲面而來》中，詳細回顧了他在八十年代初的真實感受。他覺得“那時，一直被禁閉的精神之門訇然開啓，不是我們走向世界，而是世界向着我們撲面而來。外部世界精神領域中的那些偉大而又新奇的成果像洶湧的浪頭，像洶湧的光向着我們迎面撲來，使我們熱情激盪，又使我們頭暈目眩。”顯然，上述的“熱情激盪”與“頭暈目眩”，不僅僅是阿來一個人的體悟，也是整個文化、知識羣體在那個激盪年代的共鳴。他們渴望積極地吸收世界各地、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優秀文化成果，即以“他山之石”進行“中國化”改造，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或者說，他們與之前的“五四”作家相似點之一，就是期待將中國文學“現代化”，當作促進國家“現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如韓少功等也是在吸取外來經驗後，將自己的文學創作根植於悠久而深厚的中華民族文化的土壤，尤其在敘事層面，更能借用異域的寫作理念和形式進行“呼應”。他在“文化尋根”的理論思考和創作實踐中，寫出同“尋根宣言”相呼應的小說文本《爸爸爸》《歸去來》，與阿城、鄭萬隆、鄭義等人的一些小說文本一同成爲“文化尋根小說”的標誌性作品。他們認爲，更新審美意識可以重新發掘民族、歷史、文化的根脈，重新認識本民族自身最真實的那部分文化特徵。進一步講，無論“引進來”的內容如何衝擊作家的思維，最終還體現爲其文學精神及其文本的存在意義，終究無法離開作家們對中國本土歷史、現實觀念和人性維度的重新考量。而“中國故事”的再現，也是依賴着這些元素的重構與調和。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百年來中國文學獲得的成就，顯然與其“走出去”的程度不成正比，同時與“引進來”的比例也較爲失衡。這其中有着各種複雜原因。除此之外，還要注意到若干不可迴避的原因與事實，它們足以構成中國作家如何“走出去”的巨大挑戰。首先是翻譯者對文學審美的把握能力。畢竟，文學有着審美的“專屬”特性，無論是對外國還是國內的翻譯者，都提出了多方面的較高標準。換言之，在譯本中體現出更好的審美特質，不僅要求翻譯者體會作品的美感，還能對作品書寫的生活、人性的細部有着深刻理解。而具有這方面“雙重素質”的譯者十分難覓，這往往會導致翻譯文字要麼生氣不足，要麼缺乏現實的“體感”。其次是漢語本身的複雜性與“不可譯”性。當然，這也是衆所周知的事實：相比於國際上通用的英語、西班牙語與法語等，漢語學習的難度遠超上述語種，加之漢語在世界各地的通用性並沒有達到預期，也導致外譯漢語作品的能力大打折扣。另外，外國翻譯者面對獨具中國地方性的表述，以他們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都市的有限的生活經驗，很難對這樣的作品產生共鳴，使得作品的審美性在翻譯體下大打折扣。還有就是中國本土翻譯者，即使外文水平再高，也很難靈活運用與別國文化相適配的文學審美方式，即很難用外文表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譯文，如此導致讀者寥寥，難以迅速達到中國文學在“走出去”戰略方面的預期。

雖然中國文學“走出去”面臨多方面挑戰，但我們要堅定一個最基本的認知，那就是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在自身努力與“引進來”策略的助推下已然獲得了可觀的成就，足以成爲世界文學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其“第一性”的審美價值之確立，更成爲“走出去”戰略的基礎。換言之，百年來中國文學“走出去”，是在第一階層——審美價值——得到確立後，衍生出第二階層的問題。這些疑難亟需中國軟、硬實力的不斷增長與時間的積累，才能逐漸得到相應的完善。同時按照歷時性的維度來看，目前中國文學作品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力，較之前相比確實有着重大進展。

總之，我們非常期待中國文學繼續保持如“五四”前後與七十年代末以來的寫作銳氣，不斷通過“引進來”吸收各種異質元素，提升自身的審美屬性與創作靈感，爲作品“走出去”奠定美學上的基礎。另一方面，人們也希望中國文學的“軟實力”能在“走出去”過程中，凝聚全球的審美共識，彼此摒除不必要的偏見與隔閡，讓世界各地的讀者深入瞭解、理解來自中國大地之上的“神奇故事”。無疑，後者更需要時間的積累與歷史的沉澱，這樣才能逐漸與“引進來”所帶來的成就相協調，最終實現兩者的“雙飛”。

（作者系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