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在場：新時代鄉村敘事的寫作姿態|從魯獎看文學新變
“誰在發聲？”是鄉村振興文學創作的首要關切。在此語境之下，寫作“在地化”的呼聲似乎已成普遍共識。“在地化”不僅強調現場感，更強調作家的“小我”融入鄉村的“大我”，從而發出真正屬於鄉村的聲音。同時必須看到，經歷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今日的鄉村早已不是封閉的“桃花源”，而是一個高度開放的複雜場域。這就要求寫作者不能止步於“在地化”，更需具備一種“去地化”的宏觀視野，將鄉村振興文學書寫置於百年鄉土文學的傳統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予以觀照。有感於此，特邀劉小波、黃菲菂、董婕三位青年批評家，從新近揭曉的第九屆魯迅文學獎相關獲獎作品談起，共同探討新時代鄉土寫作的經驗與啓示。
——李北京（《南方文壇》編輯部主任）
深度在場：新時代鄉村敘事的寫作姿態
文/董婕
不可否認，中國文化的根與魂依然在鄉村。因而，誰寫鄉村，怎麼寫鄉村，寫鄉村的什麼，就成了着手寫鄉村題材的作家繞不開的待解命題。這一系列命題的解答，表露並深刻呈現着作家自身的寫作姿態，它不僅貫穿於素材收集、敘事策略、人物塑造、情感表達和價值輸出等全部創作鏈條，更是在一場基於生命體驗的情感實踐中，在較爲穩定的身份立場和價值立場的羈絆中，謹慎地處理“書寫主體-書寫對象-讀者羣體”三者關係，形成整體性的、穩定的敘事立場與實踐方式，相較於創作風格、敘事手法等概念，寫作姿態具有更底層的創作範式屬性。
回顧上世紀鄉土小說的代表作品及其發展脈絡，不難發現具有典型文學史價值和意義的三種寫作姿態。其一是魯迅等作家以“僑寓者的啓蒙審視姿態”完成了對故鄉的回望、審視，形成了“看與被看”“離去-歸來-再離去”的經典敘事模式，主動揹負了“啓蒙與被啓蒙”的時代宏旨。其二是沈從文等作家以“詩化守望的姿態”完成了詩意鄉土世界的書寫，在日常風物和人情往來的敘寫中謳歌人性美和人情美，以純粹的審美姿態守護了鄉土文明的詩意內核。其三是柳青等作家以“紮根大地的實踐建構姿態”擔負了鄉村社會變革的建設者、記錄者，甚至是宣傳員的時代使命，融入當地村民的農業生產和生活，力圖用文學的力量推動傳統鄉土社會向現代化鄉村的轉型。可見，文學寫作姿態的嬗變緊貼着中國社會發展的偉大進程和時代賦予文學的使命，一起脈動、交響。
新世紀以來，中國鄉村最重大且最偉大的實踐莫過於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十一屆茅獎作品《寶水》和九屆魯獎作品《西海固筆記》，就是時代使命和文學一起脈動、交響的碩果。《寶水》的中心圍繞鄉村振興，《西海固筆記》的重心是脫貧致富。後者更是連片貧困區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最好的莊稼“西海固文學”的代表。馬金蓮《親愛的人們》更被譽爲“鄉村振興的文學新樣本”。廣西作家紅日的《駐村筆記》和李約熱的《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也是這方面的力作。這些反映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作品類型各異，有報告文學，有虛構長篇小說，也有非虛構紀實文學，但毋庸置疑且難能可貴的是，都表現出了作者深度在場的寫作姿態，並很好地解答了“誰寫鄉村，怎麼寫鄉村，寫鄉村的什麼”這一系列核心命題。
“誰寫鄉村”不單是表面上追問誰掌握鄉村書寫話語權的問題，更深層需要追問的是掌握鄉村書寫話語權的寫作者是否擁有足夠厚重的鄉村生命體驗，是否積攢了數量可觀的關聯鄉村生活的心靈事件。在時間的斗轉星移和空間的物是人非中，穿過歲月的褶皺，穿越鄉愁的迷思，重新遇見故鄉，重新發現自我，擁有體察一切人和洞悉鄉村奧妙的能力。簡言之，“誰寫鄉村”的核心着力點在於寫作者鄉村生活實感的有效獲得和歲月饋贈之下生命智慧的累積。以喬葉爲例，她童年在鄉村生活，成年後有離開故鄉再慢慢迴歸故鄉的心理體驗。她說故鄉的土地和土氣如影隨形地擁抱着她，是她命中註定的精神基因和心靈滋養。因爲寫作，故鄉在她心裏一遍遍地生長。
“怎麼寫鄉村”更多涉及的是鄉村題材的整體駕馭能力，側重於寫作技法的層面。包括素材如何獲得，視角如何擬定，情感的表達是零度的剋制，還是零上的謳歌與敬意。事件如何鋪敘，是紀實還是虛構等等。《寶水》《西海固筆記》和《駐村筆記》都是第一人稱敘事，一切在“我”的講述之下真實可信，包括情緒的萌發和情義的流動。《寶水》源於跑村和泡村，《西海固筆記》源於自由式的“自助遊”。作爲西海固脫貧致富實踐的親歷者和旁觀者，季棟樑情感的羈絆也最深，他有兩個怕，一是怕寫得失真，遭遇鄉親們的恥笑甚至訓斥，二是怕寫得不夠細膩，不能散發出泥土的芬芳。
“寫鄉村的什麼”首先關涉作品的內容和主旨，是重在鄉村四時節氣與倫常的描繪，還是鄉村歷史的風雲激盪，抑或鄉村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寶水》裏的九奶一生無兒無女卻孝子滿堂，因爲寶水村人信奉的是“天下老人皆父母，世間晚輩盡兒孫”。故事在全村人用善意成全九奶的巡山和安葬儀式上落下帷幕。借葬禮寫鄉村的人情之美，是作者的巧思，更是迴歸故鄉的佐證。其次關涉讀者的閱讀和接受。前者是對隱含着寫作動機、寫作目標在內的宏大意圖的整體性感知，後者則包含了寫作之初潛在讀者的設定，以及作品問世後千人千面的理解和闡釋。季棟樑因把西海固的父老鄉親作爲潛在讀者，最終在敬與怕的情感羈絆中完成了書寫。
可見，深度在場的寫作姿態滲透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寫作的各環節。但不難發現這種深度在場的寫作姿態與上世紀鄉土小說的三種典型的寫作姿態有着千絲萬縷的相似之處，抑或承續關係。喬葉、季棟樑、馬金蓮、紅日和李約熱等作家，均置身鄉村場域調研或生活，延續着柳青等人對素材的掌握路徑，同樣存在“看與被看”的關係、“離去-歸來-再離去-再歸來”的敘事視角。同爲西海固作家的郭文斌，其代表作《吉祥如意》和《農曆》也以詩意守望的姿態完成了對鄉村文明與人性之美的守護和禮讚。
然而，不論是在上世紀典型的三種寫作姿態中提純思想的啓蒙，提煉審美的價值，提取文學介入現實的力量，還是在新時代深度在場的寫作姿態中凝視時代賦予文學的新使命，鄉村題材文學作品的寫作和閱讀本質上是一場涉及人數衆多且聲勢浩大的情感實踐。基於此，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都首先要在“實然”的層面，直面現實本身，描繪鄉村本來的樣子，發掘鄉村本身的問題，回答好“是什麼”的問題。其次，要在“應然”的層面，大膽表現理想，抒發期盼，彰顯作家充分的主體性，體現文學的審美價值導向，回答好“應該是什麼”的問題。無論是實然層面，還是應然層面，上世紀的啓蒙鄉土文學和詩意鄉土文學，都做到了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兼顧，成了時光淘洗後的文學經典。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強調以文學力量反映並介入現實的一些鄉土作品在時光的流逝中，逐漸失去了讀者，更多地彰顯着文學史的價值。這一現實，值得新時代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文學版圖上辛勤耕耘的作家們反思、警醒並付諸行動。
（作者系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