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更廣闊視野進入鄉村振興的寫作|從魯獎看文學新變

“誰在發聲？”是鄉村振興文學創作的首要關切。在此語境之下，寫作“在地化”的呼聲似乎已成普遍共識。“在地化”不僅強調現場感，更強調作家的“小我”融入鄉村的“大我”，從而發出真正屬於鄉村的聲音。同時必須看到，經歷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今日的鄉村早已不是封閉的“桃花源”，而是一個高度開放的複雜場域。這就要求寫作者不能止步於“在地化”，更需具備一種“去地化”的宏觀視野，將鄉村振興文學書寫置於百年鄉土文學的傳統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予以觀照。有感於此，特邀劉小波、黃菲菂、董婕三位青年批評家，從新近揭曉的第九屆魯迅文學獎相關獲獎作品談起，共同探討新時代鄉土寫作的經驗與啓示。

——李北京（《南方文壇》編輯部主任）

從更廣闊視野進入鄉村振興的寫作

文/黃菲菂

在同題書寫趨於飽和的情況下要寫出新意來是不容易的，脫貧攻堅以及鄉村振興的主題書寫在一定程度上就顯示出這樣的困境。引人注意的是，在近年來書寫民族地區鄉村振興的報告文學文本中出現了一些新的寫作意圖與現象。

民族地區文學創作一直以書寫本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爲敘事中心，然而隨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不斷深化，自覺從邊地書寫中心，從地域變遷觀照時代主題的寫作轉向逐漸形成。這些文本主動融入時代主題，將各民族地區的鄉村振興與國家命運關聯起來，書寫和建構中國故事中的民族故事和民族故事中的“中國形象”。

第九屆魯獎獲獎作品《西海固筆記》是一個典型文本。西海固，一個“苦瘠甲於天下”的地方，苦難是它的代名詞，是人們精神上的集體無意識，苦難敘事也是這裏古老的文學母題。但這塊苦難之地卻在四十年來黨的脫貧政策支持下發生了滄桑鉅變，擺脫了絕對貧困。作品從吊莊移民、梯田建設、沙漠治理、引黃灌溉直到菌草種植、灘羊銀行等標誌性工程，全景式記錄西海固半個世紀的脫貧史。百姓也因此獲得了尊嚴與自信，他們不再像以前見有人來早早躲避在崖下、旮旯，走進村子，他們熱情地請你進屋，有話了，愛說了。作者季棟樑說：“這天翻地覆的千年之變讓我放下正寫着的小說投入了這部見證時代大變遷的非虛構作品書寫之中。”他爲西海固人的信仰和夢想而寫，爲黨的扶貧偉業而歌。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翻山越嶺走了二十三里路專門來水庫看水，他感嘆：“哎呀，沒見過這麼多的水，沒見過這麼清亮的水，看了一陣子，眼睛都清亮了。幾百公里管道引水，國家把錢花上了，感謝得很啊。”言語之間傳達了百姓的感激之情，國家意志與民間立場自然融合，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在一個個原生態的細節中樹立起來。

書寫民族地區鄉村振興事業的美好圖景，讓時代主題被賦予了一種民間情感，主流話語與民間聲音在作品裏形成共鳴。這樣的民族故事必然是中國故事最精彩的篇章，西海固在新時代的文學表達中已然煥發出嶄新的時代精神與美學向度。

從西漢絲綢之路“蕭關古道”的著名地標到“秦時明月漢時關”的映照，從涇、渭、清水河河谷孕育中國遠古文化到唐詩中塞外邊關的象徵，作者不斷定位着西海固在華夏曆史中的座標，確認情感和身份的同根同源性。作者還重點介紹了長征時期黨在民族政策上對回族同胞的尊重團結，以及他們對黨的真誠愛戴。“六盤山上高峯，紅旗漫卷西風。”寫的是長征勝利的豪情，又何嘗不是今日中國式現代化征途的寫照呢？

另一部寫西藏地區脫貧故事的報告文學《幸福的旋律——西藏脫貧交響曲》中，作者吉米平階寫到紀念江孜百姓抵抗英軍入侵、誓死守衛家園的江孜宗山英雄紀念碑在江孜宗山上高高聳立；紀念在和平解放西藏時136名進藏先遣連英雄的先遣連紀念館在阿里的陽光下站成永恆。它們是漢藏民族共同保家衛國的見證，是中華民族共有集體記憶的無聲豐碑。民族敘事在融入國家敘事的整體視野中達到一種文化的共融，以及人心的共鳴。

與以上直接進入主題敘事的文本不同，還有一類文本以學者和社會學家的身份做深度田野調查，以主體性視角介入鄉村振興主題。這類文本往往兼具情感主體性、學術理性和文獻價值，厚重中透着輕盈。劉大先的《去北川》深度見證了北川新時代的山鄉鉅變之路，看到了它“很好的樣子”。作者豐厚的民族學和人類學知識背景，掛職副縣長的主體身份，以及長期田野調查的經驗，讓他的寫作一開始就遠離主題先行的目的性和概念化，而着手從民族記憶、地理變遷、歷史人文、風物傳統的多維度考察中思考北川走自身振興之路的資源獨特性和現實可能性。他在羌族神話中寫出這個民族的堅韌頑強，在打造少年大禹形象品牌時他相信情感與信仰上的人物比實證的歷史人物對民衆而言更重要，而經歷重大災難後重生的北川人則有更強大和樂觀的生命意志。一個縣城的多重變遷在百科全書式的寫作中展現，文本也因此呈現出調查手記、民族誌、文化評論的學術理性，又因其深深融入這片鄉土的真摯而氤氳着散文的詩性與情感。這不僅是經濟的振興，更是一箇中國邊地在複雜歷史和現實語境下走出的一條中國式現代化之路。超越於這一主題書寫的，是融合着自然地理、古老神話、歷史人文、民族宗教的北川作爲典型的羌族文化代表性地域完整地顯現出來。

這樣的寫作在陳濤書寫甘肅臨潭駐村經歷的非虛構作品《在羣山之間》中有很好的呼應。兩年時間，作者埋首於甘南鄉土，去理解、思考、接納這塊土地上覆雜的生活和人性，也在無數個孤獨的深夜與自我對話，自我省思。這段經歷讓他學會了“從生活的內部去生活”，也在爲村莊修道的同時自我“修道”，“讓整個人生充滿愈發豐盈遼闊的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包含重大時代命題的現實文本同時是記錄他們所在古老土地風物與心靈的歷史文本與情感記錄。作家們不斷髮現、調整新的自我，建立知識與實踐真實聯繫的過程，也恰在這一系列現實與歷史的考察中得以完成。在以時間線索、英模人物、重要事件爲基本架構的鄉村振興主流書寫模式之外，這樣的主體性介入式寫作，填補了時代主潮中的某些縫隙，記錄了許多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樣子。

如果談論得更遠一些，還有從其他主題出發最終觀照與思考鄉村振興實現的文本。作家陳啓文的《穿越人間的象羣》是一部生態主題作品，但當我們爲了保護象羣建立食源地時，會發現村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種植、田間管理、樹皮造紙、養蜂等一系列與生態相關的產業發展起來，“大象喫飽了，我們也安生了。”人們享受了另一個物種生存帶來的紅利，形成了生態與生存的良性循環，提示我們探索地方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當我們把人類主體位置適當交還給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主動變爲自然或其他物種生命的“他者”時，人類獲得了豐富的饋贈。這或許是鄉村振興和生態保護共融發展的一種更廣闊的思路，是真正意義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的未來。

其實各個地方鄉村振興的書寫，既是新時代的中國故事，也是人類現代化發展史上的世界故事。中國不再是被凝視的異域，而是在一個現代性發展和書寫維度上能提供獨特而成功的經驗的重要參與者與引領者。鄉村振興主題因此不僅是中國社會和文學的議題，更是人類社會發展與文學進步的命題。

（作者系長沙學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