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處飛行，貼近鄉土大地|從魯獎看文學新變

“誰在發聲？”是鄉村振興文學創作的首要關切。在此語境之下，寫作“在地化”的呼聲似乎已成普遍共識。“在地化”不僅強調現場感，更強調作家的“小我”融入鄉村的“大我”，從而發出真正屬於鄉村的聲音。同時必須看到，經歷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今日的鄉村早已不是封閉的“桃花源”，而是一個高度開放的複雜場域。這就要求寫作者不能止步於“在地化”，更需具備一種“去地化”的宏觀視野，將鄉村振興文學書寫置於百年鄉土文學的傳統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予以觀照。有感於此，特邀劉小波、黃菲菂、董婕三位青年批評家，從新近揭曉的第九屆魯迅文學獎相關獲獎作品談起，共同探討新時代鄉土寫作的經驗與啓示。

——李北京（《南方文壇》編輯部主任）

低處飛行，貼近鄉土大地

文/劉小波

從清溪村、路遙村這些文學村的破圈，到“中國作家駐村計劃”的實施，文學正深度融入鄉村振興的宏偉事業。一大批優秀作品湧現，如錢小華《我在鄉村做書店》、老藤《草木志》、李約熱《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卜進善《“花牛”爲什麼這樣紅》、羅倩《歸禾》等等，作家們紛紛深入鄉村，記錄下鄉村振興偉業中的一幀幀珍貴瞬間，實現了作家與鄉村的雙向奔赴。近期，第九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名單正式公佈，獲獎作品中鄉村題材作品佔比不小。季棟樑的《西海固筆記》、陳啓文的《穿越人間的象羣》、丁捷的《綻放：一位軍人音樂家的生命課程》、何玉茹的《她和她的麥子》、艾瑪的《序曲》等作品均涉及鄉土及鄉村經驗的書寫。梁鴻長期聚焦中國鄉村社會研究與書寫，其獲獎作品《要有光》同樣關注到鄉村青少年羣體的心理健康議題。王計兵詩集《低處飛行》則在城鄉流動的縫隙中，展開了差異化的鄉土敘事。鄉村振興的時代命題爲當代文學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作家依託多元創作路徑回應這一命題，不斷重構中國鄉土文學的審美版圖與表達範式。

在鄉村振興主題的文學書寫中，報告文學與散文是對時代命題回應最爲直接的兩種文體。它們多以田野調查式的“在場”書寫，替代一般書寫中的“旁觀”敘事。季棟樑的《西海固筆記》從微觀視角切入創作，記錄下那些脫貧故事中具體的人，以原生態書寫方式刻畫了這片土地從貧瘠荒蕪走向生機煥發的歷史蛻變。傅菲的《人間珍貴》以田野調查方法系統考察當地民衆的生活樣態、風俗習慣、收入結構與人口遷徙特徵，看似細碎，實則串聯起鄉村振興的核心時代命題。陳啓文《穿越人間的象羣》以在場的姿態記錄了一場舉世關注的遷徙事件，象羣遷徙並非孤立的生態事件，而是與退耕還林、生態補償、鄉村產業轉型等時代命題深度交織。艾平《天生草原》以呼倫貝爾草原爲書寫對象，爲鄉村振興的文學書寫提供了差異化的路徑。梁鴻的創作長期聚焦中國村莊的歷史變遷，《要有光》則將關注視角轉向青少年心理健康領域，同樣涉及鄉土世界。作家耗時多年，足跡遍佈城鄉，沉浸式採訪因情緒問題而失學、休學的少年及各方人士，以“觀察+對話”的方式，追問日常言行中那些製造創傷的文化慣性，旨在爲孩子與家長尋找走出精神困境的光亮。

這些貼着大地的書寫者，以腳底的泥濘丈量時代的進程，在低處的飛翔中抵達文學最真實的蒼穹。鄉村振興的文學呈現並非侷限於宏大敘事與全景掃描，日常生活的褶皺之中，同樣蘊藏着一個時代的深層發展脈絡。小說這一體裁就開闢了更爲迂迴而內斂的觀察路徑。何玉茹的《她和她的麥子》表層敘事圍繞個體情感療愈展開，實則觸及鄉村振興進程中一個極爲普遍卻常被忽視的維度。小說以溫潤剋制的敘事，鋪陳了平凡個體於破碎中重建、在疏離中聯結的生命敘事，揭示出真正的家園感，源自個體對土地、對他人、對內在秩序微小卻持之以恆的耕耘與守護。艾瑪的《序曲》透過小說人物盲者的記憶棱鏡梳理母子過往的生活脈絡，聚焦當代鄉土社會中法律與倫理的博弈。津子圍的提名作品《上游》在直面政策執行中某些問題的同時，深刻展現了鄉村政策如何通過調整與人性化落實，最終爲普通個體帶來切實便利。哲貴《彼此》以信河街倪家三姐妹爲核心敘事對象，捕捉了互聯網經濟浪潮中電商從業者奮進的精神氣質。羅偉章長期以來聚焦鄉村生活，獲獎作品《屋檐》嚴格意義上來講並不屬於鄉土書寫，但內在依然與鄉土有關，作品呈現的一種現代性危機說到底源於人失去了和土地的聯結。作品聚焦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描摹時代變遷背景下普通民衆的生存狀態與內心情緒，昔日的擁擠空間中鄰里溫情、彼此包容，與當下都市年輕租客的疏離狀態形成鮮明對照。

第九屆魯迅文學獎中涉及鄉村書寫的作品還呈現出一種更爲深度的創作轉向，即從物質關懷走向精神關注。無論是何玉茹筆下丁老師於麥田中完成喪夫創傷的療愈，傅菲筆下贛東北山民的生命韌性與日常生存，還是艾平筆下草原場域中人與自然的生命聯結，乃至江非、張二棍詩歌中對大地與鄉村的深度情感凝視，不約而同地將精神世界的描摹置於書寫的核心位置。在一段時期內，鄉村題材文學創作往往將鄉村振興簡化爲經濟數據增長、基礎設施完善與村容村貌升級，此類書寫雖具備相應的社會功能，卻難以觸及文學的深層內核，而這屆獲獎作品恰恰在這一維度實現了突破。鄉村的時代變遷不只在於經濟數據的羅列或成就的宣示，還在於對個體如何在困境中安放情感、如何在與土地和他人的聯結中重建精神秩序的忠實記錄。丁捷的《綻放：一位軍人音樂家的生命課程》書寫古箏演奏家奔赴大別山深處支教的經歷，作品超越了“好人好事”式的典型塑造，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呈現出“向死而生”的生命敘事與“雙向救贖”的關係建構，更關注人的心靈世界。

詩歌類作品在呈現鄉土精神風貌上着墨更多。江非的《大地爲萬物徹夜生長》以大地與鄉村經驗爲核心書寫客體，捕捉大地生命的內在律動。張二棍的《我願埋首人間》則依託獨特的底層視角書寫鄉村與邊緣羣體的生存境遇。兩位詩人通過差異化的詩學路徑共同完成了鄉村經驗的詩性轉化，而這一轉化的核心機制爲情感灌注。王計兵的《低處飛行》並未止步於記錄他們的生存狀態，而是深入挖掘其精神世界中的情感紐帶，如對故鄉田埂的牽掛、對留守子女的愧疚、對土地耕作記憶的反覆摩挲。當這些騎手在城市裏“低處飛行”時，他們的情感始終與身後的土地保持着隱祕而堅韌的聯結，鄉村振興的文學情感版圖從靜態的鄉土擴展至流動的城鄉之間。

縱覽這些作品，作家不再僅僅滿足於以文學形式論證或依附於某個時代命題，轉而致力於以文學敘事呈現時代進程中人的生存處境、情感結構與命運軌跡。非虛構寫作依託田野調查式的“在場性”確立了書寫的倫理根基；小說透過日常生活的微觀褶皺捕捉時代變遷下個體的精神脈絡；詩歌則以抒情話語完成了鄉村經驗的詩性轉化。鄉村振興的文學書寫本質上是“人”的書寫，是對在土地上勞作、在變遷中掙扎、在逆境中堅守的普通民衆的書寫。正如傅菲在《人間珍貴》中傳遞的，人間珍貴是平常，正是個體的命運與日常，構成了鄉村振興最厚重的文學底色。當作家願意俯身低處、紮根大地、埋首人間，文學便能把握時代最鮮活的脈動，創作沉潛入大地深處，便擁有了講述時代最深沉有力的迴音。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