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不識字，卻擁有很多人沒有的敏銳洞察力-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外公外婆用雙手從海里“刨”出一方土地，建起一座能抵禦颱風的海邊小院。這個小院承載着一個家庭近半世紀的真實謀生故事。

本文節選自阿禾長篇非虛構《海邊的小院》一書中的《我媽不識字》。

我媽不識字。別人會說她是“文盲”，她不會這麼說。因爲對她來說，就連“文盲”這個詞也是太過陌生的書面語言。身爲文盲在這世上活了近七十年，每當需要爲此道歉，她總是尷尬地賠着笑，低聲說“我不識字”。

她也曾短暫上過學，八九歲時上過一個學期的小學一年級。那是 1960年代中期，家裏勉強也能餬口，學費才一兩塊錢，劫後餘生的人們大多願意送孩子去上學。我外婆不願意。因爲在鹽場當着小幹部、大公無私的外公幾乎不顧家，家裏的生計都要靠外婆維繫，多一個孩子去上學，就少一個人去趕海貼補家計。爲了讓我舅舅繼續上學，外婆只能讓我媽輟學。

年輕時生活在家鄉那個海邊小鎮，“不識字”對我媽來說基本上不成問題，畢竟大多數時候她都在海灣灘塗上挖彈塗魚，只跟海潮和彈塗魚打交道。後來，她開始做點小生意，販運彈塗魚去縣城的海鮮市場，收購榨菜麻煩。比如在車站坐車時不認識汽車擋風玻璃上貼的地名，問司機去哪裏，正忙活的司機就會吼她：“前面不是寫着嗎，還問什麼問！”比如沒法寫收據、欠條，只能讓對方自己寫了，她再簽名。

即便是自己的名字她也不怎麼會寫，握筆就如握攪棒棍，寫出的字一個個得有拳頭大，寫三個字要花一分鐘，最後寫出來的那個歪歪扭扭的名字幾乎佔滿半張紙，每次都引來一羣人圍觀取笑。好在鎮上不識字的人也不少，大家笑歸笑，也沒什麼惡意。

再後來到了城市，我媽才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不識字”意味着什麼。幾乎每一件其他人習以爲常的事，對她來說都是一個需要跨越的障礙。坐地鐵看不懂站牌和路線圖，經常坐錯方向、下錯站；點菜看不懂菜單，每次必問“你們有什麼”，服務員給她念菜單，稍微生僻一點的詞語她就聽不懂，得讓人家進行名詞解釋；去超市買東西看不懂包裝上的文字，把洗髮水當作沐浴露買回來，又把護髮素當成洗髮水用……所有這些都只是最不值一提的麻煩，更大的麻煩是做生意開不了貨單，向工廠補單看不懂傳真，去銀行匯款寫不了匯款單，爲超市供貨看不懂合同。

儘管在上海做生意時特意僱了一個遠房外甥女幫忙，但很多事情仍需要她親自處理。每到這時，一向在人前體面要強的她只能尷尬地賠笑，承認“我不識字”，就像一隻被打回原形的妖怪，被迫招認自己的低等地位。儘管她已經低聲下氣、滿臉歉意，但總有人無視她可憐的自尊，驚訝地追問：“不會吧，現在還有不識字的人嗎？”“爲什麼會不識字？”堪比落井下石。

當年在上海買房子時，她也曾被這樣追問。去售樓處籤認購合同時，面對冗贅的合同條款，跟她同去的小學畢業的表弟也覺得如看天書。我媽問售樓員首付什麼時候付清、貸不了款怎麼辦、付了定金買不了怎麼辦，售樓員忙不過來，讓她自己看合同。和這輩子大多數時候一樣，我媽尷尬地賠笑，低聲說“我不識字”。售樓員卻以爲她故意爲難自己，反正房子也不愁賣，就沒好氣地說買不買隨便，合同都是一樣的，沒什麼好說的。

我媽一再解釋，認真誠懇，就差賭咒發誓了。售樓員將信將疑，之前的不耐煩轉而被驚訝和好奇取代，連連追問：“你真的不識字？ ”“爲什麼會不識字？ ”“不識字怎麼生活呀？”聲音那麼大，把擁擠的售樓處裏一兩百號人都吸引過來，一個個抻着脖子探頭張望，想看清這個“不識字”的人長什麼模樣，是不是頭上長角、渾身長毛。

在上海生活十幾年，除了斜土路的批發市場，我媽最熟悉的地方是城隍廟和七浦路的大小批發市場。可能是因爲在那些市場人們都用最原始的方式做生意——吆喝，打招呼，討價還價，所見即所得，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跟文字完全扯不上關係。只有在那樣的地方，她才覺得自在。

除此之外，這座城市處處讓她望而生畏。儘管她有着極高的語言天賦，到上海半年就會說上海話，比家裏、店裏任何一個人說得都好；儘管她有着驚人的記憶力，能硬生生記住每一個地鐵站名，把文字組合像圖案一樣記住，再和語音對應起來；儘管她能把整個地鐵路線圖和半個上海的主幹道都印在腦子裏，出門不用再擔心迷路。然而，每次只要一走進超市或便利店，看到五花八門的包裝上那些陌生的文字組合，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瞬間化爲烏有，她只能反覆體會同樣的心情——畏懼，惱火，氣憤，沮喪。

直到她最終認輸，拿着包裝袋去問收銀員，尷尬地賠着笑，像這輩子曾無數次承認過那樣，承認“我不識字”。承認這件事，就像承認自己生活在一個沒有立足之地的異域國度，所有的人與事都可以理所當然地把她排除在外，哪怕是在地鐵口被硬塞到手裏的一張花花綠綠的廣告傳單。

她不是沒想過改變。早在我上小學一年級第一天，她就興致勃勃地宣佈要跟我一起從零開始學認字，讓我每天回家把上課內容複述給她聽，她再跟我一起寫作業。大概堅持了兩個星期吧，她連拼音都沒學完。秋天本來就是她最忙的時候，除了去相距六七公里的兩塊水田收割早稻、抽水灌田、搶插秧苗，她還得掐着每天的退潮時間去趕海挖彈塗魚，再去趕鄰鎮的集市，趁魚還活着賣掉，連做飯的時間都沒有。等她有空拿起書，發現我已經開始寫漢字了，就讓我給她補課，我才七歲，自己能學明白就不錯了，不可能給她講課。

她學得稀裏糊塗，還是努力追上我，晚上趕海回來拿着我的作業本照着抄，被海水泡腫的手握筆都費勁，動輒被筆畫順序難住，前鼻音、後鼻音也分不清，捲舌音、平舌音更是我們南方人的災難。靠着斷斷續續、事倍功半的努力，她總算認字。相比她學會了一些字，更讓我驚歎的是她居然還不肯放棄。直到我升入三年級，課文裏的生字多得讓她喫不消，而她又同時倒騰着毛竹生意、榨菜生意和粉絲年糕作坊，每天忙得昏天黑地，這才終於放棄了。

之後很多年，她再也沒提學認字的事。她也不可能有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們搬家去縣城，她和我爸在菜市場賣菜，在舅舅的印刷作坊印刷商標，接着南下福州開鞋材店，幾年後又轉戰上海的批發市場。在上海買了房子，生活安定下來後，她把我姐姐的女兒接到上海，當小孫女升入小學，她又一次宣佈要從零開始學認字，那時她已經五十多歲了。

就像小時候跟我一起學拼音，學“大小”“上下”“天地”那樣，她每天跟着小孫女念課文、寫作業，還請了一位退休老師上門輔導她們祖孫倆。但她低估了年齡的影響，更何況批發市場的生意太忙，要操心的事太多，每個月都要去溫州、廣州各地的鞋廠看新上市的鞋款。當小孫女升入三年級，她再一次被遠遠拋下，就像多年前被我拋下那樣。

又過了十來年，她到北京幫我帶孩子時，已經收了生意，過着悠閒的生活。後來見孩子到了上小學的年齡，她又唸叨起以前學認字的事。我說這回有空了，從零開始重新學認字吧。她笑着搖頭，說都快七十歲了，老眼昏花，連針眼都看不清，還學什麼呀。我知道，她擔心的不只是眼睛的問題，她怕的是那種意料之中又無能爲力的挫敗，不想第三次去體會被一個七八歲的孩子遠遠拋下的無奈與無望。第二年，看見剛上小學二年級的孩子拿着很厚一本小說看得津津有味，她不無酸楚地感嘆，這纔出生幾年的娃娃呀，已經能看書了，學識字也就一年多，其實只需要一年多呀……她嘆口氣，沒說下去。

我明白她的遺憾，說起來只需要一年多，卻是她一輩子也追不上的距離。

長大以後，我懂得了她的沮喪，卻常常沒有耐心。比如在她轉述某個人報恩的故事，向我感嘆人要懂得感恩，“受人恩德千年記”的時候；比如在她毫無原則地原諒某個持續傷害她的人，自我排解爲“得饒人處且饒人”的時候。我要麼不耐煩地嗤之以鼻，要麼長篇大論地反駁她，用我擅長的邏輯和思辨擊敗她。多數時候她只會嘀咕一句“我不跟你說了”，有時候也會生氣地還擊，但總是不得要領，最後難免落敗。

見她難過，我有些後悔，又不想因此認輸，就說算了吧，不說了，說不清楚。她聽了就很生氣，覺得我看不起她，非要我說，說要是我讀了那麼多書，卻沒辦法向她這個不識字的人把道理講清楚，說明我讀的那些書也沒什麼用。我無言以對。

她還說，如果讀了那麼多書只是讓我變得這麼驕傲，還沒開口就覺得自己已經贏了，那我還不如別讀書。事實上對她來說，很多時候我還不如我姐，雖然我姐高中都沒念完，卻願意認真跟她這個不識字的母親說話。我聽了很慚愧。

不得不承認，我媽雖然不識字，卻擁有很多人沒有的敏銳洞察力，一句話就擊中我這種自以爲是的雄辯者之要害——傲慢。我們總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識當作武器，只爲了精準地攻擊別人。如同一個沉迷弗洛伊德主義的精神分析醫生，把這世上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只當作一個個需要分析解決的可憐難題，慣於用自己那點狹隘的理論去審判別人，卻對自己視作武器的理論毫不反思。其他各種“主義”也是同理。說到底，任何理論都不過是一種看待世界的視角，可以幫忙看清一些事，但如果只用它去看待世界，反倒會將它變成障礙，就像握着一把特定形狀的齒梳去耙梳雜亂無章、盤根錯節的現實，很多東西會因而被排斥在外。

人生在世，大家各有各的梳子，我手裏那把未必就比我媽手裏的更好，我的看法也未必就比我媽高明。不承認這一點，就是傲慢。

從北京回到家鄉後，我媽拜了廟裏的大師父爲師，時常跟着師父讀佛經，居然慢慢識得不少字，能把《華嚴經》從頭到尾念下來。偶爾我試着給她發文字信息，她也能看懂。我驚歎不已，問她是怎麼做到的。我媽笑着說，師父可比你有耐心多了，遇到不認識的字就從拼音開始教，教完拼音教筆畫順序，接着教我怎麼查字典，還給我直播上課。我想起一位大學老師，剛到美國的時候他就是找牧師練的口語，在人人奉行實用主義的美國，只有牧師有耐心跟他說話。有什麼不同。

後來，見我媽一有空就盤佛珠唸經，言必稱師父，我又不免有些擔憂，擔心她把宗教的信仰前提視作某種不容置疑的東西。我想提醒她，想了想又作罷——也許我這種非要提醒她的想法也是一種傲慢。如果我不願理解她爲什麼需要那些東西，那麼，即便看得透徹又如何？即便全世界的真理都在我這邊又如何？說到底，如果我真心承認自己手裏的梳子並不比我媽手裏的那把更好，就應該學會閉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