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定都，王稼祥列11個候選城，毛主席爲何獨選北京？-歷史-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1949年建國前，王稼祥專門列了11座候選城市做首都備選，可毛主席最後卻直接拍板，選了北平（後來的北京）！毛主席爲何這般篤定首都一定會是北京？

毛主席選北京，可不是憑感覺，而是實打實的“天時地利人和”，北平雖靠海，但有渤海當屏障，膠東半島和遼東半島像兩道“防護盾”，守住渤海通道，就沒人能輕易打進來，比上海那種“不設防”的沿海城市安全太多。

更關鍵的是，它居中偏北，既能穩住東北、華北的穩固後方，又能輻射全國，南北調度都方便，不像哈爾濱太偏北、廣州太偏南，根本沒法統籌全局。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起義投誠，毛主席早早就指示“北平不要打”，硬是把這座城完整保存了下來——基礎設施沒被破壞，文物古蹟也完好無損，不用花大量人力物力重建，這在戰亂剛停、民生凋敝的1949年，簡直是天大的優勢。

再加上北京歷史底蘊足，羣衆認可度也高！那時候的北京還叫北平，它可是元、明、清三朝古都，幾百年的建都歷史，老百姓打心底裏認可，而且能傳承民族文化、重塑民族自信，這對剛經歷百年動盪的中國來說，簡直太重要了。

而且羣衆基礎也是實打實的紮實！北平解放後，老百姓敲鑼打鼓歡迎新生政權，各地的民主人士也紛紛呼籲，希望共產黨在北平成立全國性政府，人心所向，這都是最堅實的底氣。

並且王稼祥當年在跟毛主席談話時，也專門點出了北平的關鍵優勢，他原話是這麼說的：“北平位於沿海地區，扼守東北與關內咽喉，戰略地位重要，離社會主義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近些，國界長而無戰爭之憂。”（《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2頁），這話直接說到了毛主席心坎裏。

但其實在建國初期，北京並不是新中國首都的唯一備選，要知道1948年底，解放戰爭勝利後，建立新中國提上日程，定都成了首要大事。

在1949年2月，王稼祥就來到西柏坡，和毛主席專門討論定都，足足列出了11座候選城市：哈爾濱，上海，廣州，延安，西安，重慶，南京等都在其中。

最先被刷下來的是哈爾濱，它雖然是我黨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工業基礎不錯，還離蘇聯近，能方便獲得支援，一度是熱門候選，但也架不住位置太偏北、氣候太冷，和平時期留不住人，南方有事調度也不方便，直接出局。

然後是上海和廣州，這倆都是經濟重鎮，上海是全國經濟中心，廣州商品經濟發達，但致命短板都是“太靠海”，1949年國際形勢複雜，作爲首都風險太高，而且廣州太偏南，沒法統籌北方，只能被pass。

再說說成都和重慶，都在四川盆地，易守難攻、物產豐富，抗戰時重慶還是陪都，但優勢也是劣勢——太封閉了，一旦被圍困，根本沒法對外輻射、統領全國，不符合首都的核心需求，自然也沒選上。

還有西安、洛陽、開封這三座千年古都，聽着很有排面，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洛陽、開封也都是古都，但歷經戰亂，早就被造得滿目瘡痍，基礎設施全毀，經濟落後得不行，而且洛陽、開封一馬平川無險可守，西安又太偏西，遠離戰略重心，根本承擔不起首都的職能。

延安作爲紅色聖地，承載着革命精神，羣衆認可度高，但基礎太差了——交通閉塞、經濟落後、城市規模又太小，連新生政權統籌全國的基本需求都滿足不了，只能作爲革命聖地被銘記，沒法當首都。

而南京，黨內有人覺得它地理險要、是六朝古都，可毛主席卻明確提出反對，《毛澤東與新中國定都北平的重要決策》（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撰，黨史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頁）中記載，毛主席曾直言：“南京是國民黨反動政權的所在地，我們不能再在那裏建都，否則不利於打破舊時代的桎梏，凝聚人民羣衆的信心。” 再加上歷史上建都南京的王朝多短命，還離海太近，最終也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