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譜！網絡流傳“唐朝不存在”？

“唐宋元明清”，本是衆所周知的歷史常識。然而，“唐朝不存在”等極端言論近期卻在短視頻平臺出現，擾亂公衆尤其是青少年的歷史認知，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荒誕論調爲何能俘獲部分青少年？其背後藏着哪些認知誤區？人民網記者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趙現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學系教授鄧建國，剖析亂象根源，守護歷史根脈。

1 鐵證如山

戳破“僞史”謠言

歷史從不是主觀臆造的故事，而是經由多重史料交叉印證、形成完整證據鏈的客觀事實。

“要僞造一個綿延近三百年、疆域廣闊的王朝，這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實現。”據趙現海介紹，目前全國登記在冊的唐代可移動文物340餘萬件，西安大明宮遺址、關中唐十八帝陵、山西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敦煌莫高窟文書……一處處古蹟、一件件文物，留存着唐代建築規制、社會風貌、人文習俗的真實印記，堪稱記錄大唐的鮮活“老照片”。

不僅如此，唐朝文人撰寫的《貞觀政要》《唐六典》《唐律疏議》和衆多膾炙人口的唐詩，相當於大唐的“檔案”；近年來大量出土的唐代墓誌，清晰鐫刻墓主姓名、官職、生卒年月，好比唐朝人的“身份證”；《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典籍在後世接力編修，細節互洽、脈絡連貫，搭建起唐朝完整時間線。放眼海外，日本遣唐使的記錄、朝鮮半島的史書、阿拉伯商人的見聞，不同文明、不同語言在幾百年前同時“報道”了同一個東方大國，共同印證唐朝真實存在。

“有實物、有史書、有墓誌，還有外國人的記載，多重證據環環相扣，唐朝的存在是板上釘釘的事實。”趙現海表示，“唐朝不存在”等言論，無視浩如煙海的文獻記載、鐵證如山的考古實物，也違背了基本邏輯常識，“這種脫離證據體系的‘僞史論’，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表現。”

漏洞百出的言論，爲何能在網絡上大行其道？在鄧建國看來，部分自媒體深諳“獵奇即流量”的傳播密碼，用“顛覆常識”“歷史騙局”等衝突感製造吸引力，迎合部分網友對“重新發現真相”的心理需求。

“當反常識內容比正常科普更容易獲得高完播率、高互動量時，它就更容易被推送。”鄧建國說，“青少年處於知識體系和價值判斷逐漸形成階段，容易被‘獨家揭祕’‘挑戰權威’的敘事吸引。因此，問題不僅在於存在錯誤內容，更在於正確知識如何進入年輕人的信息環境。”

2 正本清源

警惕“虛無”陷阱

“唐朝不存在”並非孤例。從“崖山之後無中國”到“宋朝實際延續八百年”，近年來“僞史論”屢見不鮮，折射出部分羣體對歷史認知的嚴重偏差。

“欲知大道，必先爲史。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不僅僅取決於我們有什麼樣的歷史，更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與把握歷史。有些人用假設否定事實，消解盛唐璀璨文明成就，不斷製造民族對立、肢解華夏連貫歷史脈絡，背離了中華數千年文明史觀。”趙現海說。

他指出，這些“僞史論”受到西方狹隘民族史觀的影響，將宋、明等王朝片面且錯誤地界定爲“正統漢人王朝”，其本質是以虛無主義歷史觀動搖民族歷史根基，“一旦青少年對民族歷史產生懷疑，我們的文化自信就會淪爲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國式現代化便喪失了深遠的歷史觀照。”

在思維邏輯層面，“僞史論”普遍奉行“先射箭、再畫靶”的反智套路。趙現海直言：“持論者缺乏科學求證素養，預先定下否定史實的結論，再拼湊碎片化史料自圓其說；或是揪住史書細微瑕疵以疑概全、偷換概念，陷入盲人摸象的片面認知。”

鄧建國對此深以爲然。他表示，史學層面的合理質疑，必須依託新的證據、嚴謹的方法和可檢驗的論證；若要否定唐朝存續的史實，就必須解釋唐代文物何以實現系統性僞造，“‘僞史論’是典型陰謀論式封閉認知，把複雜歷史解釋爲某種人爲操控的結果，而不是基於證據和理性推理認識世界。凡與之相悖的實證，都會被扣上‘後世造假’的帽子。”

這種思維模式的危害，遠不止於製造一個歷史謠言。鄧建國認爲，真正需要反對的，不是某一種具體觀點，而是其背後脫離證據、無法證僞、以情緒代替推理的認知方式，“真正的文化自信，是在充分了解文明發展過程、理解歷史複雜性的基礎上形成的理性認同。如果一個人逐漸形成‘所有歷史都是編造的’‘所有知識都只是立場’的觀念，就會失去判斷事實的能力。”

3 守正創新

築牢“認知”防線

面對“僞史論”的持續侵擾，僅靠學界闢謠遠遠不夠。如何讓真實歷史從學術殿堂走進尋常百姓家，讓青少年在信息洪流中築牢史觀根基，已成爲亟待破解的課題。

趙現海認爲，史學工作者不能只待在書齋裏，必須主動走向社會，直面大衆。他建議，史學界應重拾中國古代的歷史敘事傳統，在“通俗而不庸俗”的前提下，用生動鮮活的語言講述歷史故事，“歷史學者要勇於在公共輿論場上發聲，把紮實的研究成果轉化爲公衆聽得懂、信得過的內容，公衆對歷史的興趣和敬畏就會自然而然地生長出來。”

近年來，考古直播屢屢刷屏、文博節目頻頻“出圈”，足以印證大衆對真實歷史始終抱有濃厚興趣，當下稀缺的只是契合青年語境的表達方式。

“正史科普要學會用新媒體的方式講故事，不能端着‘學術架子’等讀者上門。”對此，鄧建國表示，史學工作者應主動擁抱短視頻、互動展覽、沉浸式體驗等新型傳播載體，講述一件文物、一處遺址、一段跨文明交流史背後的故事，把枯燥的考證轉化爲可感可知的視聽體驗，“當正史變得有趣且有據，獵奇謠言自然就會失去市場。”

教育引導同樣關鍵。趙現海強調，歷史教育應走出書本，將文物實證、傳世文獻、域外典籍結合起來，讓青年直觀感受到歷史的“立體感”。鄧建國認爲，要改善歷史知識的傳播方式，讓歷史不只是教材中的結論，而成爲可以體驗、討論和探索的公共知識。

此外，網絡平臺也需承擔公共責任。鄧建國建議，在算法推薦機制中避免過度放大極端、獵奇內容，同時增加權威知識傳播的空間，“治理‘僞史論’不能只靠刪除，更重要的是提升公衆特別是青少年的媒介素養和歷史素養。”

中華文明綿延五千載，盛唐是其中光彩奪目的一頁。唯有以實證爲根基、以思辨爲羽翼、以傳播爲橋樑，築牢全社會求實求真的歷史認知防線，才能讓“僞史論”無處遁形，讓中華文明的薪火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