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強化防衛”，日本更應該強化信譽

日前，日本防衛省發佈消息稱，爲吸收和運用更多尖端技術推動所謂“防衛力量強化”，將推出一套新採購制度。這套新的採購制度可以降低日本科創企業參與日本軍工項目的門檻，在充實日本軍工力量的同時，還可以幫助相關企業在參與軍工項目的過程中獲得更多“成長機會”。

這無疑是一個新的危險信號。有學者就指出，日本執政當局此舉意在“潛移默化地影響普通民衆，讓右翼藉機拉攏科技界、資本界，形成利益同盟，最終讓整個日本社會對新型軍國主義走向脫敏”。

這不禁讓人回憶起二戰前，日本也是類似的做法。那時，由軍部、壟斷財閥與軍工產業構成的利益閉環深度嵌入日本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潛在驅動日本戰爭機器的運轉。三菱、三井、住友、川崎……這些至今依然活躍的日本企業，當年無不是雙手沾滿戰爭的鮮血。

回顧日本軍工複合體的歷史，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造武器”這件事本身，而是它背後那套停不下來的循環：軍隊要打仗，就需要更多武器；造武器的企業賺了錢，就想要更多訂單；訂單越多，戰爭就打得越大。到最後，整個社會全都被捲了進去，像一輛剎不住的車，直直撞向南牆。如今，這套邏輯正在以“科技創新”的名義被重新激活。唯一不同的是，當年的旗號是“大東亞共榮”，今天的旗號是“防衛力量強化”。

戰後日本社會受到和平憲法約束保護，大多數企業對軍工複合體保持一定戒心。而此次日本防衛省以“扶持創新”“發展經濟”爲幌子，藉助商業紅利鼓勵科創企業加入，將軍備擴張包裝成“合情合理的高科技產業政策”。一些青年工程師和高校科研人員由此“自願”涉軍，原本不可觸碰的禁忌，在這種概念偷換中被逐漸瓦解。

就在不久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參加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公然聲稱《聯合國憲章》與安理會制度“過時”，主張刪除專門防備軍國主義復活的“敵國條款”。這是高市早苗在聯大的首秀，一開腔就暴露了其真實野心。上臺以來，高市早苗一直在爲“新型軍國主義”招魂引路，其所作出的所謂“和平”承諾，有誰願意相信？

今天是一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日子。54年前的今天，《中日聯合聲明》正式發表。日方在聯合聲明中明確表示要深刻反省戰爭責任，這也是中日關係正常化的前提條件之一。然而僅僅半個多世紀過去，日本執政當局就已經開始背棄當年作出的政治承諾。政治信譽如此不堪的國家，又如何有資格主張“徹底告別戰後體制”？

“敵國條款”刪不得，日本軍工產業限制也鬆綁不得。這不是對某個國家的偏見，而是對歷史教訓的尊重。戰後國際秩序對日本軍事力量的制度約束，是用數千萬人的生命換來的底線。底線之所以是底線，就在於它不容試探，更不容以“創新”“發展”之名被悄然消解。

一個武裝起來的日本，將走向何方？這個問題，八十多年前的亞洲人民已經聽過一次答案。如今日本需要回答的，不是“爲何我不能再軍事化”，而是如何讓世界人民相信，日本是一個言行一致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