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報》：80多年前誕生於上海的德文報刊
1939年5月1日，一份德文刊物在上海誕生，得名《黃報》（GelbePost）。從創刊之日到1940年8月30日被迫停刊，《黃報》雖然只走過了短短的16個月，卻不影響它被譽爲當時亞洲地區最好的德文報刊。它被全世界各大檔案館和圖書館珍藏，不僅出現在諸多影視作品中，前七期亦被集結成冊重新出版。它究竟是怎樣的一份報刊？讓我們穿過歷史煙雲，探尋它的前世今生。
《黃報》的名與實
《黃報》的名字難免會讓人聯想到一系列貶義詞：無論是根植於近代種族主義的“黃種”“黃禍”，還是19世紀末源於美國新聞界、充滿低級趣味的“黃色報刊”（yellow press），無不與黃色相關。當時上海正處於“孤島”時期，日軍佔領華界，租界的種族話語無處不在，城市報業又相當發達，一份歐洲人辦的刊物如此命名，是需要勇氣與魄力的。對此，主編阿道夫·施託菲爾（Adolf Josef Storfer，1888—1944）在發刊詞中特意澄清：之所以取此名，僅因刊物封面爲黃色，且黑色鉛字印刷在黃色紙張上更醒目，這樣配色是延續其一貫的出版風格。這一樸素的解釋，或許尚不能完全消除路人的質疑，但相信任何翻閱過《黃報》的讀者，都能立即心領神會。《黃報》之“黃”，只如讀者的親眼所見、目之所及——如此簡單，如此而已。
《黃報》關於中國街頭兒童的報道
如果說，《黃報》的名字敢於教人反思根深蒂固的認知模式，迴歸最基本的視覺感知，那麼，它的內容也致力於此：搭建一座跨文化橋樑，讓先入爲主的刻板印象消融於真實的生活經驗和深度的閱讀與思考之中。最能體現《黃報》基調的，或許莫過於施託菲爾親自撰寫的創刊號首篇文章了：
不應忘記，這個國家的象徵既不是我們祖母“中國風”裝飾架上點頭晃腦哂笑的滿清大官，不是揮舞法杖、拋出無盡卷軸的魔術師，不是低劣的驚悚偵探小說裏那種陰險持刀的中國惡棍，不是發了財的鴉片商在悠然閒適中疊手於肥肚之上；不應忘記，也並非書房中沉靜品鑑稀世珍玩、鑽研古代經典的雅士即爲中國人民的代表；恰恰相反，真正代表中國城市民衆的，正是那些艱苦勞作卻僅能勉強維生的苦力。苦力以其自身象徵着中國城市的勞動人口，正如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這個巨大國家78%的人口是農民——代表着這片廣闊土地的人民。向他們致敬，向苦力致敬，向勤勞苦幹的中國民衆致敬！
這篇《向苦力脫帽致敬》劍指彼時西方輿論場對中國的符號化想象，把視線聚焦於最廣大的勞動者身上，從而使《黃報》在創刊之初，就區別於同時代多數帶着殖民立場審視中國的外刊。從上海街頭的人力車伕、乞丐、難民、流浪兒童，再到工人、學生、文藝工作者，相關專門報道和攝影作品出現在每一期，述說着一個在苦難中奮力前行的民族。
《黃報》關於中國街頭兒童的報道
《黃報》的故與新
除了對底層社會的人文關懷和深刻洞察，《黃報》兼具歷史視野和文化維度，並始終以這種平等與尊重爲前提，在不同文化間充當溝通的媒介。
《黃報》始爲“刊”，正如其副標題“東亞插圖半月刊”所示，這份圖文並茂的雜誌每月出版兩期；後爲“報”，施託菲爾逐步改其爲週報、日報發行。16開的大小，每期24頁，其中關於中國的內容最多，同時也涉及日本、俄國、朝鮮半島和東南亞諸國。其文章篇幅往往較長，不乏兩三千詞的長文，以嚴肅性和學術性著稱。它向讀者講解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也報道新的社會發展，同時將歐洲新思想和新學說介紹到東亞。就論及中國的主題而言，登載的文章涵蓋了古代錢幣演變史、語言文字、文房四寶、衣食住行、民俗慣習、橋樑建築、佛教寺廟、古今運動、遊戲娛樂、婦女解放、電影（如《漁光曲》《馬路天使》）、文學名著（如《金瓶梅》《子夜》）、西方文學與戲劇在本土的譯介與編演等等，觸及社會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爲後世留下彼時中國珍貴的文字記錄與一手影像。
《黃報》封面
時至今日，《黃報》的“黃”已然經過時光沉澱，透出一種奇異而斑駁的“彩”。再度翻開這份德文報刊，人們可以跟隨攝影師的鏡頭，回到老上海的街巷弄堂，品味80多年前普通中國百姓的日常；可以從刊登的多語種廣告和實用信息裏，一窺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現代與繁華；可以在德奧學者的分析中，重新理解漢字、文化與潛意識的關聯；也可以透過猶太流亡者的視角，審思不同族羣之間相互纏繞的歷史。在《黃報》呈現的時空裏，林語堂的夫人廖翠鳳正向西方讀者介紹婦女絞面和畫眉的傳統，擲地有聲地宣告“我們中國女性從來不是各種時尚的奴隸”；歌德在1827年基於清代《百美新詠》英譯本而轉譯的《梅妃小姐》（Fräulein Mei-Fe）古典德文詩，在百年後又將東方詩韻傳遞給來中國避難的歐洲讀者；曾爲數千名奧地利猶太人簽發簽證、被稱爲“中國辛德勒”的何鳳山，正以無可爭議的事實，駁斥日本進攻中國的“兩個論點”；德國漢學家唐維禮（WillyTonn，1902—1957）逃到上海後筆耕不輟，積極闡發基督教、猶太教和儒家文化的思想通約性，強調“只有傳統思想中的仁愛和公義”才能爲人民帶來幸福……
正是這些圍繞着《黃報》的人與事、圖與字，不斷地吸引人們重訪它的內容世界和歷史現場，而這份流亡報刊也在後世“再媒介化”（remediation）的過程中歷久彌新，凝結爲具有多重意涵的記憶符號。它見證了上海作爲避難所的海納百川與社會萬象，記錄下東西方的知識分子在戰時歲月的真實心聲，爲猶太難民提供了溝通渠道和文化食糧；它將歐洲人文思想火種留存於中國，使精神分析、比較語言學等科學與智識傳統在東方延續。更重要的是，在一個人類文明深陷危機的年代，它以自身的微薄之力，點亮一盞精神燈火，至今提醒着人們：跨越偏見、平視他者，纔是文明之間得以共生和對話的起點。
阿道夫·施託菲爾
《黃報》的人與事
1930年代中後期，爲躲避納粹迫害，近兩萬名來自歐洲德語區的猶太難民來到中國，讓上海一度擁有了亞洲最大的德語社羣。在這樣的背景下，這批猶太流亡者在上海迅速創辦了30多種德文報刊，全力服務難民社區的信息交流與經貿網絡，同時建立起了相應的文化生活，“其所營造的廣袤精神空間是不得不偏安一隅的難民抵禦逆境的生存方式”。
作爲其中最著名的知識性刊物，《黃報》的編輯與作者也多是來滬避難的猶太人。這羣逃離了納粹極權統治與種族政策的創作者，天然對社會的弱勢羣體懷有共情，也反感各式各樣的偏見與標籤。這種立場融入了《黃報》的字裏行間，贏得了同爲難民的德語讀者羣體的高度認可。1939年5月16日，一封刊登於《黃報》第二期的讀者來信中寫道：“在上海市面上出現的各類德文報紙和期刊中，《黃報》無疑可被視爲唯一具有學術與文學水準的刊物，因此能夠滿足衆多讀者的需求。而在我看來，對於講德語的歐洲人而言，最重要的一點在於：通往中國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橋樑終於被架設起來了。”
《黃報》主編施託菲爾來自奧地利，他曾攻讀法律、哲學、心理學和語言學，兩部學術專著《詞語及其命運》《在語言的叢林中》備受好評，其本人亦被視作“文藝復興式”的全才，甚至被評價爲“維也納最後一位博大精深之人”。
施託菲爾的每一重身份——語言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出版家、反法西斯鬥士——後來都在《黃報》留下了痕跡。
《黃報》文章《歌德筆下的中國》
作爲語言學家，他格外關注語言在跨文化交流中起到的關鍵作用，多篇《黃報》文章深入探討了漢字的象形結構、洋涇浜英語、中國古詩的德語翻譯、如何學習中文等議題。
作爲精神分析學派的研究者，施託菲爾在瑞士求學時就與榮格關係密切，一戰結束後回到維也納，他成爲了弗洛伊德的學生，直至出任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的社長。他推動了弗洛伊德全集在歐洲的出版，併爲《黃報》撰寫了《精神分析在日本》《對中國漢字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在巴勒斯坦》《弗洛伊德與人》《論猶太仇恨：弗洛伊德關於基督教起源與反猶主義動機的最新研究》等多篇學術文章。鑑於施託菲爾爲弗洛伊德學說在歐洲和東亞的傳播所作出的貢獻，他也被認爲是“中國精神分析的先驅者之一”。
作爲資深記者、編輯與出版人，施託菲爾在抵滬短短四個月內就於異國他鄉辦起了《黃報》，堪稱一個奇蹟。彼時已年過50歲的他克服了今人難以想象的困難，一人身兼社長、主編、撰稿人三職。作爲難民的他自身生計尚且艱難，辦報資金怎麼維持？人生地不熟的他如何快速組織起團隊，保障優質的稿源？不識德文的中國工人如何校對、揀字、排版，以確保德文印刷的正確性？其間諸多細節至今依然成謎，但透過施託菲爾寫給友人的信件可管中窺豹，他爲了報刊的運營“每天工作15到16個小時，只睡4到5個小時”。如此繁重的工作與耗費的心血使施託菲爾在1939年和1940年兩次突發心臟病，《黃報》第六期就曾因此而延遲了八天出版。
16歲就開始辦報的施託菲爾終其一生都在“爲正義鼓呼”，他以自己的方式和法西斯主義抗爭。在上海期間仍然受到納粹的監視，但他堅持重拾出版工作，因爲這是“個人爲反抗第三帝國所能做之事”。《黃報》創刊僅兩個月後，就遭到了總部位於紐倫堡的納粹報紙《衝鋒報》（Der Stürmer）的攻擊，納粹稱施託菲爾“正試圖將他的猶太毒藥注入中國的廣大階層”。1940年8月，維也納當局剝奪了施託菲爾的公民身份，稱其“對第三帝國展開了惡毒的煽動性宣傳”；德國駐滬總領館官員也對他進行詆譭，意圖將他逐出中國。而《黃報》同情中國人民的立場也招致日本當局的不滿，成爲了他們的眼中釘。1940年8月，施託菲爾被迫關停《黃報》，他本人則再度踏上流亡之旅。1941年，施託菲爾輾轉逃至澳大利亞，三年後病逝於墨爾本。
往事恰從另一面證明了《黃報》在當時的影響力，讓人對施託菲爾身處多重勢力夾縫中的危險處境一目瞭然，也凸顯了該報作爲“抵抗第三帝國和日本侵略的知識分子紀念碑”的特殊意義。
（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話語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