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密檔》：他們如何前赴後繼守護黨史“一號機密”

鄭大聖導演的新片《密檔》上映，激起了廣大觀衆對黨的歷史上“一號機密”任務的瞭解熱潮。同時，作爲一部被貼上“懸疑”標籤的劇情電影，也引發了大家對影片本身的熱烈討論。

這樣看來，電影《密檔》本身也有很多“祕密”值得我們去探索解密。

故事之祕：顯影“一號機密”的隱祕歷史

所謂“密檔”，即黨的“中央文庫”，指的是新中國成立前祕密保存在上海的黨成立初期至1933年黨中央撤離上海期間的2萬餘份核心檔案，包括黨的代表大會文件、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黨中央的決議、綱領和宣言等，堪稱黨早期的原始記憶基因庫。因此，守護檔案的任務被稱爲“一號機密”，有極爲嚴苛的保密要求。在此後20多年的動盪歲月和戰火硝煙中，這批檔案經張唯一、陳爲人、韓慧英、陳來生等十餘名保管員的接力守護，在1949年上海解放後由陳來生完整上交，“未受到黴爛、蟲蛀、鼠咬等半點的損傷”，後入藏中央檔案館。

“一號機密”的工作性質，讓這些人和事長期未得到廣泛的傳播。只在建黨90週年和100週年之際，由中央電視臺和上海滬劇院分別推出過兩集紀錄片《保護“一號機密”》和滬劇《一號機密》。

電影《密檔》選擇了“中央文庫”最後一任守護者1942年7月接受任務至1943年爲延安提供檔案這段時間的故事來加以創作，並將幾任守護者的故事通過藝術加工疊加在一起。徐書亭、沈玉琳夫妻的生活工作狀況更多取材陳爲人、韓慧英夫婦1932-1935年的經歷，徐、沈曾經因革命工作失去孩子，所租住的小沙渡路，永遠不會喫的乾魚，徐書亭去碼頭告示牆貼接頭暗號，以及影片中出現的“開箱必讀”等，都是發生在陳、韓夫妻身上的歷史事實。而影片中徐、沈二人將密檔封存在夾牆中，1943年將部分檔案微縮複製送往延安的情節，則來自密檔的最後一任守護者陳來生。徐、沈夫婦的單線上級“孃舅”，很可能是張唯一、徐強和吳成方等人的角色熔鑄而成。

通過這一番巧妙的藝術剪裁，《密檔》以橫截的時間側面和一部電影的有限容量，將“一號機密”的隱祕歷史顯影在銀幕上，爲這些曾經的無名英雄樹碑立傳。作爲重大主題創作，《密檔》在題材選擇和故事安排上展現出了獨具特色的眼光。

類型之祕：探索“非典型”懸疑片的藝術創新

如前所述，守護“中央文庫”是一件極爲隱祕的工作，時間長，參與者多，並且“無事”乃是守護者的最高追求。爲此，他們忍辱負重，放棄一切可能引人注意的活動，雖然中間也有人爲此犧牲生命，但更多的是默默奉獻。

這在創作者那裏就引發了一個問題：這些承擔了守護重任的人們，他們是如何生活的呢？電影又如何在這看似平靜平凡的日子裏構造戲劇情節的吸引力呢？

影片首先建構了一個極具張力的歷史空間。宏觀上，影片設定的時間正是日軍佔領上海後，與汪僞政府一起大肆抓捕地下工作者，破壞黨在上海地下情報網的至暗時刻。這些爲徐、沈夫婦守護密檔的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徐、沈二人租住到小沙渡路52號石庫門，與房東顧先生、女傭阿春、汪僞特務梁耀庭、歌女玲瓏、陸醫生夫婦、吳老師夫婦、朝鮮青年小金，以及其他普通居民等混居在一起，在微觀上又形成了極爲複雜的生活空間，一舉一動都會遭人檢視，一不小心就會露出機密。這構築了故事懸疑的外部可能。

徐、沈夫妻的生活方式本身與密檔的安危互爲表裏。爲了不讓人懷疑搬家行李過多，就得扮演有體面身份的社會角色。而此時，他們與上級黨組織失去了聯繫，沒有經費支持，於是如何維持表面的體面生活變成了一件十分困難的事。生煤爐、炒小菜、織毛衣（實際是接頭暗語）這些日常生活，讓徐、沈夫婦的守護工作融進了煙火細節裏。徐書亭甚至主動當上了日僞的“自警團”，從而借這個身份到碼頭招貼欄張貼與上級“孃舅”接頭的暗號。這形成了故事懸疑的另類情節。

除了這些外部壓力之外，電影還從內部設定了一條情感的衝突暗線貫穿始終，它導致沈玉琳違反組織原則，兩次去孤兒院尋找可能在世的女兒。這給他們的守護工作帶來了不可預知的風險，也激發了夫妻倆在使命和親情之間的極限拉扯。在影片的結尾，我們才知道，夫婦倆曾經因爲身份暴露，目睹孩子被敵人抓捕以引誘他們現身的悲痛。尋找孩子與守護密檔，成爲夫妻倆不得不做的選擇題。這加劇了故事懸疑的心理動因。

此外，影片通過與徐、沈二人同住一個屋檐下的汪僞76號特務機構膳食股副股長梁耀庭的角色，增添了一條徐、沈暴露身份的緊張情節線。在與其周旋的過程中，有兩場戲緊張感十足。一是徐、沈夫婦正在整理送往延安的檔案，文件鋪滿牀上的時候，他突然闖到二樓，“開箱必讀”的本子被其無意間抓在手裏，構成命懸一線的緊張場景；例外一處是影片的結尾，當他從76號特務的桌面照片中認出徐書亭並告密後，隨即帶人抓捕二人。相較於全片大篇幅的日常生活書寫，這突出了故事懸疑的類型段落。

因此，該片總體上是一部借懸疑外殼寫人物信仰與生活、內心和情感的“非典型”懸疑片。

藝術之祕：承揚“上海電影學派”的美學基因

如果說守護“密檔”是在守護黨的基因庫，電影《密檔》其實也在自覺承揚“上海電影學派”的歷史傳統和美學基因，並在新的時代和新的題材與類型中對此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上海電影學派”是對上海電影歷史文化特徵和美學傳統的總體性概括，大致指的是上海電影在長期的藝術創作中形成的現實性、人文性、都市性、通俗性、商業性、革命性等鮮明特徵，體現在《烏鴉與麻雀》《上海屋檐下》《永不消逝的電波》等作品中。那麼，《密檔》是如何承揚上海電影美學基因的呢？

在主題表達上，《密檔》毫無疑問是對革命信仰的禮讚，然而這種禮讚並未成爲影片的突出結構而加以強調，讓觀衆印象深刻的還是徐書亭、沈玉琳夫妻爲了完成這一任務而在長期生活中的小心謹慎和步步爲營，並以此牽扯出與小沙渡路52號各色人等之間的日常交往。任務和生活，在此合二爲一，成爲一種獨特的情節結構手段。甚至梁耀庭用計強搶顧先生房子的情節，也和《烏鴉與麻雀》構成互文映照。這種將宏大的時代主題和社會話題融匯到具體弄堂單元裏樓上樓下不同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的處理，在異曲同工中顯示出傳承脈絡。

在空間營構上，《密檔》也通過這棟二層的石庫門小樓，延續了《烏鴉與麻雀》般的空間格局。這種集中化的物理空間設定，在敘事的展開上具有獨特的優勢。

一方面，它可以將故事中的不同角色巧妙地聚集在一起，讓他們自然地在日常生活中發生不同面向的情節關係，也爲角色之間的情感與社會互動提供了天然場所。在《密檔》中，除了徐、沈夫妻之外，還有房東和傭人，汪僞特務和歌女，陸醫生、吳老師夫婦，朝鮮青年等多重人物關係的連接。

另一方面，樓上樓下的空間隔離，又爲不同社會身份的角色行動提供了可能性的隱蔽空間，乃至身份識別的標籤。徐書亭、沈玉琳之所以能通過夾牆隱藏密檔，避免其他人對其兩面生活的看破，正是樓上相對獨立的空間提供了可能。

同時，這一空間具有當時上海都市生活典型的物理特徵，也爲故事增添了可信度。

當然，《密檔》在此基礎上也有自己的創新。在現實主義的創作規範下，影片還延伸了一些具有可解讀性的詩意空間。影片用52號居民受審的黑白影像間插在影片中，既增加了對故事情節的信息提示，也豐富了影片敘事和影像的多樣性。而發生在樓下的陸醫生觸手可及而又無法救援生病妻子、吳老師女兒經常說“爸爸臭（走）”等情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徐、沈難以找回自己孩子的一個鏡像投射。影片中對夫婦倆過去與孩子相處時光的直接閃回，更增添了情感的張力。

另外，顧先生給阿春親手準備的“生日蛋糕”，徐、沈因想念女兒常買的綠豆糕，小金刺殺日本人身亡、顧先生因房子被搶而自殺等情節和細節安排，則凸顯了亂世中人心的良善和情感的溫暖，以及對侵略與強權以死相抗的不屈精神。

在影片的最後，徐書亭爲了密檔轉移和妻子脫身被梁耀庭堵在二樓。此時，他明白自己無路可逃，於是轉身面向窗外爬山虎用點點綠色裝飾的生機盎然的牆壁，那孤單的背影一點也不孱弱，反而變得無比高大，猶如瞿秋白就義前的身影；而屋外，妻子目睹去抓自己丈夫的特務車輛從身邊呼嘯而過，但她卻只能再次強忍着巨大的悲痛從陰暗處走向光明。在這生死相別的一刻，“我想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的信念如此鏗鏘有力，讓潛藏在煙火氣中的英雄氣概噴湧而出，昇華成一種強烈的悲壯美，並就此完成了對革命精神的賡續和對上海電影美學基因的承揚。

《密檔》之所以有這三“祕”，是創作者藝術觀念主動選擇的結果，呈現出一種主旋律影片作者化的新面貌。它以一種有距離感的“非典型”懸疑片將那些不爲人知的守護者的事蹟刻入觀衆的心裏，也完成了一次審美的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