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怕淪爲“新窮人”嗎？——寫給現代人的“清醒生存指南”
我們的工作爲何變成短期項目？人際關係爲何脆弱？
爲何我們越關注自我，越感到孤獨？爲何我們看似自由，卻倍感無力？
社會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與其得意門生基思·特斯特的五場熾熱對話，直擊現代人生存困境的核心問題。從大屠殺的現代性根源，到消費社會製造的“新窮人”，再到全球權力與地方政治的脫鉤，鮑曼引領我們穿越表象，直視這個時代的深層矛盾與倫理困境。
《我們如何理解這個世界：與齊格蒙特·鮑曼對談》是爲迷失於流動世界的個體繪製的思想導圖。它不提供答案，而是賦予我們一種“社會學的想象力”，讓我們看清自身困境背後的結構，並重拾對人性與公共生活的信念。
《我們如何理解這個世界：與齊格蒙特·鮑曼對談》，[英] 齊格蒙特·鮑曼、[英] 基思·特斯特 著，劉漪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消費主義生活形態帶來了什麼？
特斯特：《自由》提出了消費主義和消費社會的問題。每當你討論消費社會時，你的語調總會流露出一種深刻而堅定的批判態度。你拒絕以消費主義自身的邏輯來接受它。那麼，你批判消費主義的要點是什麼？
鮑曼：被迫爲系統性的矛盾尋求個人傳記式的解決方案，這是一種令人不快的處境，於是人們普遍想逃避這種處境就再自然不過了，而這種願望卻成了市場用來製造迷人誘餌的主要材料。市場似乎在引導其潛在顧客利用他們的選擇自由，去獲取“專利療法”來緩解這種自由所帶來的討厭的副作用。
在我看來，消費市場最具危害性的影響在於它向人們承諾：總有某家商店的某個商品能夠解決你遇到的所有麻煩，只要你足夠努力去尋找。這一承諾帶來了三個不良後果，每一個都很致命。第一，它導致了“去社會技能化”——人們無意學習與他人討論、協商解決問題的技能，認爲這些技能並不真正必要，因爲等到下次購物時就能以更少的努力、更低的成本獲得現成的解決方案。第二，它讓人們得出結論——處理生活問題就像消費商品一樣，是一種孤立的個人事務，與他人合作並不會提高有效性。第三，它使人們用“緩解症狀”來代替“治癒疾病”——無論你是個多麼精明的購物者，你都不會在商店裏找到真正消除你的煩惱之社會根源的祕訣，只能找到緩解由這些煩惱引起的種種痛苦的方法（或者僅僅是在追尋這些方法及其附帶的小工具期間，暫時忘卻自己的煩惱）。消費者的崛起意味着公民的衰落。消費者越嫺熟，公民就越無能。這大致就是我批判消費主義的要點。
每種社會身份形態都有其自身的尊嚴標準，從公民（以及生產者，即“事物的創造者”）向消費者的形態轉化也造成了尊嚴標準的相應轉變。我還記得，當年我的母親是如何爲自己的浣洗技術感到欣喜自豪的——她會用搓衣板搓洗、浸泡、擰乾，最後熨燙，將牀單洗得潔白無瑕。而如今的母親（或父親）則會爲自己能在超市貨架上找到最佳品牌的洗衣粉，併購置一臺功能格外強大的洗衣機而感到自豪。他們都因自己引以爲傲的東西而感到有尊嚴。那麼，摸着良心說：你難道能否認他們中任何一位的尊嚴嗎？消費主義的力量正在於它的配置極爲齊全——它自帶供人們發揮“手藝人本能”的渠道，也有自己的一套得體標準，甚至具備自己的一套尊嚴標準。這些標準可能與你心目中的理想標準大相徑庭，但你也沒法僅憑自己的不滿去責備數以百萬計欣然拋棄搓衣板、擁抱洗衣機的人。
消費主義是一種生活形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會有其他生活形態存在，而每一種形態都有各不相同的吸引人之處，也有各不相同的令人反感之處。讓我們重點關注消費主義生活形態的弊端、危險和匱乏之處，並儘可能地解決或緩解這些問題。讓我們提醒自己和他人，我們正在有意或無意地錯失哪些事物，比如市場經濟不願提供或無法提供的，屬於社會經濟或道德經濟的那些愉悅。讓我們反覆強調：消費主義並非一種“別無選擇”的處境，而只是一種選擇（儘管是默認的選擇，而非人們有意設計的結果，並且是集體做出的選擇，不過這種“集體”只可能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讓我們確保，無論我們做出何種選擇，這個選擇都是清醒的且經過深思熟慮的。但是，我們也應當承認，在當今世界，努力掙扎着留在消費主義遊戲之中，已成爲人們追求尊嚴這一人類的永恆夢想的方式之一。人不應因其所處的境遇而受到指責。如果有什麼值得指責的，那就是在歷數這些境遇所帶來的福祉時，人們未能同時衡量它們所造成的損失，或者在享受這些福祉時毫無反思之心。
特斯特：並非所有人都能擁有消費社會所隱含和推崇的尊嚴。畢竟，要想成爲一個能夠做出選擇的消費者，我需要金錢和某些特定的技能。然而，金錢和消費技能是相伴而生的——並非每個人都有足夠的錢來獲得身爲“稱職消費者”的尊嚴，因此他們也不具備消費社會所獎賞的那種能力。正如你常說的那樣，他們是“有缺陷的消費者”。但是，如果合格消費者與有缺陷的消費者之間存在一條鴻溝，那麼他們是否因此生活在不同的道德世界中，彼此被高牆隔絕呢？
鮑曼：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消費社會中，且我們——至少作爲個體或零散的小羣體——無法改變這一現實。在消費社會中生存，意味着按照消費生活所適用的標準被衡量、評估、讚揚或貶低。出於種種原因無法順利入局的那些人，不僅在他人眼中，在自己眼中也會失去尊嚴，從而在他們可能已經在承受的種種肉體或精神上的苦難之外，又遭受了額外的屈辱。在消費世界裏，一個人的精明程度取決於他所能動員和支配的資源總量；能夠動員和支配的資源極爲有限的人，被視爲有缺陷、有瑕疵的消費者。他們無法通過尊嚴測試。
你可能會問：在生產者社會中，窮人不也是“有缺陷的”嗎？沒錯，因爲在當時，人們首要關注的是其他一些事情，所以他們被認爲是有缺陷的生產者（即，在國家財富以勞動總量而非消費總量衡量時，他們對國家財富的貢獻甚微），不過他們的確始終是有缺陷的。然而，作爲生產者的缺陷與作爲消費者的缺陷，對人的尊嚴的影響是不同的。我還記得，瑪格麗特·撒切爾曾憤怒地駁斥失業率上升會導致犯罪率上升這一說法。她反問道：你怎麼敢暗示這樣的事情！我們的失業者是些善良、文雅的人，他們不會偷竊！然而，有誰——哪怕是瑪格麗特·撒切爾本人——會用同樣的話來形容消費社會的“下層階級”呢？！在生產者社會中，當出現“有缺陷的生產者”時，應受指責的是社會本身，人們擔心，“有缺陷者”的數量一旦增加，整個社會——“國家的力量和財富”——將因此受損。因此，當時的社會認爲，把錢花在失業者的再就業準備上，以待境況好轉時他們可以重回工作崗位，是對全社會未來福祉的投資。凱恩斯提出的通過增加消費需求來刺激生產的理論，在生產者社會聽起來十分有說服力。然而，這一理論在消費社會門口就被拋棄了。在消費社會中，對貧困者的投資或許在道德上是正確的，但在經濟上毫無意義。這樣的投資不會增加任何人的福祉，因爲它會讓“消費者口袋裏的錢”縮水，抬高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至於那些接受援助的人，他們得到的任何幫助都會被視爲純粹的施捨；施助者因此獲得嘉獎，而受助者的屈辱清單上又多添一筆。那麼，“有缺陷的消費者”可以援引哪些現下或未來的價值來挽回顏面呢？他們似乎找不到任何依據讓他們能聲稱自己有尊嚴。因此，他們成了“下層階級”，被剝奪了全部尊嚴，更糟的是，受譴責者往往也全盤接受這樣的譴責。
在華康德關於貧民區和“混亂街區”居民的很有洞見的系列研究中，他的受訪者們反覆講述着同樣一些充滿自我蔑視與自我嘲弄的故事。他們說，“底下”的人（也就是說，他們那兒的人）都是百無一用的廢物。今天的貧困者們不再同情彼此，不再有基於共同處境的團結。他們或許喜歡並願意與某些和他們同病相憐的人相處，他們或許會害怕他們，或敬佩他們的某些能耐，但他們幾乎不會尊重他們。他們會像那些絕不涉足“禁地”的“上等人”一樣，毫不猶豫地否定自己階級的尊嚴。這種態度，與經濟蕭條時期那些困於大規模失業的地區裏的居民形成了鮮明對比。那時的人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他們的困境源於工作崗位的消失，而這些工作本可以賦予他們作爲人的尊嚴。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到訪工人階級社區的人驚訝地發現，失業者們仍然日復一日地忙碌着——修理屋頂，加固搖晃的桌腿，而他們的妻子則不斷擦洗已經亮得發光的地板，清洗那些因頻繁洗滌而破了洞的襯衫。儘管身處困境，但人們仍在維持體面的工人階級生活，甚至比平時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也更爲執着。他們保持着積極的狀態，維護着自尊，捍衛着被尊重的權利。
你剛剛提及，成功者與失敗者、消費社會的英雄與被其羞辱者“生活在不同的道德世界中”。我不接受這種說法。我更贊同傑里米·西布魯克的觀點：貧困者生活在一個由得意揚揚的富人制定的標準所主宰的世界裏，而這一現實不僅在他們所受的傷害之上再添侮辱（這也讓我們想起理查德·桑內特所揭示的“階級的隱祕傷害”），更剝奪了他們擺脫這種狀況的微弱可能性。被原子化、彼此不和、相互鄙視的“有缺陷的消費者”，還能夢想些什麼？他們只能夢想變得富有，從而贏得專屬於無瑕消費者的尊嚴。對他們而言，富人不是敵人，而是榜樣，不是仇恨的對象，而是崇拜的偶像。
然而，這些偶像所教導的生活，他們所做出以供其他人效仿的表率，對消費社會的棄民而言，絕非激勵人心的道德故事。人們聽到的不再是擦鞋童通過勤奮工作和節儉克己成爲百萬富翁的那類傳奇，而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童話：關於追逐狂喜時刻、揮霍無度、連撞大運而飛黃騰達的故事。在這種故事裏，幸運和不幸純屬偶然、難以解釋，幾乎與個人的行爲無關。人們像夢想中彩票一樣追逐好運，只爲追求更多的享樂，擁有更多的狂喜時刻，揮霍得比以往更加肆意。而最重要的是，他們仰望上方，看到的是一片敗壞景象：遇到風口就狠撈一筆，不勞而獲，逃稅漏稅，因搞砸工作而獲得鉅額離職金。這些上層人士所做出的示範，沒有一個能告訴下層人士如何應對自己的困境，相反，它們合力將他們引上了歧途。貧困這面扭曲的鏡子裏映出的“富人的尊嚴”，反成了下層階級的無尊嚴。
所以我想說：很遺憾，在我們這個日漸兩極分化的社會中，不同社會階層並非“生活在不同的道德世界中”，而這正是較爲貧窮的那一半人的不幸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