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人的精神考古：都市移民二十年，她們如何安放野心與迷茫？-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2026年2月7日，“三聯|書城讀書會”第十四期活動——“都市移民中的‘她’力量——《只是朱顏改》新書分享會”吸引了衆多讀者。作者張曦與復旦大學教授王宏圖、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文貴良圍坐而談，共同解讀這部跨越二十年的都市女性心靈圖景。

《只是朱顏改》，張曦著，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創作的斷與續

活動開場，張曦首先分享了她的創作歷程。這位遊走於學術研究與小說創作之間的作者坦言，自己的寫作生涯是“不斷被打斷的過程”。

從中學時代創作武俠言情小說，到大學讀中文系重拾寫作，再到保研、讀博，學術之路一度成爲她生活的重心。“我們這一代人，高考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張曦回憶，她的第一次創作中斷就發生在高三，爲了應對高考，她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筆。

2002年，她在《上海文學》發表了小說《小艾求職記》，並作爲頭條刊發，這給了她莫大的鼓勵。當時《上海文學》的編輯覺得，小艾是一個像於連一樣野心勃勃的人物，彼時的上海充滿了這樣尋找夢想和野心的人物。隨後的兩三年間，她又陸續創作了多篇作品。然而，隨着進入《學術月刊》工作，以及成爲母親，生活與工作的雙重壓力讓她在十餘年時間裏幾乎停止了小說創作。

“一直到2016年，我才重新拿起筆。”張曦說，那時的她面對孩子的成長與自己的年齡，感到一種緊迫，“我對自己說，我還得重新寫作，再不寫就真的不會寫了。”重啓寫作後，她的節奏慢了下來，思考卻更加深入，“我開始想我的小說到底要表達什麼，我希望能在小說裏多一些對人生的思考。”

《只是朱顏改》作者張曦

作爲“70後”，張曦坦言自己始終沒有下定決心成爲一名職業作家。“我看過很多作家藝術家的傳記，覺得他們的生活太悲慘了，我想要更好的生活。”這種對平衡的追求，或許正是她這一代寫作者的共同特質。

小說的抒情傳統與都市經驗

張曦將她的創作生命比喻爲一幅由“被打斷的時光”與“不變的情意”織成的錦。她坦言，這部跨越二十年的小說集，本質上是她作爲一名新上海人的精神考古——從《小艾求職記》中野心勃勃地闖入都市的小艾，到《只是朱顏改》裏在賣掉的舊居中與過往揮別的凌青，人物軌跡與她自身的生命遷徙形成了隱祕的共振。

張曦深入剖析了自己短篇小說核心主題的演變。早期作品如《陽臺上的女人》，藉助里爾克的詩性叩問愛情中“自我破碎”的真相；《辦公室裏的七朵花》則通過男性視角，審視體制內壓抑的慾望與幻滅；而近作《逃離》與《她們的音樂餐吧》，則更多地聚焦中年女性在獲得物質安定後所面臨的精神“真空”與“女性情誼”。她強調，驅動自己寫作的從來不是宏大的敘事技巧，而是必須被捕捉和定格的、幽微而堅韌的情意。她堅信這種根植於具體生命體驗、無法被算法複製的“抒情”，正是文學作爲“人性堡壘”的最後尊嚴。

張曦雖然注重故事性，但更重視小說作爲一種“有意味的形式”，能夠表達情感、承載記憶。比如《小艾求職記》中不復存在的復旦南區宿舍，《陽臺上的女人》中那個可以俯瞰十字路口的拐角陽臺，都是作者個人記憶與都市經驗的交匯點。

復旦大學教授王宏圖

王宏圖教授從文學史的角度對張曦的作品進行了梳理。他注意到，《只是朱顏改》中的小說創作時間跨度長達二十年，從2002年的《小艾求職記》到2024年的《殘酒春欲晚》，主人公也從剛剛來到上海的外省青年，逐漸成長爲面對中年危機的新上海人。從早期“小艾”基於生存理性的功利選擇，到後來“凌青”們在獲得物質安穩後所陷入的情感迷惘與精神荒漠，恰恰是把一個新上海人在特定歷史時期的處境，以及當時社會的真實變遷，非常生動地展現了出來，形成了一種“不動聲色”的敘事力量。

新上海人的空間敘事

文貴良教授則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切入——居所。作爲一名從湖南來到上海工作、生活二十餘年的“新上海人”，他對小說中人物居住空間的變化有着切身體會。

“假如我有一個湖南朋友問我：你怎麼看上海，我該怎麼回答？”文貴良提出了這個引人深思的問題。在他看來，首先就是“住”的問題。每個人進入上海的方式，決定了他們觀察這座城市的視角。張曦作爲通過讀書進入上海、並在此取得成功的新上海人，她的作品自然帶有這一羣體的標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