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旺達重生：三十年，換了人間

盧旺達，一個位於非洲中東部的小國，西面與剛果民主共和國交界，東鄰坦桑尼亞，北與烏干達接壤，南連布隆迪，素有“千丘之國”之稱。在丘陵起伏間，湖光山色交相輝映，河流滋養着盎然綠意讓其成爲非洲地區最肥沃的土地。

盧旺達擁有非洲最稠密的人口。兩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了超過1400萬人，主要有三個族羣：胡圖族，意爲“耕種者”，約佔盧旺達總人口的85%；圖西族是身材高大的遊牧民族，人口約佔14%。餘下1%到2%是巴特瓦俾格米人，他們是獵人、陶匠等。

由於西方殖民之禍造成的長期對立，1994年4月7日起的100天裏，約100萬盧旺達人慘遭屠戮，其中大部分是圖西人。這是一場慘烈的同室操戈，許多殺人者並非軍人，而是平民百姓，兇器也不是槍支炸彈，而是平日勞作所用的砍刀棍棒。

大屠殺後，盧旺達人深埋內心的創傷，重建家園。“記憶·團結·重生”，這句用英語和斯瓦西里語寫成的醒目標語如今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的街頭隨處可見。由亂及治、由治及興，30多年來，盧旺達換了人間。

記憶

對於美國插畫師羅莎蒙德·卡爾來說，她在盧旺達的記憶是驚心動魄的。1949年，當時年輕的卡爾從紐約搬到非洲生活，最後落腳盧旺達。半個多世紀以來，卡爾目睹殖民主義的崩潰和部族間的血海深仇。

卡爾從一個旁觀者的視角勾勒了一段對盧旺達的個人記憶：1949年的盧旺達是一片充滿魔力的土地——在這片與世隔絕的荒野中，人與動物和諧共處。牧人趕着牛羣去湖泊和池塘邊飲水，直至夜幕降臨，大象開始向水源地遷移，去飲水和洗澡。只需要幾天的時間，人們就可以用樹枝和竹子蓋好一座茅草覆頂的房子。集市不僅是社交聚會的場所，也是貿易中心。在這裏，一張精美的編織草蓆可以換到30多斤的馬鈴薯或一個裝穀物的籃子。

僅僅十年之後，一切都變了。1959年，圖西族和胡圖族爆發戰爭，圖西族戰敗被迫逃離，由此引發了延續幾十年的仇怨和衝突。

其實，在殖民者來到盧旺達之前，胡圖、圖西兩部族和睦相處，只是在社會分工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前者務農，後者放牧，兩個族羣成員的身份存在一定流動性，胡圖人可以因爲獲得大量牲畜或其他財富而被視爲圖西人，而失去牲畜等財富的圖西人則會被視爲胡圖人。

19世紀末，在歐洲列強瓜分非洲的狂潮中，盧旺達淪爲德國殖民地。西方“文明人”不僅帶來了殘暴統治，也帶來了“種族科學”，徹底顛覆了胡圖人和圖西人數個世紀的和睦相處。按照這套理論，白人“優於”非洲黑人，而非洲人也要分出“優劣”。德國殖民者把長相更接近歐洲人的圖西人視爲“優等種族”，將他們作爲“代理人”，利用他們來統治盧旺達。

一戰結束後，在盧旺達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比利時從戰敗的德國手裏接管了盧旺達。隨後，比利時科學家帶着秤、捲尺以及卡尺來到這裏，測量當地人的頭顱、面部和體形，以“科學”區分圖西人和胡圖人。他們由此獲得“重大發現”：圖西人鼻子長度的中位數比胡圖人多2.5毫米，寬度則少約5毫米。以這些微小的差異爲依據，比利時殖民當局自1933年起在盧旺達人的身份證上強制標記“胡圖族”或“圖西族”的種族身份。

美國作家古雷維奇在一本書中寫道，比利時殖民者命令圖西人：“要麼你拿鞭子抽胡圖人，要麼我抽你。”在胡圖人眼中，圖西人變成另一羣“殖民者”，仇恨的種子由此在心中萌芽。

二戰過後，反殖民思潮席捲世界。在盧旺達，無論是胡圖人還是圖西人，都不願再忍受殖民壓迫，開始對殖民者發起挑戰。比利時殖民當局逐漸意識到形勢不妙，轉而支持力量逐漸壯大的胡圖人，試圖以此挽救行將就木的殖民統治。然而正如法國作家弗朗茨·法農所言，“被殖民者反對殖民者的最後鬥爭，往往就是被殖民者相互間的鬥爭。”1959年，胡圖人把憤怒的矛頭指向圖西人。此後的三十餘年間，在西方的干預下，胡圖人和圖西人多次發生衝突。

1993年8月，胡圖人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擔任總統的盧旺達政府與圖西族主導的盧旺達愛國陣線簽訂《阿魯沙和平協議》，旨在結束內戰。正當人們爲和平的到來鬆一口氣時，1994年4月6日，在基加利機場附近，一架飛機被擊中墜落。機上的哈比亞利馬納、布隆迪總統西普里安·恩塔里亞米拉等高官全部遇難。這一事件就像一顆火星，徹底引爆了盧旺達國內矛盾。基加利大屠殺紀念館展出的一張殖民時期老照片上，一雙白人的手用卡尺測量當地人的鼻子長度，這把尺子造成的割裂，最終演化爲一把把滴血的砍刀。

團結

1994年7月，時任盧旺達愛國陣線領導人的卡加梅率軍攻入基加利，很快便控制全國，終結了那場百日慘劇。大屠殺過後，卡加梅接手的是一個滿目瘡痍、四分五裂的國家，基礎設施被毀，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如何重建家園，是擺在新政府面前的首要難題。

當年7月，盧旺達愛國陣線宣佈組建民族團結政府，高層官員中既有胡圖人，也有圖西人。新政府修改憲法，取消身份證登記的種族類別，從此再也沒有胡圖人和圖西人，他們只有一個共同的身份：盧旺達人。此外，盧旺達經過兩次行政區劃改革，將12個省重組爲東方、南方、西方、北方四省與首都基加利市，同時下放權力，調動基層社區治理能動性。

大屠殺對盧旺達司法體系造成了嚴重破壞，盧旺達政府在推動聯合國成立相關特別法庭“嚴懲首惡”之外，設立“加卡卡”法庭，宣揚“真相、公正與和解”，將大屠殺的受害者和行兇者送到這種草地上的“社區法庭”，讓盧旺達人瞭解大屠殺的真相，見證行兇者的認罪和懺悔，鼓勵受害者寬恕與諒解，從而彌合族羣之間的裂痕。自2002年起，盧旺達設立了超過1.2萬個“加卡卡”法庭，審理了190多萬起案件。通過還原真相，盧旺達人邁出推動民族和解的重要一步。除了“加卡卡”，盧旺達還建立多個團結和解村，政府希望在幫助倖存者與肇事者恢復生活的同時，通過交流促進和解、重建信任。

新華社照片，基加利，1月21日，在盧旺達北方省，一輛汽車在由中國路橋和盧本土企業組成的聯營體承建的道路升級項目上行駛。

重生

盧旺達總統卡加梅多次公開表示，要把盧旺達打造成“非洲的新加坡”。由於身處非洲腹地，進出口成本與本土製造業成本頗高，於是卡加梅借鑑新加坡經驗，大力發展旅遊業。盧旺達具有獨特的旅遊資源，同鄰國烏干達、剛果（金）是世界上僅有的三個可近距離觀看山地大猩猩的國家。近年來，盧旺達積極打造結合探險、徒步和觀察珍稀野生動物於一體的“追猩之旅”旅遊線路，每年吸引數以百萬計遊客。此外，爲了打造國家形象，盧旺達還被建設成非洲最乾淨也是最安全的國家，在基加利街頭，重要交通路口有警察持槍上崗，街道整潔有序，分類垃圾箱隨處可見。

除了旅遊業，近年來，盧旺達還重點發展金融、數字、移動科技等產業，通過差異化發展保證獨特優勢。在距市區20分鐘車程的基加利經濟特區，有着非洲首個擁有自己生產基地的本土手機品牌Mara手機，年產量已超200萬臺。而在毗鄰基加利經濟特區的基加利創新城，建有包括4所大學、各類初創企業的孵化空間，向盧旺達學生和專業人士傳授知識和技能。

爲了更好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盧旺達積極向中國取經。2025年初，來自盧旺達穆桑澤職業技術學院電子商務和電氣自動化專業的第一批30名學生在浙江金華完成了爲期一年的實踐學習回國，開始從事電商直播、電商運營等工作。“中國老師不僅教給我們電商平臺管理、數據分析、物流管理等知識，還向我們傳授視頻拍攝、打燈補光等實用技巧。在中國老師搭建的虛擬電商平臺上，我和同學們模擬電商運營場景，比拼誰的銷售額更高。”22歲的盧旺達學員朱斯廷表示，中國在數字技術和商業發展處於全球先進地位。他希望把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經驗帶回國，未來能開設屬於自己的網店。

除了直播帶貨，移動支付在盧旺達也十分普及。多年來，阿里巴巴集團積極助力盧旺達數字轉型。2018年，雙方啓動世界電子貿易平臺，盧旺達成爲首個加入該平臺的非洲國家。阿里巴巴通過數字平臺幫助當地高山茶葉、咖啡豆、辣椒醬等特色產品出口，同時培養當地人的電商意識，提高盧旺達整體數字化發展水平。

由於大屠殺，1995年，盧旺達14歲以下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51%，如今他們成長爲社會的中堅力量，將悲傷掩藏，與更年輕的一代一起擁抱新的生活方式。未來，盧旺達人的頭頂上不僅有浩瀚的星空，還將流淌着數字銀河。或許如卡爾所言，儘管發生了很多事，“盧旺達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