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人是華夏子孫嗎？由三星堆看蜀地之華夏化

《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是歷史人類學家王明珂的“華夏邊緣”系列研究之一，是《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的論述延伸。作者提出“歷史心性”這一關鍵概念，從與“核心典範”敘事相對的“邊緣異例”故事入手，通過文本細讀和模式化情節分析，剖析其中潛藏的血緣、地域、時段等敘事符號，以及斷裂、失憶、拼接等再現方式，重新考察流傳於中原及周邊地區的“英雄祖先故事”與“弟兄祖先故事”。

作者首先由自己在川西羌族的田野調查，提出“弟兄祖先歷史”這一模式化情節，並與正史記載的“英雄祖先歷史”進行了對比，提出“歷史心性”對歷史敘事的影響。接下來各章，作者依次梳理了中原華夏、蜀地、東北、東南、西南、西北、北方、南方等各區域各族羣的祖先起源記載，對這些或爲傳世方誌文獻、或爲私家筆記傳說的文本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分析，進而展示了故事形成的時代和社會背景。藉由對“歷史心性”及受其影響而產生的“歷史敘事”的深入分析，全書提供了一套有關族羣起源的反思性歷史認知。

《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王明珂 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三星堆與蜀地之華夏化

先秦文獻對戰國時代以前蜀地之人與其國家的記載不多，也不明確。然而漢代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卻出現了許多對於古蜀國及其歷代帝王事蹟的描述。這些漢晉時期關於古蜀的史料，除了少數見於《史記》《世本》等一般性中原史籍外，多見於《蜀王本紀》《蜀本紀》《本蜀論》《華陽國志》等蜀人（包括長期留居本地的中原士人）的著作。這些蜀人作品專論蜀及鄰近地區之事，內容包括本地歷史、軼聞，以及許多如神話的敘事。《蜀王本紀》《蜀本紀》《本蜀論》等早已佚亡，今日我們見到的只是被引在他書中而保存下來的一些殘篇片言。晉代蜀人常璩所作《華陽國志》則是一部完整而豐富的作品。雖然這些文獻寫成的時間遠晚於三星堆文化的時代，雖然其中包含許多神話與地方傳說，且大都不完整，但由於其作者們皆爲蜀人，知曉本地典故，因此當代中國史家普遍認爲這些著作中應保存了一些歷史事實。配合着出土考古材料提供的線索，歷史學者得由這些史料中重新萃取過去發生的事，來重建古蜀歷史面貌。以下，我們看看這些所謂“二重證據法”下的古蜀歷史研究，也是對三星堆文明的歷史解釋。

首先是三星堆文化中眼睛造型特殊的青銅人像，與傳說中之古蜀帝王蠶叢間的關係。據稱爲西漢蜀人揚雄所作之《蜀王本紀》中記載，蠶叢爲蜀最早的帝王，其後有柏濩、魚鳧、蒲澤、開明等相繼爲王。《華陽國志》中記載的古蜀帝王傳承與此類似，而又進一步稱蠶叢“縱目”（眼是豎的），所以其國人的墓被當時人稱爲“縱目人冢”。由於三星堆文化遺存出土的青銅面具與人像的眼睛，普遍尾端上揚而呈現豎目狀，許多學者因此認爲此即縱目的蠶叢，並認爲蠶叢爲三星堆文化人羣的神性祖先，或稱此古蜀人羣爲蠶叢之族。廣漢的三星堆文化都城遺存究竟是哪一位古蜀帝王的城邑，也是學者們討論的焦點。雖然他們大多認爲此爲文獻記載中的“瞿上”，但它究竟是柏濩氏、魚鳧氏或杜宇的都城，學者們還是意見不一。《蜀王本紀》又記載，荊有一人名鱉靈，死後其屍體漂流至郫，而神奇地復活了。後來望帝（杜宇）以他爲宰相。因其治水有功，望帝將帝位禪讓給他，而後者便是古蜀的開明帝。因戰國時期蜀之考古文化中有強烈的楚文化因素，許多學者皆認爲此文獻記載反映戰國時蜀的這位統治者來自荊楚地區。

其次是古蜀帝王與黃帝的關係。《華陽國志》及其他文獻中記載，黃帝之孫帝嚳，曾將一個庶出的兒子分封至蜀地。原來黃帝時代邈遠，少有當代歷史學者相信與之相關的歷史。然而由於廣漢三星堆遺存的最早階段可溯及新石器時代晚期及夏代（中國古史傳說中約存在於公元前2000—前1600 年左右的朝代），因此有些學者認爲古文獻稱蜀王爲黃帝后裔的說法，在此能得到一些考古學上的支持。如一位學者的研究指出，文獻中稱蠶叢最早居於“岷山石室”，因此他是來自岷江上游的古蜀帝王。黃帝族沿雅礱江而下，與當時已遷於成都平原的蠶叢（蜀山氏）結姻，而他們都是先後由西北南下之“氐羌系民族”的支系。

便是如此，許多歷史學者以中國歷史文獻材料，來解讀三星堆與其他本地考古文化遺存；將這令人驚訝且感到陌生的考古發掘呈現之古文明，與人們熟悉的歷史知識結合。如此產生的新知是，一個統於一君且代代相傳的古蜀王國之歷史，而這歷史又與人們熟知的中國古代史在若干點上相聯結。然而如我們前面提及的，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考古面貌所展現之多元中心，以及各時代文化間的斷裂與創新等現象，似乎與這樣的歷史建構並不全然吻合。再說，即使如此建構的歷史是正確的，我們仍需要解答一個問題：爲何我們，當代熟悉中國歷史的人，會對這些考古新發現感到驚訝？無論三星堆文化時期發生了什麼事，今人對它的驚訝反應，反映長期（或自漢代）以來人們對它們全然無知；那麼，由戰國至漢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即使本地人也對這些過去幾乎全然失憶？

漢晉蜀人對過去的失憶

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在其名著《屠貓狂歡》的前言中提及，當我們覺得不能理解一個古代的笑話或諺語之時——譬如爲何18 世紀歐洲人常常虐殺貓或將之當作一種幽默的惡作劇——這正表示我們觸到一個通往過去的窗口，一個讓我們得以瞭解古人的最好切入點。根據我的理解，他提及的切入點，也就是異例。以上廣漢三星堆的豐盛考古發現，人們對此中原以外古文明的驚訝，漢晉文獻中關於蠶叢的奇怪記載，都是異例。

許多的異例皆來自邊緣—文化邊緣（初民、原住民）、空間邊緣（邊疆）、時間邊緣（古代）與社會權力邊緣（社會下層）。這是由於，我們的知識理性常被主流社會建構的知識與價值觀所左右，以致我們常忽略來自邊緣的聲音、邊緣的現象。如將一個對我們而言陌生且不可信的敘事當作神話而忽略它，或根據我們的歷史理性，從神話中抽取一些元素重新組合爲“歷史”。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都是忽略異例，也都造成人們對過去的失憶。事實上異例不僅能讓我們認識過去與他者，也能讓我們認識當代與自己。以下，我以三星堆文化及關於古蜀的歷史文獻爲例，來說明這樣的研究旨趣，相關的分析方法，以及說明此古文明被古人失憶的社會背景及過程。

對於一個奇怪的文本，一個異例，我們的分析要點並非指出其謬誤或剔除其中的不實成分，而是由其敘事中探索作者的動機、意圖，以及他在何種社會情境下產生如此陳述。換句話說，將文本視爲作者的陳述，我們探詢的不是他到底說了些什麼，而是他爲何如此說，試圖瞭解他話語中的弦外之音。我們先看看《蜀王本紀》中兩段關於蠶叢的記載，聽聽當時的蜀人怎麼說。

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

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後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魚鳧田於湔山得仙，時蜀民稀少。

以上第一段文字中，“椎髻”是指將頭髮綁成如椎的髻結；“左言”指說奇怪難懂的話。這是作者以粗鄙的語言與髮式習俗爲喻，來將本地的過去異質化。“不曉文字，未有禮樂”是將本地的過去蠻荒化。稱開明到蠶叢共三萬四千年，稱這些帝王各活了數百歲，說他們未死而都成仙而去，文本作者意在將本地人對這些古帝王的記憶遙遠化、神異化。最後稱”其民亦頗隨王化去”或稱“時蜀民稀少”，這是切斷當世蜀人與這些古帝王及其百姓之間的關係。

由這些文本敘事看來，對於本土記憶中蠶叢等古帝王所代表的過去，漢晉時期蜀人知識精英在其歷史著作之敘事中有意或無意地將它們異質化、蠻荒化、遙遠化、神異化，並切斷其與當代本地人的關係，以此遺忘一些本土“歷史”。他們如此爲的緣由，或導引他們如此書寫的社會背景，是當時他們的華夏認同。接着我會說明，在此族羣身份認同下，他們接受一些新的“歷史”，也需要遺忘一些不合誼的歷史記憶。

《本蜀論》與《蜀王本紀》等文獻，在描述蠶叢、柏濩、魚鳧等帝王后，又提及杜宇、開明兩帝之事蹟，同樣十分神奇。《蜀王本紀》對此之記載如下：

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墜，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爲宇妻。乃自立爲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復出。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隨水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靈爲相。時玉山出水，如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鑿決玉山，民得安處。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慚愧，自以德薄不如鱉靈，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

在此文本敘事中，由天而降的蜀王杜宇，在位百餘年；這時，過去消失的民衆又出現了。後來由荊楚漂來一具浮屍，到此復活，他就是鱉靈。杜宇以鱉靈爲民除水患有功，以及自覺失德，所以將帝位傳給後者，鱉靈就是開明帝。在這文本敘事中，同樣的，兩位古蜀帝王的“起源”都帶有神異色彩。以“禪讓”來解釋他們間的政權傳承也十分勉強。這更像是，作者將兩個獨立的神話性祖先起源故事串接在一起。

另外，前面提及的此文本內容，如稱蠶叢、柏濩、魚鳧、蒲澤（杜宇）、開明共經歷了三萬四千年，如稱他們後來都成仙而去，以及其百姓也跟着消失；這些也都顯示他們可能原來是獨立的地方性祖先神話之傳說人物。這樣的文本現象，也讓我們懷疑古蜀是否有一長期前後相繼的統一王權；由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橋文化的考古遺存，也難以證明這樣一個政權的長期連續性存在。

整合多個英雄帝王祖先故事以建構一個前後相承的蜀王系譜“歷史”，而又在敘事間將此“歷史”變成“神話”，並切斷它與當時蜀人之間的關係，這看來是相當矛盾的文本現象，一個異例。我認爲，造成此異例與矛盾的時代社會背景，應是漢晉時本地人的“蜀人”認同與“華夏”認同。他們以蠶叢等古帝王的記憶來強化其蜀人認同，然而在此時蜀爲漢郡、蜀人也自稱華夏的情境下，以及在強勢的中原歷史記憶影響下，本土帝王之“歷史”便被他們書寫爲“神話”了。在華夏認同下，他們建構、接受或相信的“歷史”，與時人相關的“歷史”，便是古蜀帝王爲黃帝后裔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