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心普拉：無法回家的水手們丨文匯筆會

“在伊利里亞人的河邊，他們停下了船槳……建立了一座城，希臘人稱之爲‘流亡者之城’，但在他們的語言裏，它叫Polai。”

——古希臘詩人卡利馬科斯的史詩《起源》（Aitia）

夕陽的金色光線覆蓋大地，黃浦江面一池碎金，貨輪穿過盧浦大橋底下，汽笛發出嗚咽的低吟。我坐在黃浦濱江大道邊的木椅上，遙看遠處高大的墨綠色塔吊，它們宛若騰空而起的火烈鳥，被定格在岸邊。

上海的西岸濱江常勾起我的往日情懷，相似的場景，相異的情緒。那時候我旅居在伊斯特拉半島（Istra），沿着亞得里亞海的海岸線，逐一去往不同的海濱城鎮。在半島南端屬於克羅地亞的海港普拉（Pula），時光在歷史中動彈不得。那是頹敗的海港，有古羅馬的底子撐着，不致風度敗壞，人們在道路上緩緩而行，姿態優雅，空氣中彌散着茉莉花的香氣。

傍晚，古董大街對面的退伍軍人中心花園裏飄出肖邦的音樂，鋼琴聲如水又如風，吹到街的這邊來，吹起威尼斯雕花陽臺上的白色紗簾。大街如象牙棋盤，明淨光滑，街道寂靜，全不見海濱飆車的亂景。不遠處的港口，已然衰敗的烏里尼亞克船廠的起重機正在工作，發出悶悶的機械作業聲響， 離港貨船的汽笛聲渺遠。在普拉，聲音都似低吟，無聲勝有聲。

普拉的岸邊船廠

相傳在3000多年前，希臘英雄伊阿宋率領着阿爾戈號的船員，在科爾基斯（Colchis，今黑海沿岸）偷走了金羊毛。幫助伊阿宋盜取寶物的，是科爾基斯國王的女兒美狄亞，她被愛情衝昏了頭腦，背叛了自己的父親和國家，和伊阿宋私奔。

國王怒火沖天，派美狄亞的兄弟、他的兒子阿普緒耳託斯（Absyrtus）率領艦隊追擊阿爾戈號。這絕命追擊一路到了亞得里亞海的北邊，到了伊斯特拉半島。在一場衝突中，阿普緒耳託斯魂歸黃泉。失去了王子的科爾基斯水手們猶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他們既跟丟了阿爾戈號，沒有抓到伊阿宋，沒有奪回金羊毛，又沒有保護好王子，如果就這樣空手而歸，等待他們的唯有死刑的判決。

來自黑海的追捕者，於是變成了亞得里亞海的流亡者。與其回去受死，不如就地生根。他們在王子死去的地方，建立了一個新的定居點，並將此地命名爲Polai。在古希臘及其傳說中，Polai意思是“逃亡者之城”（City of Fugitives）。

當然只是傳說。根據更嚴謹的說法，語言學家認爲克羅地亞語的普拉（Pula）可能來源於古希臘語的Polis，即城市，或者來源於伊利里亞語（Illyrian language）的“清泉之地”（伊利里亞語是一種未證實的語言，只能通過人名、地名和古希臘/羅馬文獻的記載來推斷）。然而，傳說幾乎是直覺性的，讓這座海港城市憂鬱難解的氣質變得合理——從城市的創始者開始講述，普拉象徵着無法回家的宿命。旅程戛然而止，追逐猝然終結，水手們放下船槳，接受新的命運。

從遠處看普拉競技場（Pula Arena），這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羅馬圓形劇場之一

普拉的命運和千百年來巴爾幹半島上無數個城鎮的命運同頻共振——不同的帝國在這裏來來去去，城市猶如千層之石，每一層都留下帝國的痕跡。普拉也是如此，卻更顯寂寥。最初的建城地點是在史前的山丘要塞上，只是更大聚落的周邊地區，直到羅馬人的到來扭轉了普拉的位置。得益於優越的防禦地形和優良的深水港特性，普拉從公元前1世紀開始就成爲帝國不可替代的港口城鎮和重要的行政及軍事中心，它是羅馬衛城，是17世紀威尼斯共和國要塞的樞紐，拿破崙在亞得里亞海的必爭之地，19世紀奧匈帝國海軍的主要海港。

羅馬人、威尼斯人、法國人和奧地利人先後成爲它的主人，但它一直保有意大利特色，是意大利民族“收復運動”試圖贖回並重新歸入意大利的土地，是但丁筆下“意大利的盡頭”。然而，意大利對普拉的影響可謂譭譽參半。

在漫長的三千年歷史中，不朽的篇章由古羅馬人書寫。羅馬帝國爲普拉留下三座恢弘的建築，猶如古羅馬的三座豐碑：象徵帝國威嚴的普拉競技場、體現信仰權威的奧古斯都神廟和彰顯地方家族榮耀的塞爾吉凱旋門（Arch of the Sergii）。它們是帝國的迴響，凱撒的殿堂，權力的印跡，它們全都倖免於時間的侵蝕，也逃過了歷史的劫難。可惜，西羅馬帝國崩潰後，普拉向威尼斯共和國宣誓效忠，長達六個多世紀的威尼斯統治，卻讓普拉在城市繁榮和人口數量達到歷史最低點，到1750年代，普拉的人口只剩下約3000人，古城大片荒蕪，雜草叢生。

待到威尼斯共和國崩潰和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普拉成爲龐大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諷刺的是，正是由於威尼斯共和國時期留下了大片廢墟，這座海港纔可以幾乎從零開始，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實現爆炸式繁榮。19世紀中葉，奧匈帝國將普拉指定爲帝國海軍的主作戰基地，維也納向普拉投入了“無限的財政資源”，使其變成了一座“幾乎全新的城市”。宏偉的中歐建築遍佈全城，新古典主義風格的海軍部大樓、火車站和新藝術風格的裏維埃拉豪華酒店的建造，把建築的二元性融入普拉的血液：一半古羅馬遺風，一半中歐神韻。

普拉競技場內部全景

1918年奧匈帝國的坍塌也崩壞了很多東西。帝國的亞得里亞海港被悉數瓜分，普拉併入意大利王國。日漸瘋狂的意大利民族“收復運動”，以及如鬼火般蔓延的法西斯思想，共同腐蝕着伊斯特拉半島上所有多民族共生的城鎮的肌體。此時的普拉，克羅地亞人已經佔了多數，但是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採取了強制同化的措施，強迫斯拉夫人修改克羅地亞名字，使之意大利化，甚至將墓碑上的死者姓名也替換爲意大利式的名字。大量的克羅地亞人逃往後來的南斯拉夫王國。

暴行意味着或早或晚的反噬，你永遠無法預知，復仇的怒焰何時讓你烈火焚身。在二戰的最後階段，南斯拉夫共產黨和游擊隊解放了普拉，但這一過渡時期動盪流離，充滿暴力的陰影。

1947年，普拉正式併入南斯拉夫，這一轉變引發了伊斯特拉人口大遷徙，也成爲普拉歷史上最深刻的人口事件之一，大量在此定居的意大利裔居民逃往意大利，這場超過35萬人的戰後大流亡降臨在幾乎所有的伊斯特拉半島的意大利人身上，他們留下的空缺由南斯拉夫人填補，導致普拉在文化和人口結構上發生功能性的重建，也從根本上改變了文化認同。在南斯拉夫統治下，原來的意大利名稱“波拉”（Pola）被宣佈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克羅地亞語的普拉（Pula），留下來的意大利人則面臨被南斯拉夫當局更改姓氏的窘境。

被迫離開普拉的人，重新紮根普拉的人，都是這片土地上希臘神話中水手們的後代。千年以前，面對汪洋大海，折戟於此的水手再難回到自己的黑海故鄉，千年以後，流亡者一次次渴望重返家鄉。意大利裔的流亡者甚至認爲，伊斯特拉的鼠尾草和迷迭香比世界其他地方的香味更爲濃烈。

1904年，《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喬伊斯帶着諾拉從愛爾蘭私奔，來到伊斯特拉半島。經過近三週的旅行箱式的生活，他們抵達普拉時已經衣衫襤褸，筋疲力盡。在他們長達37年的歐洲“自願流亡”生活中，普拉是第一站。喬伊斯對這座城市毫無好感，充滿怨言，把它描述爲“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一個被塞進亞得里亞海的狹長而無聊的地方，這裏住着戴着小紅帽和穿着巨大馬褲的無知的斯拉夫人”。

喬伊斯討厭普拉，儘管在20世紀初這裏已經成爲奧匈帝國優良的國際海港，可是他依然刻薄地對弟弟斯坦尼斯勞斯寫信抱怨說，普拉是“海上的西伯利亞”，充滿了無聊的水手，枯燥的軍事氛圍，以及被流放的淒涼感覺。喬伊斯將自己的貧窮、不得志、水土不服的困境都歸咎於普拉，也許是因爲他那時候還是一個年輕的、缺乏經驗的語言老師，被學校無情的日常工作壓得喘不過氣。普拉那些美麗的古羅馬遺蹟，比如競技場、奧古斯都神廟、羅馬劇院、充滿荷馬色彩的郊區村莊、著名的山丘堡壘，他統統視而不見。在普拉待了短短几個月時間，喬伊斯如逃命般地奔赴了的裏雅斯特（Trieste）。那座更多元更混雜的邊境城市（當時屬於奧匈帝國，現在是意大利城市）佔據了他人生中將近16年的光陰，吞噬了他的肝臟。（“Trieste has eaten my liver.”）

塞爾吉凱旋門（Arch of the Sergii)），連接着新城和古城

早晨的太陽高升到天頂，中午時分的塞爾吉凱旋門亮光四散，明亮如天堂的門口。穿過這扇用石灰岩壘砌的刻滿精美石雕的高大拱門，跨過三五級臺階，就可以來到Uliks（Ulysses）咖啡館。百葉窗邊的門口坐着喬伊斯的銅像，他一臉愁容，卻又滿臉倨傲，看着凱旋門的方向，眉頭緊皺，一語不發。對於普拉，他是有多少怨氣呢？也許在那一刻，他也對千年以前流落普拉的水手們有了感同身受的痛楚。他們都無法回家。

來源丨文匯筆會

作者丨柏琳

編輯丨吳澤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