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強國人才培養，要打通哪些梗阻？
建設製造強國已成爲支撐我國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戰略任務。這一宏大目標的實現不僅需要硬核的技術與裝備，更需要能夠完成原始創新突破並實現產業落地轉化的高水平人才。從基礎科研到工程轉化是一條由“認知突破”與“實踐轉化”共同驅動的複雜鏈條，兩端能力結構的協同是解決“卡脖子”難題、完善創新鏈與產業鏈銜接的關鍵。人才培養也亟需關注兼具“認知突破能力”與“實踐轉化能力”的複合型人才及其精神特質的協同效應，通過源頭創新與工程應用的互動，形成貫穿創新全過程的良性循環生態。
創新鏈“兩端能力”的分工與共生
當前，我國製造強國建設進入“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的攻堅階段。高端人才供給不足是制約產業升級的瓶頸，而這一“瓶頸”的深層癥結不僅在於技術能力缺口，更在於創新鏈條中“認知突破”與“實踐轉化”的系統性脫節。因此，要提升我國製造業人才供給質量，首先需要釐清創新鏈條兩端的功能分野與協同關係。一端側重面向未來、着力推動原理性突破與理論創新，強化“認知前沿”的探索能力，它體現爲由好奇心所驅動的對未知領域的純粹探索，崇尚真理至上，敢於批判與質疑，思維模式是發散的、非線性的。另一端強調“求效”，精髓在於實踐轉化能力，運用科學原理解決現實世界中的複雜問題，注重可行性、經濟性與可靠性，着力解決現實情境中的複雜技術問題，保證創新成果能夠可靠、安全、經濟地投入實際生產。
兩類能力並非對立，而是在科技創新全過程中形成互爲條件的共生關係。基礎研究的原創突破是工程創新的源頭，工程實踐中的難題則不斷爲基礎研究提供真實反饋與新的研究方向。例如高端軸承製造中，金屬摩擦學的理論進展爲靜謐加工技術的優化提供方向；新能源汽車的低溫衰減問題反過來推動了電解液基礎機理研究的深化。這種“認知-實踐-再認知”的循環機制，構成推動核心技術突破的關鍵動力鏈，在C919大飛機、高端芯片等重大工程中已有充分體現。
協同育人的三重現實梗阻
儘管在理念上強調創新鏈條的系統協同，但從實踐層面看，我國製造業人才培育中仍存在“重理論輕實踐”“重技能輕認知”的現象，未能形成兩種能力的深度融合。
一是認知分化導致的定位錯位。社會觀念乃至教育體系中，基礎研究與工程實踐被割裂看待，形成各自爲政的價值導向。部分製造企業過度強調“實踐導向”，將基礎研究視作“無用之功”；部分科研機構則過度凸顯“理論導向”，忽視成果轉化的價值。這種“替代思維”導致人才在價值認同上過早分流，難以孕育兼具兩種特質的複合型人才。而這種思維本質上是對創新鏈流程的認知割裂，忽略了兩種能力的協同價值。
二是教育體系的分段培養存在脫節。高等教育體系學科專業劃分過細。理科教育往往“重理論、輕實踐”，工科教育則“重技能、輕認知”。產學研合作往往僅停留在“項目對接”的淺層次，缺乏圍繞創新鏈全過程的人才協同培養機制。
三是制度支持與評價體系不匹配。現行評價與激勵體系存在“重論文、輕轉化”或“重產值、輕創新”的單一導向，缺乏“協同貢獻”導向。科研人員投身成果轉化的價值未得到充分認可，工程師參與基礎研究深化所作出的貢獻也容易被忽視。同時，創新鏈上下游的資源配置存在明顯錯位，導致“理論-技術-產品”的轉化通道受阻，尤其是“從實驗室到生產線”的關鍵通道不夠順暢。
構建“四位一體”融合路徑
破解上述難題，需要在教育改革、產學研協同、制度保障與社會文化營造四個層面協同推進，推動複合型人才的成長。
第一，深化教育改革，築牢“融合根基”。打破學科壁壘，在理工科課程中增設“科技倫理與工程實踐”“創新鏈管理”等交叉課程，通過推行項目式教學和“高校導師+企業導師”雙導師制等方式，爲學生提供場景化歷練，讓學生在“模擬科學家角色（理論方案設計）－模擬工程師角色（技術轉化）－成果展示”的全流程真實項目中，完整經歷從理論設計到工藝優化的全過程，在實踐中理解協同邏輯。
第二，強化產學研協同，搭建“實踐載體”。鼓勵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科學家+工程師”跨職能創新團隊和可以實現“認知-實踐”轉化的聯合實驗室。明確協同分工，建立常態化的溝通與反饋機制。重點加大對中試基地的投入，打通從實驗室樣品到生產線產品的關鍵通道，爲協同提供實體平臺。總結推廣典型協同創新案例，以塑造可複製的培養路徑。
第三，優化制度保障，注入“協同動能”。改革評價體系，在科學家考覈中加大“成果轉化貢獻”權重，構建“協同貢獻”導向的評價指標體系，在工程師評價中引入“理論應用創新”指標，對取得突破的“科學家+工程師”聯合團隊給予重點激勵。優化創新鏈各環節的資源配置，從制度上引導和保障協同實踐。
第四，營造社會生態，培育“協同文化”。加大對科學家與工程師協同創新典型案例的宣傳力度，諸如製作相關紀錄片等。推動“創新雙驅”理念進校園、進企業，通過講座、文化活動等形式，在社會層面形成尊重科學、崇尚工匠、認同協同的良好氛圍。借鑑發達國家協同創新經驗，結合我國國情進行制度創新。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