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追夢人，治理新社區！上海新型社區探索租戶自治新路徑

新型居住型社區，涵蓋保障性租賃住房、人才公寓、市場化長租社區等，是不少青年人才、新“滬漂”來到上海後的“第一站”。

這裏，與傳統居民區的氣質迥異：住戶大多是年輕租客，流動性高，鄰里間只是點頭之交。然而，他們對城市的歸屬感、社羣的認同感以及自我實現的渴望，卻很強烈。

數據顯示，上海已有近1500個新型居住社區項目，入住約60萬人。這些社區形態多元：有的由地產企業自持運營，有的由園區統一租賃給員工，產權方、運營方、物業、住戶、商戶等多方主體交織。

如何讓這些都市追夢人，從匆匆過客變爲社區主人？這已成爲上海超大城市治理的一道新課題。昨天，全市推進新型居住社區治理現場會召開，配合近期印發的《關於加強黨建引領新型居住社區治理的工作指引（試行）》，爲系統破題提供了政策框架與實踐路徑。

“住委會”搭建平等開放參與平臺

在黃浦區半淞園路街道璟灣社區，居民區書記汪嘉梁曾敏銳察覺到一種“身份溫差”——保租房的年輕租客們往往自視爲社區的客人。一扇門，隔開了他們與外部世界的深度連接。

保租房小區居民自發組織二手交換夜市

轉變，始於一次因嵌入式培訓機構引發的停車糾紛。社區沒有沿用傳統行政路徑，而是由一個新生的組織——“住委會”出面，召集商戶、住戶協商，最終明確了車位分時使用規則，並計劃聯動周邊學校資源紓解停車難題。

“住委會”就是這一新型社區探索出的創新之舉。在上海相關規定尚未明確前，社區已先行先試。它由住戶民主推選產生，成員涵蓋租戶與商戶代表，旨在建立一個平等、開放的議事平臺。“他們不喜歡被安排，但內心願意爲社區做事。”半淞園路街道副主任徐燕雯道出了年輕人的特質。

創業青年王博便是“住委會”中走出的典型。“滬漂”多年後，他在璟灣社區找到了歸屬。從參與調解、商議規則，到共同起草《住戶守則》，他完成了從客人到主人的轉變。

“我們入住時籤的《入住協議》有三十幾頁，簽完誰也記不住，內容多聚焦‘室內禁止事項’，對公共空間如何共治、矛盾如何協商卻鮮有涉及。”王博回憶道，制定住戶守則的過程，堪稱一場生動的“基層民主實踐”。產權方首次讓渡了部分規則制定權；專業法律顧問提供支持；線上線下7次座談、覆蓋近半住戶的問卷調查……一條條規則在碰撞與對話中逐漸清晰。

數據給出了最直觀的印證：在璟灣社區，住戶月更換率已從2024年3-6月的30%至35%，下降到今年6-9月的13%至18%。

“大家最初覺得，房子是租的，住不慣隨時可以走。”街道相關部門同志坦言，“但現在大家都意識到，只有留住人，再留住心，保租房社區才能更好地良性運轉。”

形態各異的社區，找到適配治理“接口”

面對形態各異的新型社區，上海正推行分類施策、循序漸進的覆蓋策略。市委社會工作部基層治理指導推進處處長陳城在解讀《指引》時介紹，對位於現有居村“四至”範圍內的，推動有序納管；暫不在範圍內、不具備新建居委會條件的，由鄰近居委會靈活代管；條件成熟的，則支持其孕育全新的居民自治組織。

這套有彈性的機制，將在全市範圍內複製推廣，爲形態各異的社區找到適配的治理接口。

如奉賢區金海街道豐樂居委會，是全市首個在保障性租賃住房社區成立的居委會。面對產權分散於17家企業的複雜情況，社區黨支部創新構建“三方協同”機制：組建“樂企聯盟”，變企業房東爲治理合夥人；邀請企業管理者擔任“高管樓長”；首創“企業積分制”，將對社區的貢獻轉化爲企業的信用資產，形成了“社區、企業、居民”穩定互動的三角架構。

“基層治理工作要服務羣衆、凝聚合作力量。”市委社會工作部副部長曾羣表示，要把資源力量下沉到基層一線，從新型居住社區的實際需要出發。

治理的深化，始於對需求的精準洞察。在許多新型社區，“錯時走心”的需求調研成爲標配：浦東新區南碼頭街道的社區幹部利用晚間與週末走訪，摸清青年羣體的真實痛點；奉賢區豐樂居委會開設延時服務窗口，打造夜間服務品牌，解決從網絡信號到共享充電樁等40餘項“8小時外”難題；浦東新區張江鎮爲國際社區青年開通5條定製班車線路，破解“最後3公里”通勤困境。

更深刻的變革，源於激發社區的內生力量。“黨建+主理人”自治模式正在興起：來自居民的“社區主理人”，孵化出讀書會、運動營、公益團等特色社羣；在某些社區，居民甚至自主發起成立公益基金會，鼓勵商戶將資源融入公益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