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潮流，現代社會的身份遊戲

《地位與文化：身份焦慮如何塑造審美與潮流》，［美］W.大衛·馬克斯 著，楊凌峯 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5年出版

在我老家鄉下，農民有錢之後，通常第一件事就是蓋樓，裏面毛坯不要緊，但外觀一定要“氣派”。這也情有可原，畢竟在任何一個社會，人們總難免陷入一種身份焦慮之中，渴望自己的成就得到社會承認，如果努力的結果卻無法提升身份地位，那奮鬥還有什麼動力？所以項羽才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

在傳統的熟人社會里，這常常是一個“面子問題”，但到了現代社會，身份焦慮不但驅使人們“求取富貴”，而且會推動文化變革。W.大衛·馬克斯在其新著《地位與文化：身份焦慮如何塑造審美與潮流》一書中如是概括：“這裏的相互作用要深刻得多：地位塑造我們的心願和慾望，爲美和善設定標準，以此框定我們的身份；地位造就集體行爲和道德，激勵新的審美感受力的發明，並自動充當文化持續改變的發動機。”

有必要指出的是：也正是到了現代社會，身份地位才成爲一種全民焦慮，並且更多地是由文化起到決定性作用。傳統社會的一個關鍵特徵，就是地位通常不取決於個人努力，而是由血統先天決定的，階級地位不可逾越。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常常發展出一種宿命論的態度， “逆天改命”既然是癡心妄想，那還不如安於現狀。

只有當一個社會承認每個人都有權通過自身努力獲得相應地位和聲望時，文化才變得越來越重要。事實上，我們現在理解的“時尚”一詞的含義，直到1630年代纔出現在英語裏，因爲只有到了近代初期，新興的資產階級纔開始通過文明禮儀、文化符號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並因此形成潮流，而當舊時尚被越來越多的人採納之後，就失去了其作爲地位象徵的價值，新時尚於是應運而生。例如手機的潮流形象，在1990年代的港劇裏，墨鏡富豪掏出的大哥大還是一種奢侈品，到了2000年，諾基亞廣告裏的年輕人又以叛逆、潮流的形象霸佔屏幕。誰又曾想不過十年，智能手機就橫掃市場，鍵盤手機很快也成了落伍的象徵。

手機還是手機，功能上也還是能用，但它的地位價值則時刻在變化，這就給人施加了一種無處不在的同儕壓力。有些人甚至每年更換兩三款手機以符合自己“引領潮流”的人設。大衛·馬克斯花了幾十年的時間觀察音樂、藝術和時尚新趨勢的實時呈現與演進，解析海量的潮流案例，正是爲了打破這種文化資本製造的身份幻覺。

正如這本書一再指出的，商品的符號價值常常超越功能價值。地位象徵依賴於某種關聯，被人解讀爲信號，隨後帶來社會認可，而我們之所以覺得某個物品或行爲有價值，正是由我們身處其中的文化決定的。

通常來說，如果一個人有能力消費超出生存必要的非必需品，則有助於提升其社會地位，實際上，大部分時尚物品都不是生存必需，那是“有閒階級”的遊戲。但也並不是花的錢多了就必然能得到認可，本書舉了一個相當具有諷刺意味的例子：“垃圾車比大多數蘭博基尼車款都更貴，但沒人會認爲垃圾車是豪華車，因爲有錢人不開。”

從某種意義上說，後現代文化已經對原有的“生產/消費”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戰，尤其是年輕人，情願爲他們認爲值得擁有的商品付出高價，而所謂“值得”，往往正是文化賦值的，例如他們追捧的明星所代言的產品。後現代社會，只有具備獨異性，善於引領潮流，才能巧妙地借用文化爲品牌和產品賦值，從而獲得更高的利潤。

圖源：視覺中國

這是當下社會不得不面對的挑戰，不過，大衛·馬克斯真正憂慮的還不在此，而是文化創新如何保持強大的活力。在他看來，網絡時代的迅速傳播正在衝擊着文化生產和審美潮流：“互聯網文化的瘋狂節奏迫使人們的人格面具變化加速，遠遠超出了可接受的範圍。這種情況下，精英們不捲入新潮流，處境反而更好，如此一來，文化就會變得保守。數量極大、速度極快的信息也剝奪了我們與藝術作品形成情緒和審美紐帶所需的時間。”

問題可能還不止如此。互聯網也衝擊着原本由文化精英所把持的審美趣味，原本一件藝術品究竟是好是壞、值多少，往往是由少數頂尖的評論家說了算的，但現在，至少在流行文化中，卻不再取決於質量而是數量了——受更多人追捧的就是好的。儘管這有時令人沮喪，但或許也不失爲一個好消息：當一種文化品味不再像以前那樣與身份地位深深綁定時，它就被相對化了，到那時，每個人都可以更自由地選擇自己真正喜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