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蟄存往跡掇採
[題記] 光陰如白駒過隙，一晃，已是施蟄存先生誕辰120週年，感慨不已。尚在今歲早春時節，拙著《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增訂本》《施蟄存年譜》相繼印行，而當前躬逢其盛，姑且放下雜事，開卷校閱，回味一番。於是，連日燈下翻看這兩部書，順手摘錄往跡考若干，便成如次零散小段，私以書摘名目，以志紀念。
《施蟄存年譜》，沈建中 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
誕生日
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12月1日，星期五，晚上約在19時至21時之間，即農曆乙巳年（蛇年）丁亥月（十一月）甲戌日（初五）戌時，誕生於杭州水亭址錢塘縣學府（學宮）旁（今杭州上城區中河中路）的家裏。生肖屬蛇，排行爲二，故自稱“施二”。
《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增訂本》，頁1
創辦瓔珞社
1925年12月，與戴望舒、杜衡等人結爲文學社團瓔珞社，籌辦《瓔珞》旬刊。自述“這是我們辦的第一個新文學同人小刊物”（《震旦二年》）。據沈子成記述，“施氏告訴我，‘瓔珞’的取名，系採微小珍貴之意”。（《記水沫社》）另據趙景深回憶，“戴望舒、施蟄存和杜衡，也是彼此非常要好的，所以我稱之爲文士三劍客；這文壇三人以前曾自費刊行過一種刊物，名叫《瓔珞》，在形式方面很美觀，我猜想這或許是蟄存最初的嘗試”。（《文士三劍客》）
同上，頁91
婚禮
1928年12月5日，與陳慧華女士在松江舉行婚禮。（有關婚禮之年份，可參看《我的日記》）自述“是在1928年陰曆十月二十四日”。（複葉永烈函，1987年11月11日）“馮雪峯、姚蓬子、丁玲、胡也頻、沈從文、徐霞村、劉吶鷗、戴望舒等許多文藝界朋友都從上海來參觀婚禮。從文帶來了一幅裱好的賀詞。這是一個鵝黃灑金箋的橫幅，文雲‘多福多壽多男女’，分四行寫，每行二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頻、沈從文賀’”，“特地先期通知辦喜筵的菜館爲這一桌上海客人加一個四腮鱸火鍋”，“添了不少酒興，飲至九時，才分乘人力車到火車站，搭十點鐘的杭滬夜車回到上海”。（《滇雲浦雨話從文》）據丁玲回憶，“在1928年，天氣還冷的時候，沈從文和我一同從上海去松江，參加施蟄存先生的結婚典禮”。（《魍魎世界·南京囚居回憶》）另據姚蓬子記述，“1928年深冬的一個晚上”，“參加了蟄存的結婚典禮回來”，“滬杭車的車廂裏，和我同道的，有丁玲、也頻、從文”。（《我們的朋友丁玲·代序》，1933年天馬書店初版）
同上，頁121—122
譯作《憐憫的寂寞》等署名
1933年9月16日，《東方雜誌》第30卷第18期登載戴望舒譯作季奧諾《憐憫的寂寞》。（按：此稿也爲互助而以戴望舒名義，交付徐調孚編髮；尚有當時戴望舒譯著《法蘭西現代短篇集》等，皆爲先生一手編成並辦理出版。縱覽先生與戴望舒的友誼史，以及本譜記載，這類情況可謂累見不鮮。尤其在戴望舒留法歸國後的1935、1936年這段歲月裏，都有先生譯作，或合譯、或譯後互爲潤色校訂，而由先生經手寄付沈從文、浦江清諸位編輯並以戴望舒名義刊出的情況，如載1936年2月2日《大公報·文藝》第86期戴望舒譯作馬爾塞·阿爾朗《薔薇》、3月29日第118期戴望舒譯作狄亞思·費囊代思《死刑判決》，及5月4日《國聞週報》第13卷第17期戴望舒譯作斐理泊《邂逅》，包括此篇，多年後均被戴望舒在主編《星島日報·星座》時，分別重刊並恢復譯者真姓實名之署名。譯作《薔薇》後載1946年1月19日《新生日報》，署名易爲“江思”，此係與戴望舒合署筆名。）
《施蟄存年譜》，頁173—174
《現代詩風》
1935年4月5日，與康嗣羣合辦《文飯小品》第3期出版，刊有署名“脈望社出版部施蟄存啓”的《戴望舒先生主編詩雜誌出版預告〈現代詩風〉》。自述“我現在編一本季刊，定名《現代詩風》，內分詩論、詩話、詩、譯詩四項，大約9月中可出第一冊。你如高興，可請寄些小文章及譯詩論文來，不過沒有稿費，恐怕你也無暇寫耳”。（復戴望舒函，1933年5月29日）“《現代詩風》是我辦的，用望舒名義”。（復嶽洪治函，1987年1月21日）
《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增訂本》，頁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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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2日，錢君匋治印“無相庵”，邊款“十年前曾爲蟄存兄作無相庵朱文印，八一三抗戰後蟄存家處戰線，所聚各物均蕩然，餘亦流亡湘粵，回滬月餘，蟄存亦自昆明歸，相見各言艱辛，不禁黯然，爰爲重鐫此印以續舊夢”；又治印“無相庵劫後所聚”，邊款“蟄存兄之昆明前四日索刻，即正”。
6日，乘上爪哇輪船公司“芝沙丹尼”號郵輪赴香港。自述“船載我離開上海了，火燒紅蓮寺、四脫舞、現世報、花會聽筒、滬西娛樂社……這些不良的印象都在我眼前消隱下去了，而那些不爲一般人所看得見的、孜孜矻矻地在爲孤島上保留一股浩然的民族元氣的人們，卻在我眼前格外明顯地活躍着。別了上海，我的敬禮是給予他們的”。（《浮海雜綴》）
同上，頁438—439
旅港期間
1940年4月12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及中華全國漫畫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在溫莎餐室舉行茶話會，歡迎先生從昆明、丁聰從重慶來香港並歡送寒波回國，主席徐遲報告後，由先生首先發表演說，指出“抗戰以來文藝所經過之諸階段，最近文藝作品，已更富於現實性、實證性，各種報告文學詩詞街頭劇之試驗，成功者多於失敗者”。（香港《國民日報》，1940年4月13日）
14日，下午在香港堅道20號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會員大會，會上當選爲“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第二屆理事”。據《文藝協會港分會昨舉行會員大會》記述，“先由主席許地山宣佈開會程序，戴望舒報告二十八年度本會之工作情形，繼由施蟄存、馬耳、甦醒之先後報告昆明、上海及美洲文化近況”。（香港《大公報》，1940年4月15日）
同上，頁463—464
朱自清手札
1941年9月10日，朱自清由成都覆函“前奉手教暨大作若干首，甚爲欣慰”，“去年弟初來蓉，與中正大學羅炳之先生通信，覆信謂已聘兄任教，囑作函促駕，當時不知文旌所在，未得寄書。得來示知道阻不果赴贛，在中正方面亦一憾事也。暑晤叔湘先生知臺端頃已到廈大，甚慰。此想已開學。廈大情形，自勝永安師資訓練所也”，“弟擬月底月初行，江清兄聞可回校，但須結伴同行，或尚稍延時日”，“閉門多暇，亦以舊詩自遣，所得約五十首，大抵與蕭公權先生偶和爲多，抄奉三首，聊致雅意，亦一見邇來心境也”。
同上，頁502
新疆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
1947年10月31日，《新疆日報》登載新疆文化運動委員會名單，其中主委陳希豪，副主委內有王耘莊，委員內有施蟄存。自述“老同學王耘莊來上海，委託我協助購置教學圖書和儀器，我前後忙了近一個月辦成；又通過我妹夫的關係，好不容易辦理了航空託運。耘莊離滬去南京向鮑爾漢院長述職，不久來信轉達鮑院長邀我出任新疆學院駐滬辦事代表，並給我一個文化委員的名義。但由於當時航運困難而導致延誤，意想不到的是，耘莊回校後卻被誣陷爲貪污，自救不暇，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先生口述）據尹芙生記述，“因友人陳希豪之邀，王耘莊到迪化新疆學院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47年秋，耘莊奉鮑爾漢院長（常住南京）之命，到上海爲學院購買圖書、儀器，在滬購妥後，交中央航空公司託運，領到提貨單。因航班少，到1948年春才運到。學院一副院長別有用心地指使幾位同事懷疑王耘莊侵吞公款”，“耘莊氣憤，無法忍耐這種無根據的攻訐，遂以提貨單爲據，向法院起訴別有用心之人損害其名譽權。涉訟期間，數十箱圖書、儀器全部運到，完整無損。幾位同事自知理虧，經院方央求時任迪化市長的屈武調解，以補償耘莊全家返內地機票而撤訴結案”。（《王耘莊教授的一生》）
《施蟄存年譜》，頁356—357
書巢圖卷
1949年2月27日，《申報》刊載《施蟄存尋失畫》：“鄙人於2月19日下午從其美路四達路口，僱車一藍色野雞包車。至外白渡橋堍下車時，遺忘畫卷一軸在車上。該畫系開明書店王伯祥先生之‘書巢圖卷’，有葉紹鈞、賀昌羣先生題辭。自失去後，遍覓不得。故假本報一角訪尋，如有仁人君子偶然發現該畫下落者，務懇通知，或持畫來歸者並當厚謝。”
另，作詩《奉題王伯祥先生書巢圖兼壽六十》並記“歲首王伯祥先生以《書巢圖》屬題。既攜歸，逡巡旬日不得一辭，方擬曳白奉還，遽失圖於道路。百計追尋，始幸獲還，遂敘其事爲先生壽”。據王湜華記述，“我父親在1939年請我表姨夫、畫家蔡震淵先生畫了一幅《書巢圖》，並請錢石仙先生篆引首”,“請賀昌羣先生、施蟄存先生、郭紹虞先生題了這一卷子”，後有俞平伯、顧頡剛爲題。（《關於〈書巢圖卷〉》）
《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增訂本》，頁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