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於江南：鮮爲人知的建德

《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新加坡]楊 斌 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出版

《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是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楊斌的最新著作。在本書中，作者延續其在先前著作中的全球史、跨區域史視角，將嚴州置於一條綿延流動的路線上。從嚴州北上，循新安江—錢塘江至杭州，再由運河抵北京；向南則經泉州、福州乘季風出海，聯通南亞與東南亞。這條路線上的人員、物資、信息往來不絕，本書的故事由此展開。

以水爲媒

傳統意義上的江南，主要指江蘇南部與浙江北部所處的長江三角洲平原。千百年來，這一地區一直是富甲一方的魚米之鄉。與之相比，位於杭州以南的嚴州府卻鮮少引人注目，因爲它並不屬於典型意義上的江南核心區域。嚴州的自然景觀與江南大相徑庭，以起伏的山嶺爲主，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說。這裏土地狹促，耕作不易，大多數居民並非依賴農耕爲生，而是以山林資源、漁業及手工業維繫生計。正因如此，嚴州既受江南文化的浸潤，又自成一方獨特的社會人文圖景。

歷史上，嚴州府轄建德、壽昌、淳安、遂安等縣，其中建德縣爲府治所在地。隨着清末民初的行政區劃改革，嚴州府已不復存在，而建德縣則延續至今，成爲現代行政區劃中承載嚴州歷史記憶的主體。

浙江建德市嚴州古城（圖源：視覺中國）

坐落於浙江西南羣山之間，建德縣自古就以“一水一山”而著稱。所謂“一水”，即新安江—錢塘江的上游幹流。它自徽州奔湧而出，是通往杭州的水路要道，並在杭州轉入京杭大運河，溝通江南與華北平原。自唐代以來，這條水路便是重要的貢道。所謂“一山”，則是因北宋徽宗年間方臘起義而聲名遠播的烏龍山，雄峙江畔，俯瞰千里。建德縣城便偎依於烏龍山南麓而建。城南門外，新安江水悠悠而過，山水相依。

浙西南山區地勢封閉，但嚴州依託錢塘江，得以與杭州相連，成爲溝通內陸與江南的重要水路樞紐。作爲錢塘江上游的重鎮，嚴州既是各地物產匯聚中轉之所，又爲下游城市源源不斷地輸送物資。青石、木材、桐油、漆料，皆由此地山嶺出產，隨江水而下。江南平原素不產煤，入冬之後對柴薪與木炭的需求尤爲迫切。嚴州的山林資源成爲杭州乃至更廣闊江南社會賴以取暖和維持手工業生產的重要能源。在建德縣北部的坌柏，當地百姓多以砍柴和制炭爲生，再由船隻順流轉運而下。相比於陸路，水運不僅省時省力，更大大降低了成本。

千百年來，江南以水爲媒，舟行其間，馱載的是商賈百貨，也是文人旅思。蜿蜒的新安江、富春江與錢塘江，串聯起徽州、嚴州與杭州，併爲沿線帶來了繁榮。即便在民國時期沿新安江—錢塘江的公路建成通車，但水路以其低廉的運費仍是區域內最主要的運輸通道。

建德新安江水電站九孔泄洪（圖源：視覺中國）

這種以水路爲紐帶的交通格局，直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水電工程的興建方纔發生根本轉折。1959年，新安江水電站橫亙江面，阻斷了上游千年的通航，徽州至杭州的舟楫自此無復往返。1969年，富春江大壩在建德、桐廬交界處合龍，嚴州與杭州之間的水道亦隨之隔絕。取而代之的是千島湖與富春江水庫的浩淼水面。沿岸古鎮與村落盡沉水底，昔日市集的喧囂與江上帆影一同湮沒，化作建德歷史深處不爲人知的過往。

源自江南

伍子胥生於楚國，輾轉宋、鄭，終入吳國而死。他一生未到過建德，但關於他的故事自蘇州發端，沿江南水路層層傳播，終至建德。宋代以來，地方誌與鄉里記憶中已可見與其相關的祠廟，亦有以其名命名的溪流、渡口與村落。“忠烈”的人物形象，使他在建德北部首先被尊爲忠臣之神靈。而在水鄉社會對祈雨、護堤與航運安全的期待中，他又被賦予水神職能。於是，伍子胥的傳說與奉祀不只是空間的擴張，更是沿水而行、隨人而遷的流動信仰史。

明清時期，琉球國貢使自福州登岸，北上多沿新安江—錢塘江的水路接入江南交通網絡。閩人及其海外後裔，是承擔琉球朝貢往來與相關貿易的主要羣體。明初“閩人三十六姓”入居琉球，並世代參與來華朝貢之事。同時，媽祖信仰亦隨之東傳琉球。在閩人聚居的久米村，曾建有三座天妃宮。而在嚴州這一內陸山區，尚存建於乾隆十六年（1751）的天后宮，爲閩人蔘與海外貿易及域外信仰的傳播提供了實物證據。

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自北京返程，11月9日抵杭州，多數成員隨使團沿錢塘江南下赴廣州。船隊行至嚴州境內時，恰與北上入京的琉球使團相遇，成爲琉球與英國的首次官方接觸。根據英國使團成員斯當東的記錄，兩位年輕的琉球使臣強調琉球港灣良好、無海禁，併產銅鐵與茶葉，誠邀英國及其他歐洲商人赴琉球經商，顯示出強烈的商業意識。

彼時琉球尚循清廷朝貢舊規，而馬戛爾尼使團來華的目的正是爲了請求清朝擴大通商。嚴州境內的這次邂逅，呈現了東西方兩種貿易制度的短暫交會。琉球使臣的主動經商之邀，一方面反映了朝貢體系內部對外部市場的觀察與回應；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對自身處境的憂慮。此時的琉球既是清王朝的朝貢國，同時也是日本薩摩藩的臣屬。琉球在中國和日本兩個朝貢體系內斡旋，充當緩衝地帶。直到1872年至1879年間，日本帝國吞併琉球，設置沖繩縣，結束了琉球對清朝朝貢的歷史。此後，沿嚴州北上的這條貢道上便再無貢使的行跡。

在海外發現江南

宋室南遷重塑了區域格局，作爲腹地的嚴州因此受益，城市的興衰也與南宋政權的命運相連。南宋政權終結後，圍繞宋人的記憶與敘事伴隨人口遷徙而跨境流動，逐步成爲跨國信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源出嚴州的跳海殉宋的“楊太后”傳說，其事蹟與形象在南海沿岸廣爲流傳，並在越南被轉化爲海神“南海四聖娘”的重要原型之一。在越南沿海廟宇與港口市鎮，聖娘之祀常與航海平安相連，因此香火不絕。

崖山敗亡之後，以丞相陳宜中爲首的上萬南宋軍民遠走越南。隨遷人羣攜帶的記憶與敘事，使“楊太后”的忠烈與母儀形象在越南在地化，進而被塑造成“南海聖娘”的重要來源之一。在越南興安地區，楊太后的妹妹“楊貴妃”亦受奉祀。金洞縣香楊村有“宋楊貴妃祠”，該村舊名“華楊村”，鄰近黎朝時期的商貿重鎮鋪憲，是越南北部對外貿易的中樞之一，聚居在此的華人尤多。正是這種市舶網絡與僑民社會的結合，爲“宋楊貴妃”信仰在海外的延續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隨着華人社羣在海外落地生根並與在地社會持續互動，越南民衆也逐漸接受了“南海聖娘”“宋楊貴妃”等華人信仰，並在數百年的口述與書寫中演化出本地版本。越文史料如《南海四位聖娘譜錄》《皇越一統輿地志》記載：楊太后與公主投海後化爲海神，漂至乾海門，終爲越南百姓立廟奉祀。至14世紀的陳朝時期，這一民間信仰獲得官方認可，被敕封爲“國家南海大乾聖娘”，由此完成從僑民信仰到國家祭祀的轉換。

南宋雖亡，宋代形成的嚴州與杭州間水路貢道並未因朝代更替而中斷。正因這條貢道上接杭州、再由京杭大運河北通北京，嚴州在宋元時期遂成爲東南地區乃至海外使節北上的要衝。來自南亞與東南亞的貢使順西南季風入航，先抵泉州、福州等港口，繼由衢州—金華一路轉入錢塘江上游的嚴州，復達杭州。到了元代，更可沿大運河繼續北上，直抵元大都——北京。

2024年，摩崖石刻愛好者於一方摩崖石刻上見有“建德文武官員迎接、護送占城國貢物過境”的記載，爲嚴州的這條古老貢道增加了新的實物證據。約於1322年來華的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亦記述了這條北上路線，其遊記詳載了錢塘江上游所見，諸多細節與嚴州相合，並生動描繪了江上以鸕鷀捕魚的場景。

鸕鷀助漁（圖源：視覺中國）

這種以鸕鷀助漁的傳統延續至清代未絕。《乾隆建德縣誌》中記載錢塘江上“九姓漁民”仍“操小舟、養鸕鷀”爲業。於鄂多立克來華前後，無論30年前自大都南下泉州的馬可·波羅，抑或20餘年後自泉州登陸北上的伊本·白圖泰，其大致行跡皆循同一路線，途經嚴州一帶。於是，諸如鸕鷀捕魚這類江南地域性風俗，借旅行者與使節的文字與口碑外傳海外，成爲西方世界關於“中國”的想象。

作爲連接廣闊內陸腹地與海外世界通道上的重要節點，嚴州成了貢使、商旅與信仰的交會之地。正如作者所言：“嚴州雖小，建德雖偏，卻屬於一個跨地區、跨文化乃至跨國的世界，其意義遠遠超越了政區劃分的狹隘與封閉。”由嚴州與建德回望世界，所見的是縱橫交織的歷史脈絡，而非江南一隅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