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鏡頭不撒謊”——他用24年拍下“人類活化石”的故事《白馬姐妹》

四川與甘肅交界的大山深處，世居着一個古老族羣——白馬藏族，他們是東亞最古老的部族之一，被稱爲“人類活化石”。在那個沒有文字、只有時間的部族，當鏡頭穿越1999年到2024年，穿過外面世界的滄海桑田去凝望同一片土地、同一羣人，會是怎樣的生命之歌？

10月31日晚，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同道攜紀錄片《白馬姐妹》來到大光明電影院，帶着遙遠的傳說、滄桑的民族故事。影片將於11月5日登陸全國藝術聯盟專線發行。如映後環節張同道所言，“我的鏡頭不撒謊”，這部紀錄片裏有能歌善舞四姐妹的生活變遷，有一方村寨遭受百年洪水後的韌性重建，也有一個古老部族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傳承、堅守與困惑。

簡言之，《白馬姐妹》用影像爲這個沒有文字的族羣留下一段真實的生命印跡。

“爺爺的爸爸是誰？”

《白馬姐妹》並非第一部關於白馬藏族的紀錄片，早在2004年，央視就播出過一部《白馬四姐妹》。特別的是，兩部背後的主導是同一位紀錄片人。

1999年，張同道作爲央視《中國文化之謎》的導演之一，正在四川找尋三星堆的答案。他們順着長江往上游尋，一路找進深山，卻意外在四川省綿陽市平武縣厄哩寨見到了山林裏的白馬人。留下三星堆文明的族羣不知去向，而眼前這羣鮮活的白馬人卻源頭成謎——因爲沒有文字，沒有記載，關於這個族羣的發源、流變、遷徙，至今沒有學術上的定論。今人只知，他們主要聚居在四川省綿陽市平武縣、阿壩州九寨溝縣以及甘肅文縣等地，2015年人口約2萬餘。

“因爲沒文字，沒記載所有人的記憶，到爺爺就沒有了，爺爺的爸爸是誰？暫時沒有答案。”來自紀錄片人的敏感和職責讓張同道意識到，要記錄，就是此刻。

隨後的過程似乎水到渠成，一個能歌善舞的部族，像花兒般鮮活的伍音早、曉小、小英美和金銀早四姐妹進入張同道團隊的視野。“與其說是我們選擇鏡頭聚焦的方向，不如說，是被記錄的人們自然生長。”

不過，如今再回望，張同道坦言，最初的鏡頭是帶着距離感的。他和小英美對話，問一長句，對方答幾個字，表情也始終沒什麼波瀾。小英美的父親更是隻露出了一個背影。1999年的初次拍攝告一段落，臨別時張同道說下次還來，“老人是當過兵的，見過世面的一雙飽經風霜的眼睛，流露出充分的不信任，只是他沒有說破”。

直到第二年夏天，這羣紀錄片人又扛着機器翻山越嶺千里迢迢走進厄哩，一見面，老爺子用雙手抱住張同道的手說了句“你說話算數的”。

就這樣，一個承諾，紀錄片人踐行了四年。1999年到2003年四年時間，他們與白馬人同喫同住，記錄下四姐妹的成長、她們改建家庭旅館的生活場景，見證當地從伐木狩獵轉型發展旅遊業；也融入一些白馬藏族的歷史傳說與文化細節，比如“跳曹蓋”這一國家級非遺。2004年，紀錄片《白馬四姐妹》在央視播出，還入選瑞士弗裏堡國際電影節。

但“爺爺的爸爸是誰”，這個問題依然等待答案。

命運的齒輪在2020年盛夏再次轉動。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沖毀白馬村寨，二姐曉小的女兒田冬梅一通帶着哭腔的電話“我媽媽已經不見三天了”，把張同道的思緒拉回到那個神祕的村寨。他帶着團隊重返故地，又是四年。

“五塊錢一個鏡頭？”

一個村寨，此前已用四年時間拍攝記錄，2020年，同一片土地，同一羣人，還能拍什麼？

固然，百年一遇的洪水災害，成了最強力的“編劇”，生生給紀錄片開闢出重建家園的“劇本”。但時間本身的力量其實已足夠動人。上海觀影現場，復旦大學教授唐駿感慨，時間是紀錄片的首要因素，“當我們把時間線拉長，所有故事的張力、情感的積澱都會呈現出來，而生活本身比戲劇更精彩，所以可以說時間是紀錄片最好的編劇”。

時間在《白馬姐妹》裏首先顯影爲記錄載體的變遷。從1999年、2000年膠片記錄的4:3畫幅，到2020年後數字攝像機甚至手機留下的16:9橫屏、豎屏不一的畫面。

更有意思的變化，在乎鏡頭的距離感。

張同道提及，1999年，他第一次拍攝白馬人，聽聞他們即將在除夕那天晚上狂歡一夜，“全寨子人要唱跳一晚上，我就從峨眉電影廠拉了一卡車的燈、帶着大搖臂進山”。他想把整場儀式記錄下來，費勁力氣，結果發現，現場電力只夠支撐兩個搖臂……“鏡頭與人是有距離的”。

四年又四年，紀錄片團隊幾乎跑遍厄哩寨全部100多戶人家。漸漸地，人與鏡頭之間的距離感，也在時間的推移中步步消弭。

要記錄口口相傳的民歌，張同道把村寨裏“70後”“80後”乃至“90後”都“搖”來了。想拍攝村寨裏大會小集，村民們也毫不設防，成片裏一些鏡頭都快“懟臉”了，都無人叫停。

完全真實、敞開的拍攝裏，《白馬姐妹》獲得了許多可遇不可求，更無法擺拍的鏡頭。比如，有村民站在山路邊，半真半打趣地對着鏡頭說：“拍一下五塊錢。”張同道說，當然不可能給錢，“給錢了，他們就是我的演員了”，紀錄片追求的，不介入、不審視、不評判，僅僅真實記錄當時的狀態。

又比如，災後重建的過程在貼地視角里重現。特大洪水過後，大地一片狼藉，村寨面目全非，攝製組在洪水過境後一週內趕到當地，緊隨村民重建的腳步，在泥濘中記錄真實。重建的過程有衆志成城的一刻。古老的木質房在山地裏平移，沒有任何現代機械助力，純靠村民們肩並肩、手靠着手，跟着齊整的號子一步一步，稍有不慎，二層的房梁脫落掉下，雖是木質，也能砸出腦門上一個包、滲出血。這樣的互幫扶持，村民們不談錢，一聲招呼、一呼百應，主家只需架鍋下廚，殺雞烹肉，讓鄉親們飽餐一頓。

當然，艱辛勞作是必然，還有更讓人着惱的事。政府給村裏的重建和維護髮放了一定金額補助金，100多戶人家，重災、輕災如何界定，村寨的公共設施該不該從這筆補助金裏切塊，都成了村大會上據理力爭的矛盾焦點……

這些情節不預設、不粉飾，更不造假，那是白馬人發自內心的情感釋放，而合乎人性本質的真實流露，也能讓觀衆輕易共鳴。

“我只是想把我看到的分享給各位。我們唯一的差距是事情發生時，我在場而你們不在場，這個民族我遇見過，而大家可能沒見過。”張同道說，團隊花時間記錄，就是想把一個羣體、他們的文化、他們的生活分享給大家，如此而已。

“生命如旅人，不唱不跳幹啥”

高清的4K畫面裏，白馬神山峻偉神祕，王朗雪嶺巍峨挺拔，奪博河水奔流不息，大熊貓等多種珍稀動物就在村寨不遠處的國家公園裏安然棲息——一切看起來，似乎還是原來的樣子。但新建的高速公路讓外面的世界不再遙不可及，現代化進程無可避免影響着也改變着古老村寨農耕播種、狩獵伐木的原始生活方式。

如何傳承着民族文化與現代生活握手言和，白馬人自有智慧。《白馬姐妹》記下他們在KTV的一夜，不似1999年整個村寨圍着篝火唱跳一整夜，搬進縣城的樓房後，村民們有時家中載歌載舞到深夜，擾得鄰居報警。到KTV裏唱一夜、跳一夜，是白馬人找到的折中方案。

更有意思的變與不變，投射在白馬四姐妹的生活裏。1999年春節，除了二姐曉小，其他三姐妹都一心想往外跑。時年25歲的大姐伍音早，想逃卻留下；三姐小英美當年17歲，站在成年的當口立志，“我要去九寨溝跳舞”；四姐金銀早才13歲，說話奶兇奶凶地：“我不喜歡大山，我要出去！”

到了2020年夏天，一場災難又將姐妹重新聚攏，共同投身於白馬寨的重建中。如果說白馬姐妹年少的出走是金花盛開的堅然決心，那麼成長後的回家便是屬於白馬寨人的迴歸。而張同道帶着團隊用鏡頭完成的，則是一場關於人生鉅變的命運交響，跨越24年的紀實蒙太奇：

《白馬姐妹》裏，大姐在廢墟上拆煙囪，20年前的她正在安裝煙囪；三姐對着手機描眉畫眼，1999年她拿鉛筆對鏡梳妝；二姐撿起廣告看着曾經的自己，1999年的二姐正揹着南瓜由遠及近走來。

爲了找回“古老的民歌”，張同道遍訪附近村寨爺爺奶奶們全部，搶救了一批瀕臨消失的白馬民歌。民歌是白馬人的生活日常和生命哲學，正如酒歌唱的，“人活一輩子，又唱又跳一輩子，只有唱和跳的歡樂才屬於我們的。生命如旅人，不唱不跳幹啥？”

在白馬人的生活裏，“跳曹蓋”不是表演，而是爲家園祈福的儀式；“圓圓舞”不是展示，而是勞作後圍爐共樂的日常；古老的歌謠更不是標本，是母親哄睡孩子時的呢喃。

影片中最動人的場景，是山洪過後男人們扛着木料修路，女人們一邊和泥砌牆，一邊哼着祖輩傳下的調子。當新寨落成，四姐妹穿上繡着雲紋的傳統服飾，戴着木質的曹蓋面具跳起祈福舞，面具後的眼神裏，有對祖先的敬畏，更有對未來的篤定。

張同道說，大姐伍音早既會用智能手機接旅遊訂單，又能一字不差地唱出瀕臨失傳的《酒歌》，這種傳統與現代的交融，是文化生命力的驗證，“讓更多人看到非遺不在博物館的陳列，非遺就是生活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