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後重談“新生代”：非是懷舊，而是探討作家可持續性寫作的未來
10月23日，“新生代三十年（1995-2025）：行進中的文學”學術研討會暨世界文學與中國當代原創文學研究暨出版中心成立四週年慶典在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舉行。
1995年1月，評論家陳曉明在《山花》雜誌發表《晚生代與九十年代的文學流向》一文，“晚生代”或曰“新生代”這個文學概念初現端倪。這一年前後，邱華棟《手上的星光》《正午的供詞》、畢飛宇《哺乳期的女人》“玉米”系列、李洱《導師死了》《饒舌的啞巴》《午後的詩學》、東西《沒有語言的生活》《耳光響亮》、艾偉《少年楊淇佩着刀》《越野賽跑》陸續發表，徐坤、韓東、魯羊、朱文、張旻、刁斗等一大批作家被納入“新生代”作家羣體中來，自此，新生代作家以鮮明的個人風格、多元的敘事探索與深切的現實關懷，迅速崛起爲中國文壇不可忽視的力量。30年時移勢易，這個概念似乎已然被遺留在過去，爲何還要舉行一場名爲“新生代三十年（1995-2025）：行進中的文學”的學術研討會來重新探討這個概念？
此次研討會的發起人之一、南京師範大學何平教授的一番話或許可以解釋一二，“我們今天討論這個題目，不是懷舊，而是討論兩個話題，一是中國作家的寫作如何不依靠青春期的激情、才情而成爲可持續的寫作，二是‘新生代’到現在30年，我們的文學研究對於這一代作家的經典化遠遠不夠，我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同時，在進入第四個10年之時，這些作家還將寫出怎樣的作品，對於他們的持續發力，我們抱有期待，這也是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畢飛宇提出研討會副題爲‘行進中的文學’的意義所在。”
如果仔細考察“新生代”產生的時代背景，文學大變革的前夜、傳統文學期刊向大衆傳媒轉化、編輯家和批評家凸顯、精英文學內部分化等等，文學的內外部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當下文學的一些徵兆在當時已有顯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回望“新生代”，正是爲了面向當下和未來的中國文學。
活動現場圖
“‘新生代’這個概念所指涉和覆蓋的那羣人繼續走着，而概念已經留在了20世紀90年代，這些人走出了他們的概念，各自尋找自己的道路。”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表示，“新生代”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派別，而是一代人共同的文學場域，在這個場域中一代人對文學進行深入的討論，形成了思想的、觀念的、藝術的交流網絡，其中的很多論斷和觀點至今已經成爲中國文學的常識。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們的現在，但在學術研究上，卻是一個無人認領的年代，此次的會議將會推動對這一時代文學的研究。
20世紀90年代面對的是互聯網時代的到來，30年後的今天我們已經進入AI時代，對於文學而言，面對的是不確定的未來。如李敬澤所言，“我們所有人都站在同一個起點上，站在文明和文化的轉型關節之上。我們看到了變革的深度和規模，我們寫作的底層邏輯已經有了根本性變化，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文學應該怎麼樣，文學會怎麼樣？我們建立在閱讀基礎之上的關於文學的類型、文學的審美的一切認知，都備受考驗。”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捍衛文學，延續偉大的精神傳統，確證對於人類至關重要的人之爲人的基本價值？“現在我們必須做新的集體作業，去面對這個新的時代，創造新的文學形態。”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邱華棟回想起自己身處20世紀90年代文學現場的細微感受，“‘新生代’是地球歷史上一個獨特的地質年代，哺乳動物和被子植物繁盛，在以‘新生代’命名的羣體裏面寫作，我感覺到溫暖。30年來，我們一直在行走，不斷寫出新作，不斷地超越自我，而我們還能寫出什麼樣的作品？我自己的寫作分爲兩類，一是‘與生命共時空的文字’，每隔兩三年我就把這期間對這個時代的觀察感受變成一個小說；一是對歷史展開想象的文字。我覺得我們還在行進中，而且我們還雄心勃勃。”
事實上，因爲不是習見的因由共同的審美理想和文學趣味形成的作家羣體，“新生代”是否像尋根文學、先鋒文學那樣具有標識性的特徵，值得進一步探究。以畢飛宇的觀察，如果說“新生代”寫作有共性，就集中在主體性、當代性、日常生活、漢語四個方面。他進一步闡釋，“主體性作爲一個哲學名詞，確定了寫作者的文學自覺。當代性，一個作家生活的時間點和場域對他來講一定是當代的，一個作家寫了一輩子到最後都不能充分體現你的那個場域和你生活的幾十年，又是在寫什麼呢？作家不一定是代言人，但要對你的當代作出反映。日常，具體到細微的作品，我們寫了什麼有時候沒有那麼重要，這些作品最後歸結到哪兒，有時候也沒有那麼重要，但我們知道一條，我們得從日常出發。漢語，我們在不算短的寫作生涯裏面，爲當代留下了屬於我們的漢語。從這四個窗口出發，一定可以比較完整地看見我們。”
北京作協主席李洱也表示，“新生代”這批作家，每個人的主題不一樣，講的故事、講故事的方法也不一樣，只因爲他們的年齡相近，出道時間相近，勉強用“新生代”來命名他們，這是文學史上第一次以代際的方式命名的一個名字。畢飛宇所提到的“日常”，確乎可以最大限度地概括這一寫作羣體的特徵，“在此之前的先鋒作家的寫作包含着很多的虛構成分，以虛構的方式寫歷史來曲折地對應現實，到了‘新生代’這批作家，喜歡寫現實，喜歡寫日常，寫行進中的生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改變，作家們把自己置身於現實當中，這是共和國文學史上第一批寫自己感受的日常生活的作家，給中國文學提供了非常好的經驗。”
不難發現，“新生代”與此前的先鋒文學有着不可否認的內在關聯性。廣西作協主席東西認爲，經過了20世紀80年代寫作要尋求一個“西方老師”的階段，20世紀90年代的寫作轉向了更寬闊的文學傳統。“先鋒文學在探索寫作的過程中學習了很多西方的技巧，對我自己也有寫作啓發，那時候很多寫作是故事淡化、人物符號化，到了‘新生代’之後，我們把傳統的東西又撿回來，注意了故事性，注意了人物的塑造，我們意識到要回到現實寫作，要回到個人立場。”
浙江省作協主席艾偉同樣提出了“新生代”與先鋒文學的關聯，“20世紀80年代在某種意義上有天真的一面，先鋒小說也是如此，在先鋒小說裏器官永遠是發達的，聽覺、味覺、視覺、嗅覺等被無限放大，但它最欠缺的是人的正常溫度和正常情感。‘新生代’更關注人本身，試圖在小說裏恢復人在時代當中的複雜處境。”而這，也是“新生代”仍然是行進中的文學的緣由所在，“中國作家依舊需要在更爲複雜的語境當中想象人，既寫出人的卑賤和高貴，也寫出人的輕如煙塵和永恆不朽。如果說‘新生代’是行進中的文學，可能正發生在這一領域——對精神性的書寫，深入到人的精神領域，去命名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找到屬於中國人的精神語言。這也可能是‘新生代’對中國文學做出的一個貢獻。”
“當代小說文本的成熟是由這一代人完成的。”批評家王堯的這個判斷，是有依據的。在“新生代”概念提出的第二個10年，他們不約而同轉向了長篇小說的創作，李洱《石榴樹上結櫻桃》、東西《後悔錄》、畢飛宇《平原》、艾偉《風和日麗》、邱華棟《時間的囚徒》先後發表或出版，而至第三個10年，他們又推出了《應物兄》《篡改的命》《迴響》《歡迎來到人間》《鏡中》《空城紀》等具有分量的長篇小說。“從‘新生代’這代作家開始，我們進入了一個更爲廣博複雜的文學生產的過程，我們探究文學與各種因素的關係，正是從這一代作家開始的。”而在當下，新的邏輯已經產生，作家究竟如何繼續接下來的創作，拭目以待。
研討會上，慶祝了“世界文學與中國當代原創文學研究暨出版中心”成立四週年。據悉，自2021年10月22日成立以來，該中心取得了豐碩成果：《文學共同體書系·中國當代多民族作家經典文庫》獲第三屆江蘇省新聞出版政府獎圖書獎，“現場文叢”第六種楊知寒《一團堅冰》獲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首獎；與南師大合辦的“南師-譯林藝文講壇”迄今舉辦21場；“創造文學的漢語和漢語的文學”中國青年文學翻譯家論壇、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一種出版，一種思想——新興出版和青年寫作實踐”論壇、中德雙向翻譯工作坊、“在世界文學中寫作”學術論壇等一系列主題活動開展；推動成立南京師範大學科學與文學創意高等研究院，拓展文學與跨學科結合的新路徑。
研討會由南京師範大學、譯林出版社、《南方文壇》雜誌社、《揚子江文學評論》雜誌社共同主辦，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世界文學與中國當代原創文學研究暨出版中心承辦。南京師範大學校長、教授華桂宏，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袁楠出席活動，劉頲、嶽雯、陳漢萍、韓春燕、陸志宙、曾攀、楊輝、何同彬、張濤、楊丹丹、韓松剛、顧奕俊參與研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