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表明，對華強硬的高市早苗，特朗普看她並不順眼
10月4日，在日本東京的自民黨總部，高市早苗（中）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勝出後接受祝賀。 新華社發
日本前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高市早苗4日當選自民黨第29任總裁，是該黨首位女性總裁，大概率將成爲日本首位女性首相。然而，從執政聯盟的分裂威脅，到輿論聲討的言論風波，再到外交僵局的提前顯現，這位被貼上“女版安倍”、“極右鷹派”標籤的政治家，尚未執政便有可能陷入內外交困的窘境，其政治手腕正遭受嚴峻考驗。
人事安排遭質疑
當選自民黨總裁僅3天后，高市7日便敲定了黨內高層人事佈局。其人事清單中“麻生派烙印”貫穿始終，實現了對黨內“三駕馬車”的關鍵掌控：前總務會長鈴木俊一出任幹事長，這位11次當選議員的資深政客不僅是“麻生派”核心成員，更是麻生太郎的小舅子；右翼政客、參議院議員有村治子升任總務會長，她不僅出自“麻生派”，更在選舉中擔任高市的推薦人；而麻生太郎本人則重新出任副總裁，充分彰顯其“幕後操盤者”的地位。除核心三職外，“麻生派”成員還在黨內多個重要部門佔據席位，形成“以幹事長爲核心、多部門協同”的權力網絡。有日本媒體分析指出，此次人事安排使“麻生派”時隔5年重新掌握自民黨實權，成爲左右高市政治運營的 “核心基石”。更值得關注的是，高市還起用原“安倍派”涉“黑金”醜聞核心成員、前政調會長萩生田光一擔任代理幹事長，此舉被解讀爲對原“安倍派”選票的直接回饋。
高市長期無派閥依託，在黨內人脈有限，此次之所以能在總裁選舉第二輪投票中獲勝，很大原因在於麻生太郎率領其派系的43名議員支持。此次高市以“麻生派”爲核心安排黨內高層人事，這種“論功行賞”式人事安排不但被在野黨痛批爲“政治糟粕捲土重來”，更引發黨內溫和派對政策極端化的擔憂，與高市此前宣稱的“重建自民黨”形成鮮明反差。日本共同社的民調顯示，77.5%的受訪者反對“起用黑金關聯者”。
執政聯盟現裂痕
由於高市的當選，已維繫26年的自民黨與公明黨執政聯盟，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分裂風險。選前，公明黨就明確表態傾向“中間保守派”領導人，對高市的極端右翼立場始終存疑。高市當選後數小時，公明黨黨首齊藤鐵夫便率高層與高市緊急會面，明確提出三大“紅線問題”：一是高市的歷史認識及可能參拜靖國神社引發的外交衝擊；二是高市對在日外國人的強硬立場；三是“政治與金錢”問題，能否嚴格限制政治獻金。而據日本媒體報道，在7日的兩黨高層有關聯合執政磋商中，雙方在政治資金改革上仍存明顯分歧，能否達成聯合執政尚難定論。公明黨作爲主張“中道保守”的政黨，長期在歷史認知與社會政策上保持相對溫和態度，其與自民黨的合作本就基於政策妥協。齊藤鐵夫公開警告，若無法獲得明確保證，公明黨將考慮退出聯盟——這意味着自民黨將徹底喪失國會多數席位，陷入“無執政基礎”的癱瘓狀態。
更致命的是，高市幾乎沒有替代的合作選項。無論是國民民主黨還是日本維新會均提出一系列政策條件，並將能否拉住公明黨聯合執政作爲首要前提。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重村智計直言，高市想要找到穩定合作伙伴“難度極大”，一旦失去公明黨支持，其很可能在就職前就陷入政治僵局。
外交事務藏暗礁
高市的右翼底色使其外交政策充滿對抗性風險，其中對華關係首當其衝。作爲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否認侵略歷史的政客，她在競選期間反覆炒作“中國威脅論”，鼓譟“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甚至在美國智庫撰文要求就臺灣問題與中方“坦率對話”，被日方學者批評爲“太過天真”。中方就此已明確劃下紅線，要求其恪守中日政治文件共識，在歷史與臺灣問題上信守承諾。雙邊關係若處理不當恐陷入“摩擦常態化”。
對美關係則呈現“依附與博弈”的雙重特徵。高市一方面強調強化日美同盟，計劃將防衛預算提升至GDP的2%甚至更高以配合美國所謂“印太戰略”；另一方面又放言要重新談判美日關稅協議，試圖擺脫美方的經濟壓制。這種矛盾姿態恐難奏效——特朗普更青睞政策穩健的合作伙伴，而高市薄弱的美國背景與英語能力，可能使其在即將到來的美日會談中陷入被動。
周邊關係亦暗藏隱患。高市在競選期間雖承諾重視“日韓關係”，但其否認歷史的立場將持續刺激韓國等周邊國家神經。而其持續提升日本軍力、繼續推動“對敵基地打擊能力”建設、深化日美韓安全合作的政策舉動，可能引發東北亞軍備競賽。有分析人士警示，若日本進一步右傾，或將嚴重損害地區安全格局。
“牛馬言論”招批評
在4日的就職演講中，高市三次強調“工作、工作、再工作”，呼籲大家要踐行“像馬車上的馬一樣勤勞工作”的“牛馬精神”，甚至宣稱要“摒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WLB）”。這一“牛馬言論”精準觸碰了日本社會最敏感的“過勞創傷”，引發了各界強烈的反彈。日本厚生勞動省數據顯示，2024年日本仍有186人被正式認定爲過勞死，隱性案例很可能達十倍以上，而2014年通過的《過勞死防止對策推進法》已將“保障WLB”明確爲政府法定責任。日本輿論更因高市的雙重標準被點燃，這位主張“女性應相夫教子”的政客常年活躍政壇，讓丈夫隨自己姓氏，卻要求普通國民犧牲生活；享受着政治家的優厚待遇，卻鼓吹“牛馬精神”。
對於高市的言論，日本全國2300餘名勞動法律師組成的團體隨即發表聲明，批評其言論是對法律的“公然否定”，要求立即撤回並道歉。東京、大阪等地的勞動者團體也已計劃發起“反過勞遊行”，勞動辯護團更是宣佈將監控企業“變相加班”行爲，一旦發現與該言論關聯的強制勞動將提起集體訴訟。
有分析人士指出，高市當前面臨的政治危機本質上是其極端意識形態與日本社會現實的劇烈碰撞。她的政治生涯建立在右翼信念之上，在保守階層獲得了大量支持，卻與日本社會的主流需求嚴重脫節——80%以上的日本人苦於物價上漲，73%的日本人擔心過度軍事化會重蹈二戰覆轍，55%的女性選民不認可其保守價值觀。這場提前爆發的政治危機，不僅是對高市個人政治能力的考驗，更是對日本政治右傾化趨勢的一次全民審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