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觀衆席｜《漂泊的荷蘭人》：一場驚心動魄又引人深思的歌劇盛宴

荷蘭人（Höllander），彷彿“悖逆的”普羅米修斯，揹負着永恆的咒詛，駕駛着他那艘命運的“幽靈船”又在海上漂泊了七年。這一次“停靠”還是選擇了歡騰又安寧的滬上港灣，並再次在上海大劇院的舞臺上開始了對“真愛”的尋覓——尋找那位願以生命爲代價，救贖他脫離苦海的女子。

本文圖片均由葉辰亮攝。

這已是荷蘭人與大劇院的第三度相遇。1999年，德國萊茵歌劇院爲滬上觀衆帶來了歌劇《漂泊的荷蘭人》，爲匹配大劇院宏闊的舞臺，特從意大利威尼斯歌劇院借來宏偉的“大船”。舞臺上那龐然的“幽靈船”，不僅是視覺的震撼，更成爲黑暗力量與無奈痛苦的化身，令觀者心生敬愕然。2018年，上海歌劇院與德國埃爾福特劇院的聯合制作演出再度“停泊”，紅色的巨輪、舞臺上空滴落的“鑽石之淚”、光影交錯的迷幻場景，無不烘托出“救贖者”森塔的聖潔忠貞和無畏熾熱。而今，2025年的國慶盛典之際，這段關於“漂泊和救贖”的古老神話，又一次在上海大劇院的舞臺上鋪陳開來。走過372年悠久歷史的德國巴伐利亞國家歌劇院，與作曲家瓦格納淵源深厚，始終是傳播其樂劇作品的核心力量。昨夜，西妮德·坎貝爾·華萊士（Sinéad Campbell-Wallace）以深刻的情感和遊刃有餘的高音，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森塔（Senta）那份“神聖超越”氣質；克里斯托弗·馬爾特曼（Christopher Maltman）則用渾厚且充滿戲劇爆發力的嗓音，“吶喊”出荷蘭人心中無盡的苦楚和對救贖的殷切渴望。在所有巴伐利亞創演人員、樂隊、指揮的傾情演繹下，古代與現代元素的對立、對人物的誇張飾演、極具象徵意義的符號與激烈的戲劇衝突，共同爲滬上觀衆呈現了一場驚心動魄又引人深思的歌劇盛宴。

作爲歌劇導演界極具開創性的人物，彼得·康維奇尼（Peter Konwitschny）總能立足當代，以標新立異的舞臺呈現和令人審思的敘事手法，藉助大量的對比符號深刻揭示歌劇的精神內核。他的《漂泊的荷蘭人》非但沒有遠離瓦格納，反而以一種現代的敏銳，使其更加貼近。一位身穿白色吊帶長裙的女孩，如同“上帝差派的天使”在第一幕荷蘭人祈求救贖、第二幕埃裏克（Erik）向森塔敘述噩夢等關鍵場景中反覆出現。她靜默聆聽荷蘭人的滿懷愁苦，以表情動作表達對其悖逆心緒的不滿，宣告救贖來臨，強化森塔的“救贖”使命，並見證荷蘭人和森塔至死不渝的愛情。她手裏那束白玫瑰，被荷蘭人緊握，象徵着對救贖者的熱烈期盼。而“幽靈水手”們則以“加勒比海盜”般形象走下船來，他們不再是令人恐懼的背景聲音，而是與挪威水手形成鮮明對比的戲劇羣像。他們圍繞在荷蘭人默禱祈求“滅亡”的場景，以及第三幕“水手合唱”情節中對挪威水手的“攻擊”，都將對苦難的感悟推向極致。這兩個典型的“角色符號”，使瓦格納對“救贖”的渴望得到了具象化實現。

康維奇尼將挪威船員、紡織女、達蘭德（Daland）及其女兒森塔的生活場景拉至當代：第一幕挪威大船的現代舷梯、躺椅和小酒桌，第二幕的健身房佈景（內設動感單車、卷腹椅、體脂秤）和紡織女的運動裝扮，第三幕船員倚靠的吧檯……這些現代“物符號”爲觀衆理解瓦格納提供了直觀路徑。而第一幕中舵手對達蘭德船長的屈從，達蘭德爲錢財“賣女”、船員見錢眼開和盛宴狂歡，第二幕中紡織女對森塔的嘲笑，埃裏克對森塔“歇斯底里”的情感控制等情節，無不隱喻和諷刺着當今時代的“精緻利己主義”。這些現代元素，與荷蘭船隻古代的舷梯、珍藏的奇珍異寶、幽靈水手圍坐的長桌等形成強烈的衝突性對比，深化了作品的批判維度。

在康維奇尼看來，瓦格納“整體藝術作品”中的藝術哲思和神聖性，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的“救贖”，而音樂在其中扮演着決定性角色。當歌劇開始，大幕卻緊閉，巴伐利亞國家管弦樂團在尤洛夫斯基（Vladimir Jurowski）的指揮下，以雷霆萬鈞之勢，立於“上帝視角”向觀衆述說故事、推進情節，並以決定性的戲劇張力，展現着“人類所能想象的最宏大災難”。然而於結尾處，當荷蘭人不再相信存在爲他無條件付出的“天使”，當森塔以死明志，一聲巨響、電閃雷鳴，全場重陷黑暗，兩人並未昇天。導演的劇終處理迴歸到瓦格納“用滅亡獲得救贖”的理想，但我們不禁要問：爲何女性的滅亡，竟成爲維繫男性同盟利益的前提？本“死不了”的荷蘭人，爲何在森塔赴死的瞬間隨即滅亡？或許正是導演要刻意保留這份荒謬，引發觀衆無盡沉思。更進一步，若劇中的“苦難”延伸至當下所面臨的生存危機，那份對救贖的渺茫企盼，是否還存在於我們心中？（作者爲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博士 、青年樂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