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史詩性——從《嘎達梅林》說開去 | 陳漱渝
南方飛來的小鴻雁呵，
不落長江不呀不起飛，
要說起義的嘎達梅林，
是爲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記得高中畢業那年，不滿十七歲的我曾爲一首蒙古族的長篇敘事民歌《嘎達梅林》而癡迷。“嘎達”是幼子的意思，“梅林”是官職（掌握騎兵衛隊）。這首歌以“鴻雁”遷徙起興，歌頌了一位蒙古族的民族英雄率領民衆跟王爺、軍閥抗爭的故事。年少無知的我曾在幻想中將這首敘述作品改編爲寬銀幕電影。片頭自然以這首民歌的旋律作爲序曲，畫面上呈現出“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一羣起義者騎着彪悍的駿馬奔騰而過，手中揮舞着蒙古族的環刀和彎刀……這個約七十年前的夢想，至今仍不時縈繞在我的腦海。
電影《嘎達梅林》（2002）劇照
我看到有些介紹文字，稱《嘎達梅林》是一首蒙古族的英雄史詩。但傳統的史詩（epic）概念，是以馬克思對希臘史詩的論述爲依據，以荷馬史詩（包括《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爲範例，以古傳性作爲特徵，是人類社會童年期的產物。《嘎達梅林》雖然是一首以馬頭琴伴奏和五聲音律演唱的敘事民歌，具有歷史、社會、文化、藝術多方面的價值，但取材於1929年發生在科爾沁草原的一個真實歷史事件，距今還不到一百年，還只能視爲一首具有史詩性的長篇英雄頌歌。不過，從廣義而言，凡以重大事件爲題材，規模宏大，藝術精湛的作品，也可視爲現代史詩，如國產經典《東方紅》就被定性爲音樂舞蹈史詩。
中國的少數民族中具有史詩的傳統，比如藏族的《格薩爾王傳》，蒙古族的《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等，其中《格薩爾王傳》超過一百萬詩行，兩千萬字，至今仍在傳唱，是世界僅存的一部“活形態長詩”。對這篇史詩的研究，開創了一門特有的學問，簡稱爲“格學”。苗族、瑤族、侗族、壯族、彝族、畲族等，也各有各的史詩。
漢族有無史詩？這是一個看法分歧的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湖北神農架及周邊地區發現一部名爲“黑暗傳”的手抄本：“先天只有一團煙，黑黑暗暗漫天邊；有一老祖叫黑暗，天下事情他總管”。這首三千行的長詩涉及盤古、女媧、炎黃等十六位神話人物，以及九次洪水，三次開天的傳說故事，通過擊鼓藝人和民間薅草鑼鼓的說唱流傳。2002年整理本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2011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然而學術界對《黑暗傳》的性質持有異議，因爲這部作品成型於明清時代，文本有殘缺，內容摻雜了東漢時期才產生的道教和兩漢時期才傳入中國的佛教元素，應該視爲地區性的民間神話敘事詩。因此，《黑暗傳》能否視爲漢族的古老史詩，學術界尚無定論。
在漢族的文化史上，史詩這種長篇敘事詩的體裁相對匱乏，或暫付闕如，是個事實。在《漢文學史綱要》中，魯迅對此的解釋是，漢民族重實際而黜玄想。“黜”，有貶低排斥之意。《論語·述而篇》：“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反對談鬼神怪異之事，是妨礙漢民族幻想豐富的原因之一。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將epic譯爲“故事詩”，認爲“古代的中國民族是一種樸實而不富於想象力的民族”。其他學者——如蔣智由、王國維等也有類似看法。茅盾在《中國神話研究ABC》一書中則持有異議。他認爲“神話的歷史化”和“當時社會上沒有激動全民族心靈的大事件”，是導致漢族史詩缺乏的原因。不過也可能有些史詩缺失了，如《漢書·藝文志》中提到的《蚩尤》，所以還不能斷言漢族無史詩。簡而言之，目前中國史詩研究界有三種意見：一，漢族無史詩。二，漢族有史詩。三，漢族的史詩不爲主流文化所重視，只零散遺存在《詩經》《楚辭》一類古代典籍當中。如《大雅·生民》，講述后稷誕生的故事。《商頌·玄鳥》，描寫簡狄吞下燕子卵生下商族祖先的傳說。
不過，認爲漢民族想象力貧乏是史詩匱乏的原因，這恐怕需要進一步探究。一個缺乏神思冥想能力的民族，能創造出《搜神記》《聊齋志異》這樣的志怪小說，能創作出《西遊記》《封神演義》這樣的神魔小說嗎？更不能以有無史詩作爲文化整體高低優劣的主要標準。文學體裁十分豐富，如同花圃中羣芳爭豔，各美其美。恩格斯指出，荷馬史詩產生於“野蠻時代高級階段的全盛時期”（《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頁），那麼史詩就具有原始性和不可再生性。與其在“史詩”的概念上困擾，遠不如豐富當代文藝作品的史詩性。
我認爲，史詩性應是優秀作家應有的價值取向。其特徵不僅體現於它的宏大敘事，而必須體現時代性、民族性和英雄精神。
史詩是虛構的口頭文學，但也有其歷史內核。比如我們能從《伊利亞特》中看到古希臘從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轉型時期的鐵器、陶藝、造船、建築和炮樓。個人創作也可以具有史詩性。比如巴爾扎克就自覺承擔了“法國社會書記員”的使命，從他的《人間喜劇》中可以瞭解到1816年到1848年的法國曆史。從托爾斯泰的小說中可以瞭解到俄國農民革命的力量與弱點。魯迅在《且介亭雜文·序言》中說：“這一本集子和《花邊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裏面。當然不敢說是詩史，其中有着時代的眉目……”
“有着時代的眉目”，這正是史詩的基本屬性。魯迅作品也可稱爲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社會的一部“史詩”，其認識意義不亞於任何一本相關的百科全書。
民族性的核心是獨特的文化特質，它反映在一種獨特的民族精神之中，成爲該民族能夠凝聚一體，長盛不衰的精神紐帶。中國進入新時代以來體現的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以及最近大力弘揚的抗戰精神，都是中華民族愛國情懷、民族氣節、必勝信念的集中體現。“詩言志。”史詩性作品應該以弘揚這種民族的優秀品質爲精神原則。
英雄性是史詩的重要標誌。史詩、英雄、戰場經常三位一體。但古代史詩中的英雄多半具有神性和半神性，他們氣概非凡，血統高貴，其行爲通常與戰爭相連，但有些也具有“凡人性”，其偉大與侷限渾然一體。如《伊利亞特》中的赫克託耳，就是一位以羣體利益爲重的“凡人英雄”。當代英雄應承續史詩中英雄人物的愛國精神和廣闊心胸，其精神內核體現於對國家、民族和社會的無私奉獻，在平凡中顯示出非凡的氣質，成爲民族的脊樑和座標。他們的事業無須藉助宗教和幻想來進行渲染，能造福於生者，啓迪於後人。
當前，國際秩序呈現出多極化格局，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調整、大變革的歷史進程當中，給中國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新中國成立後，無論在音樂、舞蹈、美術、文學等文藝類領域，都出現了不少史詩性的作品。這些作品既是形象性的歷史記錄，又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史詩小說化”，也成爲了一種世界文學的發展趨勢。文藝因時而興。時代呼喚擔當，使命催人奮起。具有崇高使命感的當代文藝家，應爲時代留下史詩性的作品，爲人類創造更多寶貴的精神財富。當代的史詩性作品，就是將來的歷史性借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