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經濟學：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自信與理論自信

編者按“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裏面的人文經濟學。”自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兩會期間提出“人文經濟學”重大命題以來，人文經濟學研究在學界持續升溫。與此同時，“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潤城、以文興業”的人文經濟學樣本在全國各地湧現，人文與經濟的相得益彰爲高質量發展注入澎湃動能。如何進一步寫好人文經濟學這篇大文章，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本報約請三位學者研討交流。

■主持人： 陳瑜 本報記者

■嘉賓： 羅衛東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浙江大學人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魏建 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教授、山東大學人文社科期刊社社長

桑明旭 蘇州大學人文經濟學研究院執行院長、哲學系特聘教授

新華社圖

主持人：人文經濟學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重大命題，直指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核心要義。如何理解研究人文經濟學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羅衛東：人文經濟學的理論意義在於重構了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的辯證關係。西方主流經濟學將人簡化爲抽象的“理性經濟人”，追求財富生產效率和利潤的最大化，導致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人的異化、相對貧困、精神空虛和環境危機等嚴重問題。人文經濟學以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思想爲指導，強調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種需要既包括物質生活需要，更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精神文化層面的需求。它從理論上突破了“見物不見人”的傳統發展模式，確立了一切“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

人文經濟學的現實意義在於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新的實踐路徑。人文經濟學指引我們：一方面要持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要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在實踐層面，這意味着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和生態環境爲代價，文化產業不能完全被市場邏輯主導，而應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近年來我國推動文化惠民工程、加強歷史文化保護傳承、促進文旅深度融合等實踐，都是人文經濟學在現實中的生動體現。

魏建：在理論上，人文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創新發展。“以人爲本”是人文經濟學核心特徵，這與資本主義以“資本”爲核心的價值觀截然不同。人文經濟學結合對中國式現代化走在前列典範城市實踐的觀察，更加突出強調經濟發展的目的就在於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

人文經濟學是“第二個結合”的典範體現。傳統中國在人類發展史上長期佔據經濟增長第一位的位置，人本思想及其制度體現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成了滋潤經濟發展、提升經濟韌性的深厚沃土。人文經濟學強調要充分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其成爲當代中國文化價值觀的突出底色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在實踐上，人文經濟學是指導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理論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基本特徵必然要求，一方面是重視文化生產，要以豐富的文化作品、產品滿足人民羣衆的精神生活需要，另一方面更要將文化作爲經濟發展的重要動能，全面推動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實現經濟和文化的互融互促，實現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桑明旭：中國式現代化的開闢，意味着我們走出了一條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道路，相對於推崇資本至上、利潤至上的西方經濟發展道路而言，這條經濟發展道路堅持以人民爲中心，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並取得巨大成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以建立在西方經濟現代化基礎之上的西方經濟學爲模板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實踐，則必然會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因此，研究人文經濟學的重要意義就在於，其有助於我們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經濟發展實踐，將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上升爲中國之理，建構獨立自主的經濟學理論。

主持人：習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語》中指出：“人，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不同於作爲西方經濟學起點的抽象“理性人”，人文經濟學對“人”的重新定位有何深意？

羅衛東：習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語》中的論述，是對經濟學人性假設的根本性重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將人簡化爲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計算器，這種功利主義的、“物化”的人性觀導致經濟學研究偏離了真實世界，也無法解釋豐富多樣的社會現象，比如見義勇爲、無私奉獻等利他、合作及文化認同現象。

人文經濟學對“人”的重新定位具有三重深意：一是確立了人的文化主體性。人不是被動的物質消耗者，或者理性計算的機器，而是文化的創造者、傳承者和享受者，經濟行爲深深嵌入文化傳統和社會關係之中。二是強調了人的全面發展維度。人不僅有物質需求，還有情感、認同、審美和自我實現等多元需求。經濟發展應當服務於人的整體福祉。三是恢復了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人不是機械應對價格信號的刺激反應體，而是能夠通過文化創新和技術變革推動經濟發展的主體。這種“文化人”假設更加貼近中國人的現實——重視家庭倫理、講究社會信譽、尊崇國家認同、追求天人合一，中國特色的自主經濟學體系應該以現實的人的特質（自然的、文化的、精神的）爲分析起點和基礎範式來建設和發展。

桑明旭：自亞當·斯密以來，抽象的“理性人”始終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出發點，這一理論出發點規制着西方經濟學必然遵循“投入-產出”經濟效益原則，必然以經濟利潤最大化爲主要目標。人文經濟學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理解人的本質，即“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社會人”不僅是經濟活動存在物，也是文化活動存在物，“不僅追求物質條件、經濟指標，還要追求‘幸福指數’；不僅追求自然生態的和諧，還要追求‘精神生態’的和諧；不僅追求效率和公平，還要追求人際關係的和諧與精神生活的充實，追求生命的意義”。因此，經濟學這門研究人的行爲的科學要以滿足現實的人的多維需要、實現現實的人的全面發展爲根本價值指向。

魏建：西方主流經濟學以“理性人”這一單一性質作爲核心的邏輯起點，捨棄了人所本應具有和本應被關注的更多特性。由此帶來的結果：一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解釋力日趨降低。二是在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推動下，“理性人”假設進入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諸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在這些理論指導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也陷入了極大困境。“理性人”假設之上自然產生“資本至上”崇拜，“資本至上”文化之下貧富分化是必然的結果，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自然成爲資本主義社會的頑疾，危及其現代化進程。

人文經濟學強調“人”是核心研究對象。人是文化的人、是能動的人、是全面的人，是所有複雜社會關係、社會結構的節點，更是所有社會問題、利益糾紛的承擔者。要有效實現發展依靠人民、爲了人民的目標，就需要深入地研究人、研究人民羣衆。深入到羣衆中去、深入到複雜問題中去，明晰羣衆的利益訴求、情感欲求、發展要求。人文經濟學強調以鮮活、全面的人爲研究對象，進而通過對文化、能動、向度等有差異的人的研究，尋找共同點形成共識。在這個過程中，既有的文化價值觀能夠起到凝聚共識的膠合劑作用，文化的人、能動的人、全面的人通過價值觀形成發展共識，從而構成了文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基礎和動力源泉。

作爲“文化融合的國際會客廳”的張園，是首店首發首秀首展齊聚的文旅商體展街區地標。 本報記者 葉辰亮攝

主持人：推動高質量發展，文化是重要支點。近年來，從“悟空”遊戲帶火多個打卡目的地，到地域文化爲“蘇超”比賽帶來“潑天流量”，衆多城市“破圈”的背後離不開人文經濟的賦能。如何理解人文經濟學與城市內涵式發展的關係？

羅衛東：人文經濟學與城市發展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文化賦能與經濟轉型升級的良性互動。傳統城市化模式注重土地擴張、人口集聚和經濟增長，但也帶來了“千城一面”、特色消亡、文化認同弱化等問題。人文經濟學視野中的城市內涵式發展，則強調以文化塑造城市靈魂，以人文價值提升城市品質。近年來衆多城市的“破圈”實踐證明了這種新路徑的有效性：一是文化IP激活城市空間。“悟空”遊戲帶火打卡地，本質是文化符號對物理空間的賦能，實現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二是地域文化塑造城市標識。“蘇超”和“浙BA”比賽憑藉江南文化特色獲得流量，表明獨特文化身份已成爲城市競爭的核心差異化優勢。三是人文價值提升城市魅力。從杭州的和諧創業文化到深圳的創新文化，城市正在通過文化建設吸引人才和投資，形成“以文興產、以文興城”的新發展邏輯。這種內涵式發展不僅提升了城市的經濟價值，更重要的是創造了更宜居、更有認同感的生活空間，體現了“人民城市爲人民”的價值追求。

魏建：人文經濟學助推實現城市的集約高效發展。通過歷史街區的升級改造、工業遺產的功能更新、文脈符號的系統整合，能夠以文化原力激活存量空間，完成空間資源的高效再配置。充分利用創意、智能科技打造傳統文化IP促進文化經濟化，豐富文化產業業態，形成更多魅力無比的空間場景。同時促進文化創意、服務創意進入製造業，提升產業鏈價值，實現以文化賦能產業升級、推動經濟集約轉型的目標。

人文經濟學爲城市發展融入多元動力，形成特色發展格局。人文經濟學將歷史文化資源、地域特色文化等無形資本轉化爲生產要素，實現城市發展動力源從資本驅動到文化驅動的重構。能夠通過提煉本土人文精神，實施文化浸潤，增強認同感與參與度，激發內生動力，增強發展的韌性。更能夠基於傳統文脈對在地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對產業進行文化創意升級，實現差異化發展。

人文經濟學推動城市工作重心更加註重柔性治理。“以文化人”是一個至高的境界，也是人文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宗旨。人文經濟學將人文價值融入治理體系，以文化賦能提升治理效能，推動城市工作重心從“規模擴張”轉向“治理深化”、從“政府主導”轉向“多元共治”，促進形成“文化-經濟-治理”的良性循環，全面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桑明旭：城市是人類生產生活的重要載體。深刻理解人文經濟、人文經濟學與城市內涵式發展的關係，我們要持有歷史性的視野。縱觀現代城市發展過程可以發現，從工業城市到金融城市再到文化城市，大致構成現代城市主導形態演進的基本脈絡。當然，在作上述判斷的同時也要考慮到不同城市在產業分工和功能定位上的互補性。具體而言，這種演進脈絡一方面由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因素的轉變（從資源主導、資本主導到文化主導）所決定，另一方面也由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社會整體需求結構中的比重的不斷提升所決定。馬克思指出：“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爲如果沒有消費，生產就沒有目的。”隨着生產力的不斷髮展，一定會有更多的精神文化需求，隨之而來的精神文化消費也就必然成爲城市新一輪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當然，各個地區要從自身經濟現狀和文化特色出發，因地制宜發展適合自身的人文經濟，既要看到文化對經濟的強大引領作用，防止陷入“經濟決定論”；也要注重經濟對文化的根本支撐作用，防止陷入“文化決定論”。要深刻認識到，“不僅有歷史文化的傳承，而且有高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的人文經濟“代表未來的發展方向”。

主持人：人文經濟學與文化強國、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等一系列重大戰略和實踐息息相關。當前，我國人文經濟學研究總體上仍處於起步階段。如何加快建構中國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昇華中國理論？

桑明旭：準確把握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本質內涵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前提。我們要走出常見的“窄化誤區”，即在文化產業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內闡釋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將其狹隘地理解爲關於文化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的經濟學理論。我們需要以文本文獻深耕全面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人文經濟、人文經濟學重要論述的核心要義及其內在邏輯，以實踐樣本研究系統總結當代人文經濟發展的經驗和規律，以創新性思考釐清人文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關係，以反思性對話釐清人文經濟學以“人文邏輯”解決西方經濟學“人文危機”“人文悖論”的體系化功能，在闡明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內涵、主要特徵、出場背景、思想淵源、核心概念、創新原理、思想史、方法論、實踐樣本等知識內容的基礎上，將其自主知識以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形式呈現出來。

魏建：加快建構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本質上是文化自覺與理論自信的體現。通過系統性推進理論原創、實踐轉化、制度保障和國際傳播，中國的人文經濟學將爲全球經濟發展貢獻兼具人文關懷與科學理性的新範式。

當然，構建自主知識體系需要久久爲功。要抓住幾個關鍵問題集中展開研究：一是文化促進經濟發展的有效前提研究。現實中也有文化豐富的區域經濟卻不發達，或者反過來經濟發達的地方文化卻不繁榮。在文化和經濟的“兩兩組合”中，文化與經濟同繁榮只是其中一種組合。那麼，是什麼因素制約了二者的互融互促？文化促進經濟發展的機制是什麼？其中的關鍵何在？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揚問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包含着豐富的經濟思想，有些在歷史上轉化爲了具體的制度安排。但是經濟學界對於這些思想和制度的研究相對不足，史學界的衆多研究成果沒有被充分重視和吸納。要研究透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衆多思想的經濟含義及其制度安排和現實績效，需要多個學科的密切配合。三是文化與科技的關係問題。科技創新如何融入文化與經濟的互動關係之中，科技創新是獨立的經濟社會發展因素，還是文化和經濟互動過程中的中間因素？人文經濟學必須要處理好將科技創新納入理論體系的問題。

羅衛東：建構中國人文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最終目的，是要形成一套既能解釋中國發展奇蹟，又能指引未來道路的理論系統。當前我國人文經濟學研究需要多路徑推進：第一，強化理論基礎研究。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等經濟思想，凸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文底色，借鑑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文經濟學概念體系、理論框架和方法論。第二，總結中國實踐經驗。系統研究浙江“千萬工程”“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蘇杭等地的“人文經濟學”實踐樣本案例，從實踐探索中提煉理論創新點。第三，創新研究方法工具。開發能夠衡量文化價值、社會共通資本功能、幸福感、發展能力等多元福祉的指標體系，克服目前通行的國民經濟覈算體系的侷限性。第四，促進跨學科融合。打破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壁壘，形成以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爲導向的研究合力。第五，加強國際對話交流。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講述人文經濟發展故事，講好中國式現代化故事，推動中國理論走向世界。

人文經濟學不僅是經濟發展理論的創新，更是一種發展哲學的變革。它標誌着中國從跟隨西方發展模式到自主探索現代化路徑的歷史性轉變，爲我們理解和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關鍵的理論鑰匙和實踐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