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在歷史見證與美學奇觀間搖擺-文化-漫步新聞-陪你看看

在中國當代電影的語境中，但凡在創作上觸及民族創傷和歷史記憶，就不得不在兩種任務之間小心翼翼地進行平衡：

一方面，它必須承擔歷史記憶的守護者角色，喚起觀衆對於民族過往的再認與銘記；另一方面，它又必須作爲電影文本自立，在敘事邏輯、人物塑造與美學選擇等層面經得起檢驗。

近期上映並引起廣泛討論的《731》恰恰將這兩種任務集中在了一部作品之中。影片在激起觀衆真實情感共鳴的同時，也迅速催生了接受層面的輿論分野。

其爭論焦點主要循着兩條路徑展開：

一是圍繞文本對歷史的忠實度考量，二是關於其藝術形式的自洽性與美學表達有效性的詰問。

這兩種觀衆反應，恰印證了重大歷史題材的影像表達，本質上並非單純的藝術評判問題，而是一個交織了歷史觀、倫理尺度與美學選擇的複雜場域。

與1988年的《黑太陽731》相比，雖然在內容上有諸多相似之處，但《731》在表現策略上發生了顯著轉向。前者以殘酷直白的視覺再現，令觀衆在震驚與憤怒中直面暴行的殘忍；後者則選擇了收斂血腥奇觀的道路，將敘事焦點置於小人物王永章的個體成長之上，藉此以“人”的覺醒來承載這段慘痛歷史記憶的厚重。

這樣的轉向，固然體現了創作者的人文企圖，但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

個體敘事如何避免被過度的傳奇化稀釋？

美學表達如何在奇觀與諷喻之間自處？

觀衆的情感動員究竟源自電影本身，還是源自既有的歷史記憶？

一個冒名頂替抗日英雄的市井販夫，在極端的境遇中最終成長爲一名真正的英雄——這便是影片主人公王永章的核心經歷，也構成了貫穿全片的敘事主線。

王永章的這一人物弧光設計，意在呈現普通人在極端境遇中逐步覺醒的過程，揭示個體命運與歷史洪流之間的複雜關係。然而，從敘事結構上看，影片的前半段刻意保持了人物身份與動機的曖昧性，直到中段藉由他人口述才揭示“真英雄”王子陽的越獄事蹟。

這種敘事上的延遲，既推遲了觀衆與人物的情感契合，也在無形中製造了接受層面的張力，使人物的心理共振直到影片後半程才逐步確立。

於是，當王永章展現出肉搏日軍、聽聲辨位等超越尋常的能力時，敘事的可信度便陷入微妙尷尬：角色明明出於市井，卻又被賦予了近乎傳奇的技能，這在無形中削弱了他的典型性。

須知，典型人物的塑造應當在個人身份的獨特性與羣體經驗的代表性之間保持平衡。如果過於傳奇化，角色便脫離了現實土壤，無法代表普遍的羣體經驗；如果過於扁平化，戲劇效果就無法達成。

《731》無疑同樣觸及了這一矛盾：它既希望通過王永章來承載“千千萬萬普通民衆”的痛苦與抵抗，同時又讓他展現近乎英雄式的超常技能。但結果是，他既不能完全體現出普遍羣體經驗的典型性，也難以作爲單一的個體被接受。

歷史需要“典型”，電影需要“人物”，兩者在創作實踐中並不容易調和。《731》的嘗試，說明創作者希望通過“個體化”來突破前作的血腥直白，但現有的處理卻讓觀衆在“現實感”與“傳奇性”之間產生了心理落差，從而形成了潛在的共情障礙。

如果說人物塑造的失衡根植於敘事層面，那麼影片在視覺語言上的選擇，則暴露出更爲棘手的美學困境。

較之《黑太陽731》，影片弱化了對暴行的紀實性呈現，轉而訴諸一系列高度風格化的象徵場景，試圖以美學上的“間離”效果達成對法西斯主義的反諷與批判。然而，當承載批判意圖的視覺符號過於飽和，甚至產生一種詭異的美感時，這種策略便走到了批判的懸崖邊緣：預期的反諷效果很可能被意外的奇觀化所吞噬。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冰雪中行進的日軍列車與軍樂的組合。軍容嚴整的畫面，與1945年日本軍國主義窮途末路的實際情況形成鮮明反差，也因與影片應有之氛圍的不匹配而顯得格外突兀。結果是使這部本應揭露和批判法西斯暴行的影片，在形式上卻反而營造出“威權感”，不僅與影片的批判基調背道而馳，更在效果上造成了嚴重的錯位。

此外，囚徒被宣告“自由”（實則是死亡）的橋段時藝伎的華麗出場、女童攀梯在類似“魔法櫃”中取藥的場景，都帶有近乎浪漫魔幻的氣質。這種處理固然增強了視覺張力，但在敘事效應上卻可能稀釋暴行的殘酷性，甚至在形式層面誘發出一種以美學裝飾暴力的錯覺。

因之，這就不光侷限於藝術形式的問題，更是對我們觀看之道的倫理拷問。

蘇珊·桑塔格在《論他人之痛苦》中已爲我們揭示了這一困境的兩個極端：影像的無休止氾濫，會耗盡我們的同情，導向情感麻木；而更爲隱蔽的危險在於，影像的“美學化”傾向，會將真實的暴行轉化爲一種安全的、可供沉思的奇觀，從而剝離事件本身那不容置疑的恐怖。

桑塔格所警示的“奇觀化”，恰好爲我們理解歷史創傷的再現問題提供了入口。當影像將苦難奇觀化，它便不再導向批判性的反思，而是誘發了情緒化的重複。

正如歷史學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在研究集體創傷時，借用並轉化精神分析理論所作出的關鍵區分——“付諸行動”與“修通”。陷入奇觀的影像，本質上就是在引導觀衆“付諸行動”：它迫使我們沉浸在被調度的震驚、憤怒或感傷中，卻懸置了理解創傷歷史與倫理維度的可能，這與需要距離和分析的“修通”過程背道而馳。

因之，影片《731》的內在矛盾便清晰地呈現出來。

它試圖揚棄《黑太陽731》那種可能引發生理麻木的直陳血腥，轉而開拓出一種以風格化視覺構建反諷的“惡之花”式美學路徑。然而，這條行走於剃刀邊緣的路徑時常偏離航道，其精心構建的視覺奇觀，最終非但未能導向批判性的反思，反而淪爲一種觸發情緒“付諸行動”的誘因——這恰恰落入了桑塔格所警示的理論陷阱。

它在追求強大視覺張力的同時，未能始終爲觀衆保留“修通”創傷所必需的批判性空間，從而產生了曖昧甚至是與創作初衷相悖的效果。

果不其然，影片上映後迅速在輿論場中撕裂出兩極化的接受路徑，這背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判座標系。

一方是“歷史派”，他們以“見證”爲第一倫理，其評判標準幾乎完全外在於電影文本：影像是否構成了對歷史暴行不容置疑的忠實指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