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若有天堂，大馬士革必在其中

作爲敘利亞的首都，大馬士革自古以來便是中東地區的戰略要地，同時又是一座歷史悠久且具有重要意義的城市。《大馬士革：刀鋒下的玫瑰》追溯了其豐富多彩的歷史：從公元前7000年左右建城，先後經歷亞蘭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法國人的統治，直到20世紀的各方面衝突。本書基於新的歷史資料，從歷史學和考古學的綜合視角，揭示了大馬士革在該地區漫長曆史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大馬士革：刀鋒下的玫瑰》，[澳] 羅斯•伯恩斯 著，楊 楠 譯，譯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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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與朱庇特神廟

大馬士革此時風頭正盛，作爲羅馬的忠實僕從而欣欣向榮。它的城市地位在希臘人時期還只是時有時無，現在卻不再是那樣了。這座城市早已不再是帝國一個無人知曉的角落裏的邊陲小鎮。對它的管轄很穩固；它的近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匪患和小君主的襲擊。城市肥沃的農業基地支撐起了長期的繁榮。和平意味着財富沿着商路向東方和南方流去，因爲羅馬人對奢侈品的需求不斷增加，而東方可以提供這些具有異國風情的奢侈品，來滿足羅馬越發兼容幷蓄的口味。由於貿易急速發展，市民可以考慮在市容建設方面進行新的投機，並使長期提升城市地位的崇拜進一步發揚光大。

雖然大馬士革絕非帝國東方的頂級城市，人口遠少於安條克和亞歷山大里亞，處於第二梯隊靠後的位置，排在耶路撒冷、阿帕米亞或提爾之後，然而，羅馬人試圖推廣其統治的優勢。就這方面的聲望而言，它確實是一個重要的中心。斯特拉波指出，大馬士革曾經是“這一地區對波斯人來說最有名的城市”。他認爲，在他的時代（奧古斯都時代），它仍然擁有重要地位。它是最先爲將羅馬—希臘條理性落實到物質層面而轟轟烈烈大幹一場的城市之一。然而，使它躋身於“不虛此行”之列的本錢，是其崇拜的重要性。在書面資料中，這種崇拜吸引人們前往其神廟的力量，往往堪比離此不遠的耶路撒冷。在希臘時代的城市中，神廟建築羣曾經佔據相當大的比重。然而，羅馬時代大馬士革規劃的規模更大，神廟會定期吸引大量人羣前來參加祭祀活動。天空之神哈達德—拉姆曼更新了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亞蘭人時代的傳統，變成了大馬士革至善至偉的朱庇特。大馬士革作爲朱庇特之城聲名遠揚，這一現象傳到了遙遠的意大利，那裏也湧現出了一些有樣學樣的中心。神廟很快便成爲新的同化主義秩序的燈塔。

這個新項目可能由誰授意和指導，在很大程度上是個謎，但它必定反映了神廟大祭司和市政當局之間密切的相互作用。有銘文顯示，該項目的資金由對神廟寶庫的捐贈提供，捐贈由祭司和神廟守護者向當地的商業精英募集，並得到了羅馬政府的積極鼓勵。銘文顯示了羅馬人的參與程度，到了公元2世紀，許多神廟祭司和寶庫官員普遍擁有希臘或羅馬名字，而個人捐贈者則更常擁有源自閃米特語的名字。羅斯托夫採夫表示，大馬士革與埃米薩、巴爾米拉和埃德薩一樣，“仍然是原來的樣子，是祭司王的住所：它們從未成爲安條克那樣的希臘城市”。這可能有些誇張，但神廟建築羣的巨大規模確實表明，在羅馬政府的支持下，宗教統治集團在城市事務中擁有很大的話語權。

我們從最近的研究中得知，這座希臘神廟在公元1世紀初、奧古斯都的長期統治即將結束之時被改造過，彼時的基督還很年輕。兩個同心長方形庭院的體系正是在這時開工的。內部的聖域可能直到奧古斯都的統治結束（公元14年）後不久才完成，這也是西北塔樓完工的年代。外部的圍場，以及與它相連的集市，可能直到公元1世紀中期才完成。因爲一篇銘文透露出，它是隨着資金的籌集分階段建造的，而籌集資金則可能是通過它的商業活動完成的。東邊的外部入口也是直到那時才加建的。外部圍場還發現了另外的祭壇、宴會廳和神龕的遺蹟，這些都是由個人分別出資的。2世紀末的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統治時期，又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升級改造，可能增加了一些風格更爲華麗的裝飾。

在審視朱庇特神廟建築羣全部的發展過程之前，還有一件很有教育意義的事情要做，那就是看看在過去的一百年裏，神廟的形態是如何通過研究者的工作化爲明朗的。因爲對於如何解讀倭馬亞清真寺及其周圍留存的遺蹟這一問題，他們的推論頗具洞見。歐洲讀者初次見到這個神廟建築羣，是在1745年於倫敦出版的理查德·波科克的《東方紀事》中。波科克畢業於牛津大學，是一名神職人員，還是一名熱情洋溢的旅行者，博聞多識的“旅行作家”傳統最早的真正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敘利亞廣泛遊歷，出版了三卷充滿地形或歷史細節的紀事，並且藝高人膽大地超越了那些精心編造的傳說和民間故事。他的清真寺設計方案圖解首次將求知精神應用於肉眼可見的遺蹟。他所繪製的設計圖試圖解釋聖域外爲何還留有相當數量的柱子，而外部圍場的柱廊和拱廊的遺蹟都已經消失了。在波科克看來，拜占庭時代的教堂作爲清真寺的禮拜大廳倖存了下來，並被五座有柱廊的建築所包圍，他對此進行了天馬行空的描述。這種關於教堂被直接改造成清真寺的假想是一條錯誤線索，又過了兩個世紀纔得到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