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Seek式創新，年輕科學家爲何不敢做？蒲慕明：這非常值得反思

“DeepSeek給國內研究機構敲響了警鐘。”日前，國際著名神經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蒲慕明在《國家科學評論》的社論中尖銳發問：國內研究機構獲得大量AI項目資助、聘用大批人才，論文發表量激增，爲何出不了DeepSeek這樣有影響力的成果？

拋出問題的同時，蒲慕明也與一些年輕科學家就DeepSeek現象進行交流。“他們都說，我們不太敢做這種大東西，一是怕有風險做不成，二是沒有足夠資源。”蒲慕明認爲，如果這是科研機構中年輕人的普遍想法，那就非常值得反思。

“DeepSeek之所以成功，在於他們沒有亦步亦趨地跟隨美國AI巨頭的腳步。中國科研是否過於受歐美範式左右？‘習慣性跟隨’的影響是不是太深？”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蒲慕明認爲，這是一個值得深思和反思的問題。

“習慣性跟隨”的科研價值觀亟需轉變

過去20多年，大批優秀海外留學生回國，中國科研也取得了飛躍式發展。“然而，一個不得不注意的問題是，這些留學生在科研思路上受歐美影響很深，難以跳出固有學術思路和框架，做開創性研究，實現真正的創新。”在蒲慕明看來，目前我國科學界發表的頂刊論文數量大幅增長，但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成果依然缺乏，背後的深層原因在於這種在歐美接受科研訓練期間潛移默化的影響——不敢跳出歐美劃定的科學規範和道路，甚至沒想過嘗試去走一條不一樣的路。

“歐美科學家主要以個人興趣、價值實現爲研究驅動力，並沒有把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當作科研的主要目標。”蒲慕明以神經科學爲例說，美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和投入非常巨大，產出成果車載斗量，但仍未能解決抑鬱、成癮、神經退行性疾病等社會性難題。

他認爲，中國傳統科研文化崇尚實用主義，雖沒有產生基於數學推理和實驗探索的現代科學，但問題導向的研究對當今世界的科技發展有着積極意義。“從實用價值而言，‘1到100’的研究對社會的意義可能比‘0到1’更大，而且其中的每一步都需要基礎研究的參與。”通常，這個過程會以“小步跑”的方式實現增量式遞增，而DeepSeek以“躍遷式增長”加速了這一進程，帶來了震驚全球的影響力。

讓年輕人敢於爲解決問題大膽挑戰

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學術背景並不突出，卻有信心、有膽量去攻克通用人工智能這一重要難題。蒲慕明認爲，國內研究機構應該認真思考，如何爲處於研究體系底層的年輕人創造追求自己想法的條件。

“科研創新的黃金期在20歲到30歲之間，這正是他們在國內科研機構爲導師做課題的時候。”他說，就目前普遍情況來看，這個階段的年輕人缺乏必要的資金資助、實驗條件和人力支撐，尤其缺乏創新自主權，實現創新理想的空間有限。

蒲慕明非常推崇麻省理工學院的“懷特黑德學者計劃”。該計劃爲從事生物學和人工智能領域剛獲得博士學位的卓越青年科學家提供獨立研究機會，給予實驗室空間、相關配套支撐人員、科研經費以及共享技術設施的使用權限，爲期三到五年。全球基因編輯領域最傑出的華人科學家張鋒就是在博士畢業後直接在該計劃資助下開始獨立工作。

爲此，從3年前起，蒲慕明在位於上海的中國科學院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神經科學研究所）探索“青年研究員計劃”——從博士畢業生中選拔極具天賦者，由中心提供科研經費、實驗室，他們可自行招聘工作人員，獨立開展研究，做自己想做的創新。

這樣的人如何選拔？“我們並不只注重學業成績，更看重他們對科研是否懷有足夠的熱情和膽識。”蒲慕明希望， 這條“非常規”通道能爲“梁文鋒式”青年科學家的成長趟出一條希望之路。

目前，已有3位腦智中心的年輕博士入選“青年研究員計劃”，如今都已有優秀的成果產出，其中兩位已破格晉升爲研究員，另一位也已在申報中。

具身智能期待腦科學與AI深度融合

“儘管DeepSeek的突破具有創新性，但仍處於目前主導人工智能領域的大語言模型框架內。”蒲慕明在《國家科學評論》的社論中表示，隨着算力需求達到極限，大語言模型的進一步發展將依賴於更高效的算法和網絡結構，此時最需要腦科學的介入。

不過，目前人工智能與腦科學的融合還極爲有限。據他觀察，大多數AI研究人員很少關注大腦的工作原理，因爲深度學習和大語言模型在很多方面似乎比人類大腦強大得多，而且大模型的應用機會比比皆是。

“然而，人腦如何實現高效計算、大腦如何指揮身體與外界有效互動，這些問題在開發具身通用人工智能時變得極爲重要。”蒲慕明說，這需要軟硬件工程師、生物工程師和神經科學家之間開展密切的跨學科合作。

他透露，“中國腦計劃”第二期的五年規劃正在進行中。他相信，未來五年，通過神經科學家與人工智能研究人員的密切合作，達到人類智能水平且符合人類需求的具身通用人工智能有望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