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長文創作季#

1956年的1月，北京的冬日寒風凜冽，然而，卻有一個地方迎來了一片熱鬧的景象——那就是位於德勝門外的功德林。

被關押在功德林中的戰犯被釋放了，他們代表着一個時代的起伏和變遷，凝聚着過往的輝煌與掙扎，而此後，他們的命運將會受到特赦的影響，重新融入社會的懷抱。

然而並非所有關押在功德林中的戰犯都能得到特赦，在1954年，就有三位將軍被執行了死刑。

功德林監獄

功德林坐落在原功德林路1號，曾是一座建於金代的佛寺，功德林的外觀也十分獨特，八角塔樓中央，周圍有八條呈放射形的通道，被稱爲“衚衕”，每條通道各有兩排相對的牢房。

光緒三十一年，功德林經歷了一場變革，這裏開始專門用來收容犯人，在這之後，功德林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寺廟，而是轉變爲一個勞改機關。

1928年，這座監獄成爲國民政府專門用來關押“政治犯”的地方，被命名爲“河北省第二監獄”，在這裏，無數共產黨黨員被囚禁和慘遭殺害。

隨着北平和平解放，功德林被公安部接管，從1955年年末開始，功德林成了國民戰犯的主要收容地，許多知名的國民黨戰犯都被關押在這裏，裏面就包括原國民中將司令王耀武、東北“剿總”中將副司令範漢傑等一系列赫赫有名的將領。

它被用來關押各種類型的犯人，包括戰爭中的戰犯、政治犯和其他刑事犯人，在這裏，囚犯們進行各種形式的思想改造和教育。

這個原本被稱爲“河北省第二監獄”的功德林，已經逐漸成爲國民黨“骨幹中的骨幹”關押的所在，關押的國民黨戰犯已接近200人，這羣人可謂是國民黨的中堅力量，因此有人戲稱：“不是阿貓阿狗都能被關進功德林的，進那裏也是要有資格的。”

這一時期，進入功德林的國民黨戰犯們都心生惶恐之情，因爲他們懷疑自己可能會被“集中處決”。

然而，也有一些戰犯顯得相對“篤定”，1951年年初，全國掀起的“鎮壓”高潮令這批戰犯膽戰心驚，他們面臨着兩難選擇：是繼續關押，冒着被集中處決的風險“以儆效尤”？還是放出去，面臨着可能被憤怒的羣衆揪出來，生命岌岌可危的境地？

但他們的擔心顯然是多餘的，因爲早在他們被關進功德林之初，黨中央就已經做了明確的指示：“不要動那些國民戰犯。”

不僅如此，在功德林裏的戰犯中可以與家屬自由通信，接待親友訪問，彼此之間的稱呼一律爲“同學”，這些政策不僅給了他們盼頭，也讓許多國民戰犯心中的大石頭終於落地。

剛進功德林時，許多將軍都心懷疑慮，生怕因爲自己的過往而遭到惡意對待，甚至說話都要小心翼翼，面對這種情況，黨中央告訴他們，他們雖然過去是國民黨軍官，但都在抗日戰爭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們的抗日功勞會被人民記住，希望他們在這裏安心改造。

當然，管理人員對戰犯們並非處處客氣，他們也會面臨種種考驗與挑戰。

雖然在功德林中的大部分軍官經過認真良好的改造都能獲得特赦，但總有一些軍官，最終的下場是執行槍決。

1954年的槍決

張佔魁是河南省上蔡縣人，出生於1897年。

他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家庭，從小的生活也十分平凡，是一個不起眼的普通人，這一切都在他參加軍隊成爲一名軍人之後發生巨大的改變。

張佔魁也沒料到自己在從軍方面有極大的天賦，進入馮玉祥手下的西北軍之後，他逐漸展現出出色的軍事才能和領導才華，也深受上司的賞識，逐漸從一名普通的士兵晉升至師長的地位，在軍中，他的謀略和膽識都得到大家的認可和尊重。

然而，張佔魁的命運轉折發生在中原大戰，當時新軍閥混戰，纔剛剛平靜一年多的中原大地再次陷入戰火之中。

蔣介石和閻錫山、李宗仁等軍閥之間積怨終於爆發，蔣介石面臨着幾乎幾大派系的合力圍攻，已經陷入獨木難支的境地。

在戰前的關鍵時刻，張佔魁突然選擇背叛原先的陣營，投向了蔣介石的國民黨陣營。

此事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張佔魁之前雖然在馮玉祥的麾下，他在戰前分析局勢，料定此戰馮玉祥必敗，於是在成爲反蔣聯軍騎兵2師師長之後，早就已經萌生了叛變之心。

事實證明，張佔魁的政治嗅覺是十分敏銳的，蔣介石贏下了中原大戰，張佔魁不但沒有受到懲罰，反而憑藉這個機會打了個翻身仗。

在追隨蔣介石的日子裏，張佔魁隨後歷任騎兵3師師長、騎兵14旅旅長、河南省剿匪司令等職務，充分展現出了他在軍事上的出色才能和領導能力，很得蔣介石的賞識。

抗戰爆發後，他被任命爲騎兵第9師師長，參與了平漢路北段的抗戰，爲抗擊日寇、保衛祖國的戰鬥做出了重要貢獻。

隨後，他更是晉升爲36軍副軍長，在軍隊中的威望和影響力日漸提升，而他對蔣介石政權的信心也越來越足，他認爲在接下來的國共內戰中，蔣介石也一樣能夠取得勝利。

但事情的發展並不如他所願，1949年解放戰爭中，張佔魁的部隊被俘，他本人也被捕，隨後，他被關押在戰犯管理所中，從將軍淪落爲俘虜。

被關進功德林監獄之後，他被迫從事管理工作，身處戰犯中心過着囚禁生活，這讓他心有不甘，且身心飽受折磨。

1954年，全國卻爆發了叛亂，政治環境的變化對張佔魁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他被指控激進參與反對共產黨組織，被判處死刑並最終被執行。

還有一位被處決的將領名爲韓步洲，1901年出生在山西繁峙，年輕時受教於太原北方軍官學校，隨後加入閻錫山部隊，成爲閻錫山面前炙手可熱的紅人。

從軍之後，韓步洲也開啓了他坎坷的軍旅生涯，韓步洲的軍事能力也十分出色，由於在戰場上表現出色，他迅速獲得上級的青睞，一路晉升，最終擔任起騎兵第1軍參謀處長的重任。韓步洲成爲閻錫山的得力助手，尤其在抗戰期間，他率領暫編46師和43軍，與侵略的日軍進行了激烈的戰鬥，捍衛了山西的領土，立下了赫赫的軍功。

1948年，韓步洲被調到太原城中，擔任太原警備司令，在解放戰爭的壓力下，他屢次被解放軍勸降，但韓步洲卻堅持自己的立場，拒絕投降。

甚至在太原解放前夕，他竟採取了激烈的破壞行動，毀壞工廠，焚燬檔案，甚至殘忍地殺害無辜百姓，給太原帶來了巨大的損失，這一激進的行爲也使得他日後落入不可原諒的下場。隨着戰爭的推進，太原終於在解放的浪潮中解脫出來，韓步洲作爲戰敗的一方，也成爲解放軍的俘虜。

剛開始，他被關押在太原戰犯管理所，後來又被轉移到北京的功德林。

由於韓步洲一直沒有悔過的意願，也因爲他犯下了種種不可饒恕和磨滅的罪行，經過黨中央商議決定，1954年，他因罪行被判處死刑，刑罰迅速執行。

韓步洲的一生，以罪惡的終結，成爲那個時代歷史的一個深刻印記，雖然他曾是抗戰時期的英雄，卻因堅持錯誤的選擇，最終以悲劇的結局謝幕。

同時被處決的還有一位將領劉培緒，也擁有與之相似的經歷。

劉培緒原名劉念祖，字冀述，生於1893年河北的一個地主家庭中，他的父親劉秉楠是清末老秀才，以醫術爲鄉親治病，積累了些許財富。

在家裏，劉培緒排行老大，從7歲起被送往私塾求學，一直讀書到21歲，然而，隨着家庭財政狀況日益惡化，劉培緒放棄了大學學業，一腔熱血無處安放的他選擇了加入袁世凱創辦的陸軍模範團二期。

1916年，袁世凱病逝，模範團併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五、六期，劉培緒被分配到步兵科六期十三連。

1927年4月，劉培緒率部撤退，卻很快陷入奉軍的包圍圈，最終在劣勢下被俘，後來，張學良任命他爲奉軍第14師師長，但實際上這個職位只是一個虛銜，沒有實權，因此北伐戰爭結束後，劉培緒很快離開了奉軍。

1929年4月，湖南軍閥唐生智東山再起，劉培緒受邀加入第五路軍擔任總指揮，但隨着唐生智在反蔣戰爭中失敗，劉培緒的部隊也被蔣軍收編，在七七事變後，他的軍事生涯出現了重大轉折。

淞滬會戰期間，由於劉培緒指揮的部隊在蘇州表現不佳，導致蔣介石對其十分不滿，給予了嚴厲的批評，爲逃避處罰，劉培緒不得已匆匆逃往香港。

在香港，受到葉蓬的影響，劉培緒加入了“和平運動”，他利用自己在北方的人脈，很快就組織了一支規模不小的隊伍，其中包括了許多曾在師、旅、團中有頭有臉的人物。

他成立了三個學員隊，培訓了約400名學員，主要招收中學程度的知識青年，進行了類似士官式的正規訓練。

這些學員隊以軍事操課爲主，輔以政治訓練，他們在入隊宣誓書上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忠於三民主義，1939年12月9日，劉培緒在江灣舉行了盛大的開學典禮，受到了汪精衛等人的關注和支持。

汪精衛甚至在典禮上表示，要集合這些武裝同志，建立現代國家部隊，大張旗鼓地宣揚反共思想，劉培緒後來擔任了僞中央軍校教育長兼參謀次長，但他與僞中央軍校總隊長劉夷的關係並不融洽。

隨着內部鬥爭，劉培緒漸漸被邊緣化，被剝奪了實質權力，在汪僞政權中黯然失色。

儘管在南京政權中坐了冷板凳，劉培緒仍在1943年返回北京，雖然被監視，但總算過上了平靜的生活，經營着糧食行業和手工織襪廠。

劉培緒對蔣介石政權失去了信心，因此積極參加反蔣的宣傳和鬥爭，經常參與地下組織，組織進步學生和工人進行進步活動，爲北京的解放做出一些有益的貢獻。

原本劉培緒能夠安穩地度過自己的餘生，然而到了解放後期，劉培緒卻爲了個人經濟利益，在解放軍接管北京初期混亂的市面上資助強盜，如楊振蘭、田之道等，實施多次搶劫犯罪。

一直到1951年，北京公安破獲了這一系列案件，將劉培緒逮捕入獄，關押在功德林中。

經過調查取證和判定，最終劉培緒也被判處了死刑，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此後的功德林

1959年12月14日，周總理在自己的住所西花廳迎來了一羣與衆不同的客人，這些客人曾經是功德林的囚犯，但現在，他們已踏出鐵門，迎來了周總理溫暖的擁抱。

1959年12月4日，歷史的一頁被翻開，一份意義非凡的名單被公佈於世，這份名單標誌着戰後重建道路上的一次重要轉折，其中包含着第一批戰犯的特赦釋放，共有33名被列名其中，在這些名單上，有着十位曾被囚禁在功德林中的國民戰犯。

從1959年起直至1966年，每一年幾乎都有一批戰犯被特赦，這六批戰犯的特赦進程被視爲時代變遷的見證者。

1975年，所有戰犯都得到了特赦，同時中央也安置好了他們在釋放後的工作。

1975年3月19日，所有在押的國民黨戰犯被一併釋放，這一消息震撼了整個社會，然而，特赦並非終點，而是一個新的起點。

被釋放的戰犯們需要經歷社會的審視和接納，他們大多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的過往會被輕易抹去，他們將在新的崗位上繼續爲社會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書寫着新的人生篇章。

雖然中央對戰犯都進行了寬大處理，但由於一些不可磨滅的罪過和錯誤，仍然需要對其付出代價，這三位將軍的結局就是最好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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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決勝豈止在戰場--訪功德林“北京戰犯管理所”原址.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